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副教授：我被中共恶党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我叫王久春，女，原北京清华大学教师，在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工作，职称：副教授。在1998年个人还获省级科技合作进步奖。尽管我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在鲜花和荣誉的光环下，我的人生逐步进入顶峰。但是我总感觉我的人生在苦苦的寻找和等待着什么？1994年我终于找到了法轮大法，在广州的学习班上我荣幸的聆听师尊的讲法。我自从得法以后，无论从身体上、道德上都判若两人。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患有过敏性哮喘，严重时不能平躺着睡觉也只能整夜坐着；法轮功不但让我有了一个好身体，而且使我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我严格的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也在不断的提升。

1999年7月邪党江泽民一手操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镇压，清华大学法轮功辅导站约5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或非法劳教，其中一人被打死，其他炼功的教师也长期被监控。我被非法6次强行洗脑；2次被公安局非法拘留；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抄家2次，非法强行劳教一年半；精神和肉体受到了严重伤害，恶党逼迫我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又强行要我签所谓的“三书、五书”（即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我被折磨得生不如死。那时的我已经被迫害的出现了精神抑郁、迟钝、失忆等症状。

下面是我遭受的部份迫害事实。

一、学校党委配合公安对我强行洗脑

迫害一开始，在清华大学，邪党党委就在积极贯彻江泽民独断独行的对法轮功“从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恶令，一时间恶党又是铺天盖地搞人人过关，把我列为重点打击对象，非法停止工作，隔离审查，强行洗脑，学校党委配合公安警察荒唐的强迫我在思想和行为上跟中央保持一致。由于我不愿意放弃对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于是他们对我的表态不满意，停止了我的工作，又抄了我的家，抢走了师尊的像片和其他物品，再一轮对我强行洗脑迫害。邪党人员们说的全是造谣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强迫我看电视假新闻，强逼着我每天写违心交待材料，否则，威胁恐吓，不让睡觉。

邪党学校党委配合公安对我迫害，一个月洗脑班出来后又掉进了另一个洗脑班迫害。邪党学校党委由组织部策划有中国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两院院士、人文学院副院长、部份处长、教授，副教授等拼凑出来17人成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效力的工具，这些所谓的学者专家说：你可以吃喝嫖赌，就是不许炼法轮功，对我进行又一次21天的狂轰滥炸洗脑。

二、在天安门打横幅遭严重迫害

2000年12月为了能说一句心里话，我去了天安门和许多同修一样展开法轮大法的横幅，举过了头顶，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之后被警察团团围住，我被警察连拉带拽的押到天安门派出所院内。在那里当我看到女同修拿出随身小录音机，使天安门派出所院内回荡着大法的音乐声。又看到一个男同修从车后面窗户爬出去，一边跑，一边喊着，一边拉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一群警察蜂拥而上，同修遭受了残酷毒打，恶警又将他戴上了手铐和脚镣，我被他的那种在生死面前无所畏惧的气概，深深的震撼了。

之后，我又被非法关押到戒备森严的怀柔县看守所，警察动用了各种刑具打人，更卑鄙的是恶警将我们所有女法轮功学员的外衣全部扒光，恶警又有意让男刑事犯在窗户外来回走动观看。当我刚刚穿上一件单薄衬衣衬裤时，一个约30岁左右女恶警叫我出去，我抱着衣服还没来得急穿鞋就被推了出去，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女恶警莫名其妙地冲着我的脸就开打，我被打的眼发花耳嗡嗡响，脸立即肿起来了。正是寒冬腊月天，我又被迫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只准穿一件单薄衬衣站到了天黑，一天不给吃不给喝，我又冻又饿的失去了知觉。这时感到有人将一堆不知道什么药片，塞进了我的嘴里，灌进凉水，立时使我心跳加剧，整个脸部麻木，然后将我丢进已经挤得满满人的号子里。

在它们无视法律的折磨下，我只能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警察气急败坏的说：把你扔到后院狗圈里喂狗……。

三、我在家洗衣服再次被绑架

2002年除夕北京市公安局为了完成抓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指标，闯入我家，一天之内反复抄家，然后将我直接押往专门关押死刑犯的七处。那里我又一次被扒光衣服，被恶警推进一个阴森可怕漆黑的空牢房里。我被丢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在那被非法关押的一个月里，我被不停的折磨。

