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弟子毛坤被枉判五年半。在这之前,毛坤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曾被非法劳教两次,遭受非人折磨。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十二时,毛坤再次被成都国安绑架到成都新津“六一零”洗脑班;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二时,再次被劫持到成都市看守所,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日被成都武侯区检察院提出所谓的公诉。
以下是大约三年前,毛坤所述的自己遭受的部份迫害情况。
我叫毛坤,家住成都市五里墩81幢4单元3号,是你们所在地区的公民,法轮大法修炼者。五月十六日,五里墩社区委员某某某向我妈了解我的情况,下班回家我妈说了某某某的意思,是叫我写一下思想认识,有什么想法等等。因工作上班很忙,没有时间找你们当面谈谈我这几年的真实经历、感受。今天也是你们叫我拿起笔来,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
你们也都知道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说真话、讲真相。不用翻档案大家都知道我曾经被两次非法劳教。
第一次是在 1999年12月11日,到北京上访,告诉世人“法轮佛法”好而被抓,关在成都驻京办事处,二天后被成都警方武装押回,由茶店子派出所转送到莲花村看守所。在看守所坚定信仰,被戴脚镣、手铐(双手被反铐)。反铐着的双手动一动就会被铁铐铐的越来越紧,肉陷在铐里,疼得双手、两臂麻木、发肿,动弹不得。七天七夜不能入睡,上厕所求别人帮穿脱裤子。基本生活无法自理,更没法用手端碗吃饭、喝水,只能用绝食抗议。绝食并没有减轻对我的用刑。十五天的绝食、绝水,被强行插鼻管灌食七次,导致胃痛、肚胀积水、双鼻出血肿烂,惨之又惨。
2000年新年前,我被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在劳教所每天超时劳动,做灯泡、钩花、磨宝石。从早晨7点过到工地直到半夜才回中队,就这样还是有人完不成任务。
2000年6月20日,劳教所针对法轮功学员专门成立关押法轮功学员七队。主要目的是“转化”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强迫放弃信仰法轮大法“真、善、忍”。每天强迫听、看诽谤大法、诽谤师父的广播、报纸、书和中央电台的假新闻十多个小时,对不放弃信仰者,护卫队(全部都是男警)就经常点击、毒打、上铐吊起。因我坚决不“转化”,不听从中央派的马三家劳教所“帮教团”的强行洗脑教育,当面揭穿了她们的“转化”谎言,被前后关小间二次,60多 天。那个公认的最狠毒的队长张小芳(女)叫吸毒人员来包夹我(也就是24小时监视),不许说话,挺胸直腰坐,稍微动一下或坐得不直就会被包夹打骂。
七月的楠木寺闷热无比,每天只给一口水刷牙,一碗水洗脸、脚。一个多月不许洗澡,衣服发臭换下来也不许洗,又再接着穿。同我一起关小间的几个同修全身张满痱子, 疥疮奇痒难忍。有几次因帮教打手骂师尊,我把眼睛闭上不听,被罚站在中午的烈日下暴晒,起泡,脱了几层皮。体罚我做下蹲动作1千个。能做上一百个人的都很少。我双手抱头,上起下蹲,衣裤被汗水湿透粘在肉身上。下蹲时裤子被扯裂,屁股露在外面也不准去换,还被当时在场的队长张小芳、吸毒人员李小林(整法轮功学员的帮凶、打手,遭恶报20多岁出狱后不久得晚期胃癌也死了)讥笑。最后做到七百多个时,我的双腿已不听使唤,发麻、酸痛,身体发飘打颤,导致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行走,双腿发硬,连上厕所都蹲不下。
精神上的痛苦远远大于肉体。楠木寺劳教所逼着听诽谤大法、诬陷师父的话,七、八、九三个专关法轮功的队,在吃三顿饭前都必须唱三首歌颂共产党的歌,不唱不准吃饭、上厕所、加教等。管教干事还经常用威胁的话对我进行精神上的恐吓,说什么“你们不转变思想认识,不转化(放弃信仰),不写悔过书,就把你们关到老,关到头发白。”“你们不听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就是在跟共产党作对。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对你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劳教所经常要求写所谓思想汇报,不写就关小间、挨打、不让睡觉,写出真实想法就加教。我曾多次口头或书面表示:“坚修大法,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就这样我没有认罪认错。记得有一次看完焦点访谈,逼迫大家讨论,每个人都必须发言,我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是造假,导演没有把演员选好,一看就知道是瞎编的,结果被上板加教三个月。其实干警私下也认为“自焚”有假,警察不可能背着灭火器在天安门广场巡逻。还有一次,是一位没有“转化”的说了一句话,被罚加教一个月。
直到2001年9月30日才放我回家,整整剥夺了我人身自由一年零九个多月。
为了营救牢中的同修,为了唤醒国人的良知,为了让中国人民彻底认清,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我和全世界亿万大法弟子一道,利用各种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2001年12月10日,我和同修在好又多超市门口散发真相传单,被北东街派出所抓送郫县看守所,劳教一年半。为了抗议再次非法劳教,我2002年1月28日开始绝食。
