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的叔父宋元超,以候选官员的身份,来到吏部官署,讲明自己与宋憬的关系,请求吏部给他适当的优待,安排个好一些的官位。
宋憬得知此事后,立刻给吏部写了一封信,讲:“宋元超是我的堂叔,我既不敢隐瞒,也不愿徇私情而损害公事。以前他没来说什么,自当按原则办事;现在他来吏部有所请托,那么处理此事就必须严正。攀亲托请之风,不可长。请吏部将他放遣不用。”他叔父如不来托请,按原则就做上了官;但他攀亲托请,反而被拉下来了。因为在宋憬的心里,这种作风很坏,于民于国,均为不利。
后来,在开元(公元713年)初年,朝廷改任宋憬为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人民还住的是茅草屋,经常引起火灾,百姓常有损失。宋憬就把中原地区的烧砖瓦、盖瓦房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从此,广州建起了许多瓦房住宅和店铺,火灾大为减少,人民安居乐业。他还减轻赋税,倡德省刑,百姓欢歌。
但是不久,唐玄宗又把他调回京城,任刑部尚书。很快再提升为宰相。
广州的百姓,舍不得他走。他们自发的要为他修建“遗爱碑”。正在筹办此事时,宋憬知道了。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考虑到这也是当时的一种不正之风,必须刹住。所以,他就向唐玄宗呈了一个奏本,里面写道:“我在广州所做的事,值不得立碑记载。特别是我现在当了宰相,就更要制止别人对我过份的颂扬。如果让他们立碑,就会大大的助长这种巴结上司、阿谀奉承的恶劣习气。朝廷要清除时弊,请从我起!”
唐玄宗看了他的奏本,觉的恳切入理,十分感动,就批准了他的意见。于是,全国各地再也没有哪个长官,敢于同意百姓或暗示下属为自己树碑立传,拍马逢迎了。
宋憬的行为,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看看古人的风范,再瞧瞧中共邪恶的表演:江贼之流,到处题字,修建纪念馆,塑像,出选集,造政绩工程,等等,名目繁多,恬不知耻,耗费民力,荡尽民财。官吏们贪赃枉法,百姓们有口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