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法中修炼 在救度众生中走向圆满
一、缘结大法
我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今年四十三岁。一九九八年春突患颈椎增生，手臂麻木、头疼、总感到后背象有座大山压住一样，又酸又沉，不能低头伏案工作，也不能做家务。中医、西医、气功治了半年多也不见效。一九九八年秋，一次回外地娘家，母亲看我被病痛折磨而无能为力，对我说：“你大哥学了一种气功，病都好了，把以前学的气功都扔了，你学不学？”我想：“不管什么功，只要能治好病就行。”于是我就说：“学”。
第二天母亲就领着我到邻居那儿请了一本《转法轮》，动作还没有学，我就返回自己的家，每天晚上睡觉前看一小段就睡着了。可是神奇的是从我说学时起，病症全无、全身轻松，而且腹泻一周，当时并不知道是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只是感觉不难受了，自然也就不吃药了。后来才明白师父一直跟着我、看护着我，只是自己没有看书、没学多少法，也不知道珍惜。十一放长假回娘家时，才开始学炼功动作。自己回家后，一个人惰性又强，炼功、学法很难保证。那时对修炼还是一片空白，直到九九年五一前的一天早晨，我们住宅小区响起了炼功音乐，我才真正的溶入到大法中来。
每天早晨炼功，白天上班，晚上和大家一起学法，这期间我真实的体会到师父为我清理身体。一次我在家休息，就象《转法轮》书中写的一样：突然感到全身发冷，象得了重感冒一样，全身的每一块骨头都疼，在家躺了一天，两顿饭没吃，到晚上学法时我还是坚持着去了，可是轮到我读法时，我说：“我今天消业，难受的很，你们念吧！”说完后我立刻知道自己错了，马上接着读法。读完后，一切症状全消失了，身体特别轻松。那段时间我工作精力充沛、心情特别舒畅。
我们小区炼功点早晨炼功，是从居委会办公室接出的电源，由于“四二五”后公安内部有文件，对法轮功修炼者進行摸底、调查，一些消息灵通人士那时就有不让亲属炼功的，居委会也找理由不让我们在他们门前炼功了，我们又找到一个炼功点，可是必须从电源接出五十多米电线，我就想：不能光让别人付出，我也应该为大家做点什么，就主动买来插座、电线。晚上炼静功时，一直单盘都坚持不了十五分钟的我，居然腿一搬盘上了。我正感到奇怪时，一个学员跟我说：“师父告诉我们付出多少得到多少！”
我从小到大没有盘过腿，再加上自己本身腿又很硬，炼静功时，单盘两条腿还离两拳头高，盘十五分钟就闹心的拿下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业力的转化中讲：“有的人腿稍微一疼，蹦下来了，活动活动再盘，根本不起作用。有人站桩，胳膊举累了，受不了，放下来了，根本不起作用。这点苦算什么？我说人炼功这样举着胳膊就能修成了，那简直太容易了。”是呀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怎么修炼呢？我便拿绷带把腿绑上炼，两只脚渐渐地变成黑色，豆粒大的汗珠顺着脸往下淌，我好不容易咬牙坚持了十五分钟，这样炼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不用绑也能盘半个小时了。
修炼前，我的工作按常人的说法即轻闲又实惠，有一个让许多人羡慕的幸福之家，夫妻恩爱，女儿也特别懂事，工作之余常常打麻将消磨时光，有时竟夜不归宿。当我看到师父说修炼人不能赌博时，我决定不再打麻将了。可是刚开始时，每到周末心里就象长草一样，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玩，有时却板不住自己偶尔玩一次，准是输的一塌糊涂，回家做饭不是被刀切坏手，就是被其他东西碰坏手，我知道是师父慈悲点化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打麻将了。
可是在我还没有更深的领悟大法的内涵，也没有真正走过实修阶段时，九九年七二零邪恶的镇压便开始了，早上刚上班，领导就告诉我回家看电视，说有重要新闻。看完后我不知如何是好，心想：“到晚上去学法点问问其他人吧！”谁知晚上学法点一个人也没来，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回到家开始冷静的思考：法轮大法到底怎么样？修炼的“真、善、忍”有没有错？自己还学不学？炼不炼？
经过认真的思考后，我打定主意：“不让炼，我在家自己炼”。当晚炼静功时，自炼功以来一直没有感受的我，这时仿佛坐在一个转盘上，左转几圈右转几圈，非常舒服、美妙。我一下子感受到功法的真实存在，更坚定了我炼下去的决心。我在心里暗暗发愿：“师父啊！请您一定帮助弟子修炼到底啊！”也是这纯净的一念，师父为我進一步清理身体，半夜一点钟左右，我开始腹泻不止，浑身上下一点劲也没有，每二十多分钟去一次卫生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停止后我立刻炼起动功。丈夫下班后看到我精神焕发的神态，不无赞叹地说：“这么快就好了，是挺神的！”
二、走出来证实法
