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传文化】帝王罪己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在中国历史上，从禹、汤到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清世祖、清圣祖，每当有重大的天灾人祸发生时，帝王们常常都要反省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上天会震怒？然后，沐浴斋戒，拜祭天地，甚至向天下发出《罪己诏》，公开对自身的过错和失败进行反省忏悔，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诺一定会改正错误，并要求天下人务必要劝谏、监督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天的原谅，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

自责己过，对有良知者来说，原是件平常的事。但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却实属不易，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那就更难得了。那么，何以贵为“天子”的古代帝王会公开对自身的过错和失败进行反省忏悔呢？这就得追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了。

在中国古代，天神（即上帝，或称天帝等）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主宰，「奉天承运，受命于天」的帝王，是上天派到人间的统治者，故称「天子」。在我们的祖先看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上帝的眷顾与「天子」的个人德行息息相关，天命只会眷顾「有德之君」，一旦「天子」失德，势必就会影响到王朝的兴衰，「失德之君」最终都会被天命所遗弃。因此，君王如果想要江山永固，就得修德以配天，而天灾人祸则是「天意」的体现，古代统治者大都视其为「天象示警」。

历史上最早“罪己”的古代帝王是禹、汤。史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就伤心的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于是自责。

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安抚民心，史称《汤诰》。汤深刻的检讨了自己的过错，曰：“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此后，适逢商连年大旱，五谷不收，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要用人为牺牲，向上帝祈祷求雨。于是，汤“剪发断爪”，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民大悦，雨亦大至。

禹、汤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遂成为后世帝王皇帝效法的榜样。

史载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征和年间，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难之时发过罪己诏，他就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号称“四王”、“二帝”的几个节度使举兵反叛。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改年号为“兴元”，并颁《罪己大赦诏》，“分命朝臣诸道宣谕”。诏书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过后，说：“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疾首，罪实在予”。此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颁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局势因而大变。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1679年的大地震，对于正忙于平定三藩叛乱的康熙帝（清圣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警策。他赶紧「诏发内币十万赈恤」，接着又告预群臣：「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康熙帝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找出了官吏的六项「弊端」，认为这就是「召灾之由」，并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

这六项「弊政」为：一是民生困苦已极，地方官吏馅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钱粮分数及给发银米赈济，地方官吏苟且侵渔，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大小问刑官员枉坐人罪，恐吓索诈；六是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康熙皇帝指出：「有一于此，皆是致灾。」八月，九卿议复：领兵诸王将军借通贱为名，将良民庐舍烧毁，掳掠子女抢夺财物者，领兵将军等革职，诸王贝勒等交宗人府从重治罪。「其掳掠人口，仍给本家」。以福建地区为例，清军在征讨「三藩」的战争中，撤军时「驱掳男妇两万余人」，福建总督姚启圣悉令赎还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赎免的俘奴都有数万人。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的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归纳起来，可分作七大方面：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未尽孝道，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恩惠緮鲜，友爱之道未周」。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用人「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设立十三衙门，委用任使宦官，「与明无异」。六是「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七是「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既知有过，每自尅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清世祖实录》）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实属亘古第一人。

据学者萧瀚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显示，中国历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

《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灾人祸面前能够自责，反省忏悔自己做错了什么，从而修正自己的错误，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找到避免天灾应对人祸的方法，这充份体现了古代明君的良知，更是天下万民的一份福气，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