回忆十年前湖北省政府“七·二一”大上访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叫方隆超，1961年4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横沟镇湖桥村上方，今年48岁。1983年毕业于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之后被分配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规划处防洪室工作。

我天生对气功、修炼感兴趣，曾经学练过太极拳等多种气功，后来经过认真观察比较，认识到法轮功是最好的。学炼法轮功前，我一年总要花费单位几百、上千元的医药费，学炼大法不久后，慢性眼结膜炎、中耳炎、颈椎炎、膝盖处风湿性关节炎、皮肤病等医院治不好的慢性病都好了。大学二年级眼睛开始近视，之后一年平均增加四、五十度，至93年达600度，93年10月炼功后近视不再加深。修炼大法后我没再花单位或个人一分钱的医药费（设计院规划处有账目可查）。

法轮功1992年5月中旬在中国东北的长春正式传出，因为法轮功教导修炼人待人处事要以“真、善、忍”为准则，以修炼心性为本，做事先考虑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方方面面都要做一个好人，许多人学炼后内心充实、宁静祥和，人的秉性、个性都有很大的改善。同时法轮功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对人的身体改观很大，学炼不久后：许多重病人病好了，无病一身轻；许多体质弱的人身体变强壮了；许多老年人越炼越年青，许多老太太皮肤变的白嫩，白里透红，比用什么美容保健品的效果都要好。虽然没有任何媒体广告宣传要人来学，可是人传人，心传心，口耳相传到1998年下半年，中共国家体育总局统计有七千万人学炼法轮功。到1999年7月中国大陆约有一亿人学炼。

因为法轮功信仰的是“真、善、忍”，而共产党崇尚的是“假、恶、斗”。理念根本上冲突，再一个更直接原因就是原中共总书记江贼民由于心胸狭窄，妒嫉心太强，当时在许多中共高层都不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悍然决定镇压法轮功。1999年7月22日下午3点，中共媒体宣布法轮功为所谓的“非法组织”。可是却在7月20日凌晨4点提前二天偷偷地全国统一大逮捕，武汉有许多义务辅导员、老学员被抓了。7月21日下午，许多功友相约自发到省政府上访，要求放人。因为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一个镇压，在炼功群众看来，大家都是在做好人，没有任何征兆，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抓捕，莫名其妙，今天抓他，明天说不定就抓到自己头上了。

因为我要上班，我没有按时去。我们设计院不象一般流水线的工厂，平常有事都是可以请假的。我们单位在汉口解放大道1155号，我于下午下班前约一个小时向领导请假要提前走（当然不需要告诉原因），批准后，我立即搭乘公车赶往武昌省政府所在地。

将近6点不到的时候我到了目地，一看：现场戒严，根本就不能进去。外面还聚集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因为来晚了进不去上访现场，但是大老远的跑来了，又不愿就此离去，所以中间夹着大批的警察、武警，上访的外围也聚焦了许许多多的修炼者。

我当然不甘心站在外围很远的地方，连上访的人群都看不到。我就到处走，可能是当时警戒线还没有完全拉好，也可能是我运气好，也可能是我有一颗坚定上访的心、有如神助……走着、走着，忽然看到一个有如宾馆一样的地方，一些人往大门里进，我也理直气壮地好象自己就住在里面一样的信心十足地往里走，门口的警察问我：干什么的？站住！我不理他们，继续走我的。警察疑惑了，以为我是住在里面的人，本来是要来截住我的，走了一半，看我对他不屑一顾的样子，他又自己退回去了。走过宾馆的大堂，好象有一个小院（时间太久记不住了）一出后门，哇！好多的修炼者站成几排笔直地、静静地站在对面的省政府前的人行道上（主要的大约是4排，现在具体记不清楚了，有的地段较宽就多站了几排）。我不顾值勤警察的阻拦，赶快地冲到对面上访人群里：“对不起，我上班来晚了，挤一挤。”我很快地就溶到了上访的人群里面。既然我进到了上访的人群里了，警察也就不管我了。