九九年七二零后，大法弟子纷纷去北京证实法，可我们学法小组的那几个人都表示不炼了。我当时对证实法还理解不上去，感到很迷茫。一次回父母家，碰到大哥一家，知道他们要去北京证实法，并给我讲为什么要去证实法：“比如一个人得了绝症，西医治不好了，到中医去看，中医也治不好了，一个高明的大夫给他治好了，当这个大夫遭受污蔑、陷害时，这个亲身受益的人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现在师父与大法受到不公的对待，我们这些亲身受益的人不应该去北京向政府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吗？”我这才理解大法弟子为什么去天安门证实大法。虽然如此，当时，我还是放不下常人的那些现实利益，更放不下生死，没能象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去北京证实法。但是在以后的修炼道路中，我知道应该如何去做：面对公安、居委会的不断骚扰，我由回避、敷衍到直面面对讲真相，证实大法。
二零零零年五一放长假前，有朋友透露消息说：我要再不写“五书”，他们五一过后就要送我去洗脑班。我当时暗自庆幸还可以在家休息几天，结果这个“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第二天一上班，公安局政保科就来电话，让我去一趟，那时还不知道不配合邪恶的安排，周围也没有同修可以切磋，我当时只想：宁可去洗脑班也决不写“保证书”。我立即回家取了生活必用品、带上一点钱，坐车就去了公安局。到政保科后，正、副科长假意的和我客气了一番后，便询问我炼功的原因、时间以及现在对法轮功的看法？我就从如何有病治不好而炼起法轮功；炼功后才知道法轮功能让人的道德回升，要求人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讲到：如果人人都炼法轮功，身体健康了才能更好的工作，还能为国家节约医药费；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贪官，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罪犯。
他们一听觉的我讲的有理有据，无可非议，就亮出了他们真实目地：你写个“保证书”吧！我心里想：“我已经做好准备来的，怎么会写那个保证呢？”结果未等我说话，正科长就说：“你现在让她写，她也不会写”，对我说：“你把这张报纸拿回去看一看，回去想一想，就把我送出办公室。正如师父《道法》中所述：“作为弟子，当魔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已过关了。”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自焚”栽赃事件发生后，单位把我和另一位已表示不炼了的同事叫去看录象，到那儿后才知道他们不仅找了相关部门的领导，还请了广播电视局的记者，准备上电视做反面宣传，放完“自焚”录象后，到会的人随着邪恶的宣传诽谤大法和师父。最后让我表态时，我心里想着：决不能让他们上电视毒害更多的人。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没有分析“自焚者”符不符合法，但是，由于我的表现，电视没有播出。单位勒令我停止工作，到六一零办公室洗脑一周，并针对“自焚”事件写一份检查。在六一零他们让我读诋毁大法的文章，并轮流洗脑，我就给他们讲真相，由于他们受毒太深，再加上我看的资料少，讲的不到位，没有让他们明白真相。后来我想我不能这样待在这里听他们的安排，正好六一零的书架上有一本《宪法》，第一页便是公民的权利，我就大声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权利，有集会、示威、游行的权利……”。我说作为公民我有权选择我的信仰，你们这是剥夺我的权利。他们无法回答，让我写检查，我只写了一句“我对此事不了解，也不理解。”，他们说：“不合格，从写，否则不让我回家”。我说：“我这么想的，就这么写”，并去找书记要求恢复工作，结果第五天我就回去了。
因为自七二零后，我们单位和社区只我一个人不放弃修炼，单位六一零、公安局政保科不断找我，二零零一年秋，又强制我去××市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画展，我本想躲出去，但又一想，我应该去证实大法，于是，晚上回家写了两张真相不干胶条，贴在我的内衣上，准备贴到画展上。单位派了辆面包车，由六一零主任、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女工干部“陪同”我一起去，还有两个搭乘车的。一路上我向他们几个人讲真相，解答他们的疑惑。到了展览馆，简直象是到了“军事重地”，展览厅内武警荷枪实弹，四周把守。当看到“敛财”的“证据”竟然是与师父同名同姓人的一张一九九八年的[长春工商银行的存款]的存根时；我就指着存款单和监督我的政保科的副科长小声说：“大陆人住在中国都要把钱存入外国银行，我们师父住在美国却要把钱存到国内来，这符合常理吗？拿一个同名同姓人的存款单可不可以嫁祸别人。”科长听了觉的也有道理，告诉我不要说了。我心里想着不能让他们毒害更多的人，应该大声的讲出来，以阻止他们的邪恶计划。可因为怕心和顾虑心而错失机会。关键时刻，才看到自己的心性和差距。