我被抓的第2天，我丈夫在到处寻找无果的情况下，彻底失望了，一个男人竟然伤心的痛不欲生，我那80多岁的母亲老泪纵横，整个家里哭成一团。

我被迫害关押一个月以后，中共邪党人员们又把我从七处强行押到科学院空间研究所的招待所，更加重对我的迫害，江氏集团专门拨款2万元，特意调遣11个警察轮番用各种手段威逼我，遭到我严厉拒绝后，他们开始耍花招，在我周围偷装窃听器和录音机，从北京市找来5个说客洗脑，分两班轮番轰炸，用各种手段威逼我在洗脑书上签字，不准我睡，把我围起来按着我胳膊在他们写的“三书”上签字。因此导致我的血压高上来，心脏出现问题。

二周后他们将我押往劳教人员调遣处。一进大门强迫低头抱首，蹲下，背调遣处监规，背不下来罚站，行动慢一点就罚蹲军姿。一进牢房就强迫干活，每天长时间奴工活到下半夜2点收工，第二天早上4点起床又得开始干奴工活了。每天干完活还要强行洗脑，狱警强迫我在保证书上签字，强迫我抄揭批法轮功的材料，听狱警读诽谤造谣法轮功的文章，看谩骂法轮功和师父的录像，反反复复往脑子里灌，稍微眼睛一闭，恶警指派刑事犯过来又踢又打又骂。

四、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十五天后我又被非法关押到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那里是洗脑的黑窝，被恶人称为“转化基地”。北京女子劳教所恶警李继荣带着臭名昭著的打手和洗脑人员把我围住，强迫看那些污蔑诽谤栽赃法轮功的录像强迫听被洗脑者读造谣的书，不准睡觉，强迫在写完的“三书”上签字，强迫按拟定的揭批材料抄写、签字。当时我被迫害的血压升到190甚至更高。5天后又把我关禁闭蹲小号，在一个不足2平方米小屋里，终年不见阳光，屋角上方有摄像头监视，一蹲就是近3个月，蚊子咬虫子爬，吃喝拉睡都在里面，外面武警2小时一换班。当时我的后背、屁股、大腿处全烂了，脚腿都肿了起来，3个月不让换衣服，一直穿一件白线衣，白线衣上全是脓和血，已经看不见白颜色了。当时我高血压，心律不齐，精神处于恍惚状态，生命已到了垂危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邪党人员们仍将我押到北京女子劳教所，关进四大队后，左右两个包夹一分钟都不离开的监视着我。由于我是被新押进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因此每天被长时间的反复洗脑，包夹把已经准备好了的所谓“五书”，利用各种手段强逼我抄，当时，我拖着极其虚弱的身体也得在早上4点多起床到晚上10点或者更深夜，做奴工活，急出货的奴工活比较多（劳教所为了赚黑心钱）。每个人都有沉重的定额，手磨出满手的泡，泡变成了厚茧子。因为超长时间劳动，手指都伸不开，拔毛衣的粗毛，织手套，用镊子在鱼食上串上一个胶皮套，劳教所叫串鱼食。要碰上急出货每天只能睡2-3小时。开垦荒地，背大粪种菜，累得全身无力，腰背酸痛，腿脚浮肿，脱发。

江氏集团为迫害法轮功，而动用民脂民膏巨款建造的北京女子劳教所是供欺骗外国人参观用的。为了营造一个共产党“教育、挽救、感化”的假相，门口还挂着所谓“塑新学校”的遮羞布，实际上劳教所里对人的精神控制、酷刑、虐杀，时时都在发生。明眼人都知道那里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五、释放回家后仍处于被高度监视状态

我结束了1年半非法劳教的生涯，但又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监狱。在我走出劳教所前一刻，狱警强迫我发言，强迫我诽谤法轮功。有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在场接人，一出劳教所的大门，清华大学610办公室、保卫部、机关党委，说是接我，实为押送回学校。当天下午，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通知我不允许在科技开发部上班，并宣布由科技开发部主任、办公室主任组成的所谓“帮教小组”，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及组织部、科技处组成的“帮教班子”对我时时监督，家门口总有两个保安24小时盯梢，楼前有一辆警车守着轮番值班，我的人身自由仍受到严重的管制。在各方的帮助下，2004年我终于逃离了灾难，来到了海外，获得了自由。

我强烈谴责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强烈谴责中共恶党利用奥运绑架大批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全世界正义之士制止中共残酷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