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家庭的遭遇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以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天我都和村上的几个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学法炼功，遇到任何事情都能用善心去对待，我整天总是乐呵呵的，我逢人就讲：法轮大法是如何使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是如何带给我们美好的。

可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利用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镇压，电视不停的播放诬蔑大法的新闻。我所在地辽宁省康平县张强镇以及张强镇派出所，和三棵树村每天都开会传达上边的指示，部署如何迫害法轮功。我和我们村的同修经常被村书记姜志龙叫到学校，逼问还炼不炼法轮功，并规定如果再炼或三、五人在一起就算炼功或集会，村上就收回承包田，并罚款二千到四千元不等。

从此以后，张强镇派出所不断的到我家骚扰。我们失去了学法炼功的环境，我怎么也不明白，自从学了法轮大法，我身体健康了，我时刻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以及更好的人，这是一部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难道做好人有错吗？我家里人听了电视的宣传，也开始对我施加压力，我丈夫逼我交出大法书，逼迫我写保证书，我不写他就代替我写。镇派出所的联防队员宗海潮，每天都来我家监视我，看我是否在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着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我与本村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们几个同修一起来到了北京。原以为能找到一个能听取老百姓意见的地方，没想到，北京更是戒备森严，根本没有百姓讲话、说理的地方，天安门前便衣、警察到处都是，过往行人，都不放过，追问是否是炼法轮功的，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拿着电棍就大打出手，我和其他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推拽进警车，送往北京附近的监狱。我和另外几个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沙河派出所，他们将我带到一间空屋，不让穿棉衣，只穿内衣，光着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了我很长时间，冻的我浑身发抖。

第二天康平县“六一零”及公安局李密、张向宁，伙同张强镇派出所薛玖玲、宗海潮等人，把我们劫持回张强镇派出所，我身上仅有的四百多元钱，被张强镇副书记薛玖玲骗去至今未还。到了张强镇派出所，所长刘春雨恶狠狠的把我们推到墙角，又把我们用手铐铐在床上，让两个警察看着，派出所又向我家里勒索了五百元钱，之后把我拘留了五十二天，最后转到龙山教养院非法教养二年。

龙山教养院的警察骂人就象家常便饭，说的脏话不堪入耳。在那里，我们每天都被强制做超负荷的奴工活。经常罚站、坐板、不让睡觉。有一次电视台的记者去龙山教养院采访，让我们排着队在走廊里坐着，管教对记者说这里的生活条件如何好，对待法轮功学员就象亲姐妹一样的关心照顾，还说我们很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当时坐在前排，听到这，我就问管教：“是不是让我们说真话？”他说当然是说真话。我说：“你们说你们象对待亲人一样的对待我们，可是为什么还经常打骂我们呢？你们看看我身边坐着的袁泽芹大姨，七十多岁的老人，把她的肋骨都踢折了。”记者当即把录像机关了，一个姓李的队长听到这，穷凶极恶的把我拽走，然后送到张士洗脑班去迫害。他们指使恶人逼迫我写“三书”，不写就让我蹲着，让我坐大法书，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这样迫害了我两天两宿后，又把我转回龙山教养院。

还有一次，我看到管教正在打一位大法学员，我就上前制止，当即就被警察魏秉堂把我嘴唇打豁了。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丈夫领着我八十多岁的婆婆和两个孩子在家，艰难度日。在这种情况下，张强镇派出所恶警所长刘春雨还带领警察闯入我家，当时家中只有我八十多岁体弱多病的婆婆和两个孩子，这伙人没有任何证件，对我家就进行非法搜查。我婆婆承受不住这巨大的精神打击，得了重病，当时已患肝癌晚期的婆婆，每天都趴在窗前盼望我早日回家，老人临终也没能和我见上一面，离开了人世。在这种打击下，我丈夫为了让我早日回家，托人给我办“保外”，结果又被薛玖玲勒索去三千元钱。

以上这些都是江氏流氓集团和中共恶党，给一个普通百姓家庭造成的不幸。在此奉劝那些至今还在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不要再做恶党的帮凶助纣为虐，赶快迷途知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