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学员中,老的经历过文革,年轻的也见过“六四”,大多都是从中共暴政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当然知道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后果。那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还敢大规模的去北京上访呢?对于很多外人来讲,的确是个大大的疑问。
答案却很简单。修炼“真善忍”,做个好人,政府还能不容许?看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干扰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环境,学员们就想,做好人还能有错吗?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咱们得去跟政府有关部门说说去。谁都知道所谓的“稳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虽然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如何,但是,修炼“真善忍”在客观上对国家对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法轮功学员才放下了几十年养成的对共产党及其政治运动的恐惧,坦荡的到北京去上访。于是,你也想去,他也想去,很容易就有上万人了。
几十年来,共产党不断地在搞什么学习榜样,搞所谓的“精神文明”,提倡什么“五讲四美”等等,目的看起来就是要人做好人。可是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好人好事一阵风,走走形式而已,很难从内心去真正改变一个人。修炼了法轮功则不一样,法轮功学员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是要返本归真,返本归真就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明白了这层理,学员们都自觉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要去做好人,不要政府任何的宣传动员,不要什么榜样,这么多学员主动要去按“真善忍”做好人。
但是,作为一种性命双修的佛家修炼大法,在一个无神论作为国教的地方,可以说,风风雨雨从来就没有断过。中共的职能部门中就有一股势力,一直想要整治法轮功。只是因为法轮功做得正,学员们也的确是按“真善忍”在做,职能部门才没有找到借口下手。事实上,到了1996年,修炼环境就越来越恶化了。先是《光明日报》刊文攻击法轮功,接着中宣部就禁止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后来的学员买的书都是盗版);1997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教”;1998年5月,何祚庥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在《北京特快》节目中诽谤法轮功;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定罪,后调查;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4月23日,天津公安抓捕了去教育学院说明真相的几十位法轮功学员。
在中共社会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些攻击法轮功的舆论和事端,就是为全面打压做铺垫的。文痞以无神论为理论棍子,不惜造谣中伤抹黑法轮功;政客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利用手中的职权不断制造事端(罗干在镇压法轮功后升官进了政治局);江泽民的狭隘的妒忌心和个人野心的膨胀,丧失理智发了狂一样要置法轮功于死地。风雨欲来,黑云压城,无论有没有“四•二五”,镇压都会来临。相反,“四•二五”是法轮功学员给中共提供的一次机会,希望当局能够倾听民众的声音,化解对法轮功的打压,明确地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让老百姓有一个做好人的权利。
中共在镇压之后的宣传中极力隐瞒和歪曲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一些职能部门长期以来对法轮功的偏见和打压——中共的宣传给人的印象是,好象法轮功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所谓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动作。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好端端的都能自由修炼,法轮功学员们去上访干什么?
做好人有错吗?修炼真善忍有错吗?在哪个社会,这也没有错啊。
但是,事实证明,在中共的统治下,做好人不容易,甚至容不得你做好人,容不得中国人心向真善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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