2002年2月4日立春这天,黑暗再次降临,我同其他九位同修被戴上手铐强行送往楠木寺劳教所。看到这里熟悉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心里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绝食到底,一定要破除邪恶的迫害,堂堂正正的活着走出楠木寺。
到了五中队,法轮功学员被强行脱光衣裤站在院子里检查,冷得大家直打哆嗦。棉衣被剪开,卫生纸、卫生巾全部扯散,看有没有书、经书。
我被单独关押在底楼的一小房里,由2名吸毒人员来监管我,还是同性恋。小层狭窄而潮湿,没有床,寒冷的夜晚,几天没吃没喝,身体发凉没有热气,只好和衣睡在地上。早晨6点起来直到晚上很晚,直坐在小凳上,不许合眼。有一天我实在很困,刚合眼几分钟,包夹我的女孩冲上来就对我大打出手,抓起头就往墙上撞,还说你再把眼睛闭上,我就拿竹签把你的眼睛撑起,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把我的眼皮上下使劲拉开、大,只感到脑袋麻木、眼睛发黑,觉得眼球快要掉下来了。
2002年的新年是在五中队过的。这也是我在监牢里的第三个新年了。劳教所吃团圆饭那天,吴所长和教育科的李科长、五队王队长来小屋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告诉她们:“我不是罪犯,我没有罪,当然不吃劳教饭,楠木寺的饭上次就吃够了。”我在五中队整整关了一个月,天天睡地下,还被强行灌食、鼻食、输液。有一天民管会拿豆浆灌我不从,想起在郫县看守所,被七、八个刑犯按倒在地就灌,难受,我用全力挣扎着,反抗着,寡不敌众,最后脸上,嘴里,头发衣服全沾满汤水,灌得反胃、呕吐。20多天以后我开始早晨喝点米汤,晚上喝杯豆浆,维持着生命。
2002年3月4日转入九队,关在小间隔离起来。这里有床睡,每天早晚喝点米汤、豆奶,我自己把命吊着,不要她们灌。说服包夹不要管我炼功。包夹我的是“转化”了的昔日同修,表面上转化了,违心的写了“悔过书”,但内心深处没有放弃信仰、没有不认师父,只是在当时恶劣的环境、高压残忍的迫害受不住“转化”了,因为不“转化”,不让通信、打电话、接见,没有正常时间睡觉,不能自由的上厕所、不能随便说话。我要坚持炼功,她们也没有反对,没有去报告。
五月底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前三位包夹解教走后换了新包夹,她坚持不许我炼功,我一炼功她就冲上来按着我拍打,队长、管教叫民管会的吸毒人员用手铐把我双手铐上。早晨6点直到半夜12点双手反背铐在禁闭室的铁门上,每天铐十七个小时以上。
一天、二天、三天、一个星期过去了,体力不支。六月初 的一天是胡队长和兰干事值班,她们把我带进值班室,关上门,问我炼不炼功,我说:“只要还有一口气,能站起来就要炼。”兰干事说:“那我今天就让你在办公室炼个够,马上就炼,我今天不罚你。”我站着没动,她又说:“平时不要你炼,你偏要偷偷炼,今天我叫你炼你就得炼。”是啊,大法修炼是伟大、神圣的,我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炼给你们看,双手结印,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如来灌顶……双龙下海……金刚排山……”,我口中轻轻的念着口诀,第一套功法还没有做完,就听到有吱吱的响声,这时胡队长手里拿着警棍,兰干事手中的电棍正冒着蓝色的电花吱吱发响,俩人一前一后气势汹汹向我冲来。此时的我心无杂念,非常冷静,没有一丝害怕。
电棍就在我的身上、手上、嘴上、脸上有肉的地方不停地触着,电击电流发出刺耳火花声,还有肉被烧焦了的气味。几分钟过去了,电棍没电了。胡队长还不出气,叫我把双臂举过头顶罚站。我忍着剧痛举着手臂,时间一分十分过去了,双手发沉在往下滑,站在旁边的胡队长用警棍打我的手臂,叫喊着:“手抬高,举好。”我心里想着决不能在邪恶的面前倒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们看着我的身体在打晃、不行了,才把值班室的门打开,把我带回禁闭室重新铐上。
这段时间没有炼成功,每天进点流食,天天戴刑具,加重的迫害使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急速恶化,头发开始大把脱落、牙出血、气短。六月二十多号曹队长找来陈医生给我检查身体。陈医生睁着那双大眼睛惊讶的看着我,不敢相信我就是毛坤,说我变得脱了人形,和以前判若两人:大热天还穿着棉衣、嘴唇发紫、面黄肌瘦、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血气,如同死人一般。她慢慢地蹲下身子握住我冰冷的手看着手表把脉,取出听诊器听心脏,再捏捏已经开始发肿麻木的双腿,起身对曹队长说马上送医院检查。此时的我走路已困难,脚不听使唤站不稳,包夹背上我往医院送。检查后,医生说是身体衰竭,必须吃饭加强营养输液。我在看守所就发誓这次决不再吃楠木寺的饭。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想睡觉,回答是:“不行,没有到12点钟不能上床休息。”还说这是队里开会决定的。
隔了几天,陈医生到九队出诊,看到我还被铐在铁门上,头低着,双手反背铐着直不起腰,已经没气和她说话了,惨不忍睹,她对干事说:“不能再铐了,人都不行了会出事的。”余干事说今天是胡队长值班,我做不了主,把她叫来看她怎么办。胡队长来了, 站在禁闭室的门口指着我说:“你不是还有气吗?都不准给她解铐,看她有多硬,她是神,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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