回去时，同车来的二人有事没走，又碰到本单位的两个科长搭车，一上车，他们就主动问我有关法轮功的一些问题，我就抓紧时机耐心地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我已看过揭露“自焚”的真相，还有铁的事实：本单位两年前发生的“浇汽油烧人事件”，基层一车间两领导平时对手下一个年轻工人经常辱骂甚至拳脚相加，二十多岁小伙子咽不下这口气，上班时拎了一塑料壶汽油，闯入二楼的办公室，将汽油浇在地上，然后点燃，自己则堵住门口，要与其同归于尽，当时屋里除两领导外还有一个无辜女孩儿，在男孩儿浇汽油时三人都跳到办公桌上，点火后三人先后跳窗，单位人立即将火扑灭，送至医院。男孩儿到医院后死亡，其余三人大面积烧伤，后转入××市大医院烧伤科治疗，此事件轰动上下及各相关部门，我们许多人都亲自到烧伤科看望过病人。对烧伤才有最基本的了解：严重烧伤病人都一丝不挂的躺在无菌室内治疗，闲杂人员不得随意進入。我对他们说：“人身上浇上汽油烧，应该比汽油浇到地上烧的更快、更严重吧！别说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就是有，发现点着火后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再取回，人不烧死也烧至重伤，怎么能用厚厚的纱布包上呢？再者大人烧伤后都承受不了，每天痛苦的呻吟着，十二岁的小女孩儿烧的气管都要做手术，还能底气十足的回答记者的问题？你们仔细想一想可能吗？”接着我又从科学的角度讲法轮功为什么不是迷信？为什么世界上各国家有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博士在学？讲现代科学目前无法解开的世界之迷。他们听后都觉的有道理。其中有一位科长说：“不能听她讲，她一讲就能把我们给说服了。”
三、溶入正法洪流
师父新经文《理性》发表后，大法弟子不断走出来，用各种形式揭露迫害。因为我学法晚，与坚持修炼的学员都不认识，既无人切磋、又无资料来源，正好上小学的孩子学校要开家长会，我想何不趁此机会证实大法呢？于是我用B5纸打印了两张“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请记住真、善、忍”的小标语，到学校后，我环顾四周觉的校内一围墙最适合，可是人来人往，没有机会张贴，我在心里想：要是没有人通过就好了，一会儿，真的没有人走过来，我抓紧时间将传单贴上，但由于紧张标语贴的不太正。另一张则贴在校外。
因为我有了一颗想要证实法的心，在师父慈悲安排下，在各地资料紧缺的时期，我与本市的一个学员取得了联系，从此我才溶入证实大法的洪流，贴传单、写标语，将有限的真相资料传递到外地，在来往坐车的途中讲真相。
为了有利于讲真相，我回娘家时常选择坐出租车，然后再转乘火车，有一次，我去的早，自然就坐在前面，三位男士陆续坐在后排，其中一位是司机的朋友，司机想让朋友坐在前面，后边有一些挤，便征求我的同意，我想这样更有利于讲真相，就与他对换坐在了后面，并以此为话题向他们洪法。我说：“按理我一位女士，本应该坐在前面，但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吗！况且我是学法轮功的，更应该为别人着想。他们一听我是学法轮功的，便一齐询问法轮功的一些问题。司机说：“我开慢点，你好好给他们讲。”我便结合着“答九问”、“自焚”背后的真相等资料的内容一一给他们解答。我告诉他们有许多专家、学者、教授、国外拿好几个博士证书的人都在学，法轮功修炼者上至高层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已传遍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反对。一个小时的路程，讲了一路，解开了他们心中许多的疑惑，其中一位最后和我说：原来有文化的人也学法轮功呀！他的妻子也是坚持修炼的大法弟子，妻子文化不高，没有给他讲明白，他对妻子的做法不理解，常常反对甚至烧书，现在他很敬佩学法轮功的人。我也为这些有缘人而高兴。