省政府前的人行道很宽，前面还留有一些地方让行人可以通过，我还看到经常有人骑自行车通过我们的面前，当然也有汽车过往。我听说上访代表到了省政府里面去上访交涉了。但是政府当局态度强硬。

随着时间的推移，路上没有了骑自行车的行人和过往的汽车，再后来拉来了整车整车的武警，再后来开来了许多的加长大公共汽车（有三排车轮，车身中间两边有弹簧相连，方便加长公车转弯），停在了宽阔的马路上。大约在晚上七、八点之间开始清场，武警上来暴力拉扯上访群众，功友们当然不愿意就这样没有上访结果的被武力驱走，大家手挽手连成一个整体，不让武警把上访人群冲散拖走，开始时一个武警上来拖一个上访群众，拖不动。

后来武警采用的办法是：先用大量的警力把上访人群暴力打、冲开成好多段，然后很多武警围住一段，虽然上访群众总数远多于武警，但是上访群众是站着不动的，武警就可以用局部的人力优势来拖上访群众。开始一个武警拖一个，多半拖不动，就来二个拖一个，有的拖不动就来三个武警，或者更多，前面拖、后面推。一个一个地把上访群众强力拖上公车，塞满人后马上开走，腾出地方再开来一辆空的公车继续往里面拖人，毕竟上访群众许多是老人，终于被年轻力壮的武警把人群冲开拖走。我当年只有38岁，是年轻人，力气比较大，是靠后被拖上车的。刚把我拖上车，我又蹦下来了，拖我的武警很是生气恶狠狠道：“是不是想去吃公家饭？”同时给了我一记狠拳。虽然被打得很重，但当时心思在上访被抓的功友这件事上，也不觉得痛。然后我又被恶狠狠地推上车。

大公车把我们分散拉到了武汉三镇各地，我是被拉到了汉口的一个武警营地，扣留了我们约三个小时，登记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单位，然后才让我们离开。

这是7月21日湖北省政府上访回忆的片断。也许有人会说，你们上访的人太多了，当局怕治安不稳，当然不能让你们长时间的聚集，所以要武力把你们驱走。其实，这是独裁者心虚的表现，任何一个合法政府是不会这样做的。中共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这个政权是抢来的，没有合法的群众基础。

正因为中共知道自己的政权是不合法、不稳定的，所以就给中国人愚民洗脑，中国人一生下来就置身于这种一言堂的洗脑宣传下，也就习惯于这种不正常状态了，思维方式与正常社会的人都有很大区别了。这几年我有幸到了海外的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看到了人们生活在真正的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里面，人生活在没有政治思想压力下是多么的幸福！两边一对比，才深切的体会到中国人精神上、思想上被中共奴役的多么严重。真是可怜、可悲！

一句话：在海外正常社会里，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让你做的事，你都可以去做。而在中国大陆除非是中共同意让你做的事，否则你可能要承担后果（哪怕是合法的事）。所以海外也就没有什么“控负”、“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了。海外的合法社会自然就是稳定的，也不用什么“控负”，更不用“稳定压倒一切”了。虽然海外正常社会也会有一些突发恶性事件，但那是个别人人为的，不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当今中国大陆每年有超过十万起群体事件，而这些事情都是由中共的邪恶本质所引发的（当然也有个人引发的恶性事件，但那是另一回事，不在这十万起群体事件之列）。

言归正传，中国法律有规定公民可以上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胡耀邦执政时期，为了纠正文革时大量的冤假错案，为中共挽回人心。规定公民可以越级上访，各级政府不得打压。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最近也没有取消。同时规定中也没有限制上访的人数必须多少。当年在中国有一亿人学炼法轮功，那么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上访也只有几万人。湖北省当年炼功人有上百万，也只有几千（大约不到一万，我不知具体的上访人数），都只是个零头。上访人的比例不但不高，而且很低。再说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发自内心的做好人，好人再多也不会对哪个政府有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