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三退”的一点体会
劝“三退”的一点体会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去单位乒乓球活动室准备打球，邪党支部三名成员正在里面开会。我一進门他们就和我打招呼，我一看都是熟面孔但叫不出名字的本系统的退休人员。
我问他们开什么会？他们说要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选举（邪）党“十七”大代表。上面要求选举参加人数必须达到百分之百，他们在研究怎样通知所有离退休人员都能来。我说：“这都是走形式，再选举，明年省代会还能把上面已经安排好的代省长韩某某选下去吗？上面早就定好了的事，你们还认认真真走过场。”
其中一人说：“共产（邪）党就是走形式，尽弄虚作假。”我说：“前几天报纸上登了共产（邪）党给定的恶霸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刘文彩都平反了。刘文彩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修的两条路现在还在用；他出资建立的安仁中学现为四川的重点中学；因刘文彩修水利有功三十年代为他立了一个碑，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给推倒了，现已找到碑基和照片正在恢复重建。共产（邪）党历次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错的，运动中被整的人哪一个不是好人。”
说到这我就坐到他身边小声的对他说：“前一段时间共产（邪）党在报纸上公布它二零零五年末有党员人数七千零八十万人，不管它六千万也好，七千万也好，这些党员全都说假话，这个党能好吗？你想胡某某、温某某得到的报告都是假的，这个党能不倒吗？有一天某某党倒了，有的人还不知咋倒的，是它自己坏事干的太多了把自己搞倒的。”说到这我就问他：“你听说退党保平安吗，现在明真相的人都在退出党、团、队，目前退出的人数已超过一千六百多万人了。”
他说：“前几天我接了一个海外打来的电话，我听了二十多分钟，说的就是退党的事。”我问他：“你退了吗？”他回答：“没有。”我说：“你还是退了吧，我也可以代你办。”他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扯那个干啥。”我说：“可不是那么回事啊，电话里不是说了吗，对你生命有好处，对你未来有好处。你姓X吧，就叫X平安，我代你退了。”他坚定的说：“中”。
当时我没有多想，回家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这恶党的大限就要到了。从中我悟到：正在召开的支部委员会上三人中就有一个声明退出邪党组织，说明邪党的场已经小之又小了，恶党邪灵已经少之又少了，它已经控制不了它的党徒了；我事先并没有想去做讲真相劝“三退”的事，但却有这样一个效果。师父的法身为此事都作了精心安排了，正神也在帮助。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劝退了谁，只不过是个条件，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做的。
同修们在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不管听的人赞同你讲的还是不赞同你讲的，不管他同意“三退”还是不同意，你都没有白做，你讲的话都在起作用。因为他明白的一面是清楚的，你是在救他，为他好。过后他会反复思考的，待下一次再有同修对他讲真相劝退时就会有好的效果，就能最后救了他。
结合《九评》讲真相的点滴体会
《九评》中谈到了恶党寄生附体于国家民众的道理。我想谈一点自己讲真相时，从这方面破除常人观念的体会。
大陆目前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对恶党寄生附体于国家民众的道理缺乏认识。我就从印度（同大陆最有可比性，很多时候，说别的国家，他会说中国人多，没办法，制度只能如此）、台湾、日本、美国的制度比较说起。民主国家也有政党执政，但执政之政党尽管有从基层到全国的政党组织形式，但这些执政党绝对没有从上到下的无数的专职党干部侵吞老百姓纳税的钱，反过来又干着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言行，服务于一党之私利的恶行。
通过同民主国家的比较，能够浅显地说明大陆恶党的寄生附体体现在方方面面。民主国家的纳税人只需维持国家公务人员、议会、军队等人员的开支，而大陆的纳税人在维持国家公务人员、人大和政协、军队人员开支的同时，还要维持恶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无数专职人员的开支。恶党不仅有各级党委会的专职人员，政府公务员中还有党及其附属的专职干部，军队还有庞大的恶党的专职干部，甚至国企老百姓还承担国企恶党的干部的开支负担。恶党庞大的人员体系不仅需要基本的工资收入开支，还得提供日常办公（包括办公楼、汽车、吃喝招待、出国考察、腐败）运行的庞大开支。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恶党控制国家和民众，维持其一党执政之私利而服务的，所有这些党的工作人员都是不应该由纳税人开支的。
印度、台湾的执政党的干部，都不是由国家开支党的干部的费用，而是由党自身开支的，因为这些干部不是为国家和纳税人直接服务的，而是为执政党自身服务的，如果没有担任国家公务人员，这些人就绝对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但大陆很多人自出生时，就是恶党执政的制度，就是党委书记和专职干部拿工资的制度，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百姓还享受不到印度老百姓都能享受到的医疗、教育免费的基本保障。因为大陆老百姓纳税所供开支的人员远远大于印度和其它国家，国家收入大多被恶党侵吞了。
说清恶党附体的理后，讲恶党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大法的事，很多人就容易接受。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是揭露迫害，只不过常人观念太多，这样揭露有时能起到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