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在中共邪党的造谣欺骗下,家人便开始反对我修炼了。中共邪恶统治下的社会是无理可言的,社会上不让公开炼功,我便在家里继续修炼。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在出去散发大法真相资料时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并劫持到劳教所。而在那里,由于自己之前修炼的不扎实,再加上受到邪悟者的影响,我违心的写了所谓的“三书”(后已声明作废),于五月份回到家中。
然而,回到家后魔难再至。丈夫与婆婆对我百般刁难,丈夫甚至对我大打出手,更甚者毁大法书,骂大法。一开始,我认为是因为自己在劳教所时有害怕被打的执著心而造成的,要做到“忍”(没认清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无形中我承认了旧势力这种非法迫害,直至后来发展到丈夫以离婚为要挟逼我放弃修炼的地步。开始我的人心太重,只是站在人迫害人的层次上去想问题,所以还是一味“忍让”,自己偷偷炼。而后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后,同意了丈夫的离婚要求,可丈夫却反悔了,但还是不让我继续修炼。后来学习了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丈夫是被旧势力操控而对大法不敬,对我進行干扰迫害的,而我的这种所谓“忍”却恰恰是对邪恶的纵容。
而在家庭之外,我还害怕单位领导知道自己还在家炼,这更是承认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以此种形式的迫害,却没有做到堂堂正正的给单位众生讲真相,揭露邪恶迫害。在这期间当地派出所经常到我单位工作地找我所谓的“谈话”,还往我家里打电话骚扰;而那时的我,每次都只是怕,躲来躲去,但越是害怕,他们就越是嚣张,越来找我与其他同修的麻烦。
通过大量的学法及阅读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终于找到并开始放下怕心的执着了。在被丈夫打得无法上班且满脸是伤的情况下,我带着一脸的伤找到了单位领导,要求他们来出面制止丈夫的胡作非为,并且走到哪就把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讲到哪(在这过程中也去掉了爱面子的心)。在单位领导明白了迫害真相后,对我表示理解与支持并与我丈夫谈话,让其向我做出“保证”,不再干涉我的信仰修炼自由。丈夫最终只得同意并作出了保证——这样,我终于初步开辟了家庭修炼的基本环境,为之后向家人進一步讲清真相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几天之后,当地派出所又来对我進行所谓的“回访”时,我不躲也不藏,堂堂正正的向他们讲起了我在大法中的受益匪浅,邪党对大法的造谣迫害,以及明白的告诉他们我不可能放弃修炼大法,就是什么“口头保证”我也不会说,并严正警告他们不许再骚扰我和其他同修,否则后果自负(他们怕我去北京证实法)。从那以后无论是平时或是所谓的“敏感日”,他们再也没有找过我们的麻烦。
另一方面,认识那时我对我的丈夫和婆婆却只有争斗心、怨恨心,根本没有一点修炼人应有的慈悲心。即使在外面讲真相证实法是堂堂正正的做,但还是得背着他们;面对面讲真相,我基本上能够做到任何场合都能开口讲,而且劝退的成功率也很高,但就是家庭这方面的关怎么也过不了,大法也在学,可就是对他们生不出慈悲心来。后来,我开始按照师父讲的,用一颗熔化钢铁般的心对待众生;尽力让自己按法去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将大法的美好传达给他们。无论是家庭日常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工作,待人处世方面,都要求自己做的象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要让丈夫与婆婆,以及所有我能接触到的众生都看到炼法轮功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不是象邪党说的那样,到底应不应该受到那样不公正的对待。
就这样,慢慢的我的家人终于转变了。
首先是婆婆。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份,婆婆患上了股骨头坏死,瘫痪在床的她痛不欲生。在我“现身说法”的劝说引导下,她也喜得大法。丈夫也在二零零八年三月份发表了“三退”及觉醒声明,表示所有对大法做过的不敬言行作废,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我是真心的为他们的转变高兴,更为他们能够有美好的生命未来而感到欣慰。
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修炼走过来的路,其实很明了,就是一个根本上信师信法的问题。学不好法,法理不清,遇到魔难就不能在法上认识法,而是会用人的观念想问题,旧势力就专找这样的漏洞钻空子。同时,我想对那些至今还陷在家庭魔难中的同修说一句:对家人不要有分别心,对待他们就要象你对待其他众生一样,千万不要放弃那一颗救人的心;抱定一念──就是要用慈悲的心融化他们——“不信良知唤不回”(《济世》)。
修炼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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