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我到天安门去证实大法,被邪恶抓到北京公安局大院内,当时,关在那里的大法弟子估计有上千人。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我们在那里集体大声背诵《论语》、《洪吟》。正在背着,突然有一个警察叫我到办公室去,问我是哪里人,我当时拒绝回答。于是,我先后遭到北京两个公安恶警的殴打。当他们打我时,我不断的默默背诵师父的法。恶警看我遭到殴打时,既不叫,又不哭,还正视他背诵师父的法。最后,恶警使尽全身力气下死手,左右手同时重重的打了我几个耳光,接着,又抱着我的头,使尽往墙上死撞了几下,当时,我满口鲜血直淌,觉的双耳被打聋似的,我的脑袋里象爆炸了一样,当时难受的感觉现在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痛苦极了。恶警打的我整个身体直晃晃,有点站不住了。
尽管这样,我主意识当时有一念:我是师父的弟子啊!怎么能被邪恶打倒呢?必须得站稳!就这坚定的一念,恶警马上就住手了。恶警那种杀气腾腾的样子马上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立即递给我一张纸,我把自己嘴上的血抹干净之后,恶警就让我走了。
我悟到:在人这儿表面上看,是恶警变好了,其实不是恶警变好了,而是师父不允许他们再迫害弟子了;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个考验中,检验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弟子,是不是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在邪恶破坏大法的关键时刻,是抱着为个人圆满的私心去证实大法,还是为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而去的,这是对一个非常严肃的根本问题的考验。所以,在邪恶迫害我时,我当时没有用人的怕心和观念看待恶警对我的迫害,不是哭妈喊爹的,而是把自己当作师父的弟子,堂堂正正的按照大法对修炼人的标准去做。
在二零零五年九月,一个恶人发现我家有师父的法像,马上向“六一零”打小报告。当天下午就来了一帮人(居委会的治安员、派出所的户籍及几个“六一零”的人)抄我的家。他们抄走了师父的法像及所有的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等。随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公安局的值班室内关着。我在那里不停的发正念:我是师父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铲除邪恶,清除迫害。大约发了二、三个小时的正念。我被叫到楼上办公室去。他们不管问什么我都不回答,不停的发正念。最后,他们把在我家抄走的所有东西列了个清单,叫我签字,说明天再来找我,就这样放我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来人把我叫到居委会警务室时,已有四个“六一零”的人在等我。我立即用正念正视他们。其中有一个审问我的恶警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很烦,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打人的。”他问我,“九评”是哪里来的,我说,是捡的。他们不相信,恶警就用装有矿泉水的瓶子砸我的头,用脚踢;另一个恶警还打了我两个耳光。最后,一个恶警气急败坏的卡住我的脖子连拖带拽的把我从椅子上推到门口,对我说:“你看车子就停在外面,你不说《九评共产党》是哪里来的,我立即就把你丢進牢房,上吊铐,吊起来。”接着又问我:“你想不想坐牢?”。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功,修心重德做好人,何罪之有?凭什么坐牢?”恶警又审问我:“法轮功是×教,你怎么看的??”我斩钉截铁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宇宙大法在人间的洪传。”。同时我悟到:其实我在证实大法的同时就是在破除和解体操控恶警的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否定旧势力对我的邪恶安排,否定此时恶警对我的迫害。
接着,恶警又使出一招,针对我的执著心来威逼我:“你今天要不说出《九评共产党》是哪里来的,就要你如何如何……”,这时我心中只有一念:恶警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作为一个真正修炼人应该坦然放下的。最后,恶警又说了一大堆威逼我的话。他们看我都不动心,就说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几时想好了,就给我们打电话。这不是邪恶在给自己搭梯子下楼吗?就这样,在自己两次面对邪恶迫害时,都在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中抵制了邪恶的安排。
在这八年的大法修炼中,面临身体上的消业时同样存在真心和坚信大法和师父的问题。如:小腿上的皮肤大面积红肿、化脓,腰椎、颈椎疼的不能动弹,牙痛;还有突发事件,如二零零五年夏天,一只脚突然踩到一个只有半边的破啤酒瓶子上,当时就把脚划开了一个很深的大口子,鲜血像瀑布一样向外急涌等这样的事情,都是在魔难中正念正行闯过了。
真信,就会遇到难中考验。这些年的修炼让我深深体会到,只有真信才会知道大法是多么的珍贵,才会更加学法精進;只有真信,正念才会从法中来;只有真信,才会在魔难中,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自觉放弃自己的各种执著,消除业力,净化人体,提高自己的心性和层次,才能冲破修炼中的重重难关(或生死关);只有真信,才能在各种复杂的修炼环境中,以法为师,真正的用法来辨别是非、好坏、真假、善恶,破除一切邪恶,竖立大法弟子对大法坚定的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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