每次坐车前，我都先想与大法有缘的人快靠近我，这样大多时候坐车，都能讲真相。记的一次坐火车，与同时上车的一家人坐在一起，我小时候认识他们，但没有说过话，交谈中了解到他们一家现在在外地生活，他们十多年没有回老家了，我想这一家人是回来得救的，我就很自然的找个话题讲现在的食物造假让每个人都面临着被欺骗，而引发到新闻的造假，讲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运动，刘少奇的被诬陷；八九年“六四”学潮被军队镇压，结果中央电视台却瞪着眼睛说瞎话“天安门没死一个人”。他们长我十来岁，经历过文革，深有体会，对我讲的非常认可。之后我开始讲现在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央电视、报纸造谣就是鼓动群众仇恨法轮功从而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讲法轮功的功效——许许多多得了不治之症的人通过修炼，身体康复；讲法轮功让人做好人，使人道德回升，以我个人为实例。又从科学的角度讲法轮功是更高的科学，不是迷信！所谓的“迷信”，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不让老百姓信，他自己却深信不疑，他一生不断求签、问卦，就连他的８３４１部队都是老和尚给算的……”。车厢里很静，我周围的旅客都在听我讲，车厢乘务员走过时，听到我讲法轮功，怒气冲冲的对我说：“你要再讲就报告乘警给你抓起来”。这位老乡却说：“没事，你讲吧！乘警来了，我们保护你！”那一刻我真的被他们所感动！于是我又提高了声音，以便远一点的旅客能听到，一直讲到我下车。
还有一次，一位父亲领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儿坐在了我的对面，我正在看《真相资料--答九问》，小男孩儿过来俯在我的腿上，仰个小脸对我说：“阿姨，你教我。”我高兴的说“行！”便一字一句的念给他听，教他念“真、善、忍”。小男孩儿的父亲一听是法轮功，吓的赶紧把孩子叫过去。于是，我就拿着真相资料指给他看。快下车时，我把传单送给他，他却不敢接，这时，小男孩接过传单对他父亲说：“爸爸，你回家教我吧！”过后我一直在想这是怎样的一个生命。
四、大法显神奇
由于当时资料紧缺，我就自己买了一个小型喷墨打印机，得到一张真相资料后，我便从新输入电脑后，再打印出来，这样用一段时间后，墨盒里的墨就用完了，我的工资不是很高，换一次墨就要上百元，我就想要是不用换墨该有多好，谁知当我打开电脑时，看到墨盒又显示到灌满的状态，我开始还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后来证实这就是大法的神奇。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底，本系统公安局对我進行一个多月的监视、监控后，将我绑架，对我刑讯逼供，逼问资料来源。恶警对我拳打脚踢、不让睡觉，把我的两手用手铐吊铐在两侧的推拉门上，然后将门踹向两侧，人即刻被拉至悬空，两只胳膊被拉至极限，手立即成黑紫色。我只觉的头顶“大法轮”呼呼直转，但还是不悟，心里想着：“怎么会疼呀？这个功法到底有没有？”在考验面前动了“人念”，而不是动“神念”。没有想到求师父加持。承受不住酷刑的折磨，说出了同修，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说出同修后痛悔不已，心里担心同修万一承受不住，牵扯出更多人，不行，我决不能因自己的罪过让大法遭受损失，我一定要出去通知他们。我坚定的求师父为我加持，帮我出去。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半夜刑讯完后，恶警们将我一只手铐在房间内的铁栅栏门上，又用手铐将外边的铁栅栏门锁上，一边锁一边还说；“锁紧点，别让她跑了。”两天两夜没睡觉的我坐在椅子上就沉沉的睡着了，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却突然醒来，大脑中只有一个意念：一定要逃出去！我一遍遍的求师父加持，很快就用自行车钥匙打开了手铐，再轻轻的拧开屋门，将手抻出铁栅栏门开始打用手铐上锁的铁门。
我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开在外边反锁的手铐，开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打开，我还是在心里默默的求师父，没有一丝的怀疑，这时手铐“啪”一声开了，我又往下拿手铐，无奈手铐的齿轮满满的卡在门与门框焊接的铁板圆孔中，门扇又有些下沉，穿锁孔上下错位，手铐死死的卡在孔中。我还是坚定的求师父加持帮我打开手铐，开一会儿，回屋里发一会儿正念，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脑里一片空白时，手铐终于“咔”的一声拿了下来。那么大的声音竟然没有惊醒睡在隔壁和楼上的警察。
我走下楼梯，越过一楼门卫值班室逃出了魔窟，及时将消息传了出去，在慈悲的师父的宽容和呵护下才没有因自己的过错造成损失。
在逃出魔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一度记恨对我施刑的恶警，一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公安局大楼里沿着楼梯往上走时，看到一个套着铁枷锁的人被人用铁链子牵着、蹒跚着向楼下走去，后面还跟着两个人，好象是往地狱走，我继续沿着走廊走着，当走到关押我的刑讯室时，看到两条很大的狼狗在朝我狂吠，我害怕的缩成一团，眼看就要咬到我时，从刑讯室墙上开出个窗户，师父站在窗口伸出一只胳膊挡住了狼狗的嘴。醒来后我非常难受，知道由于自己没做好，师父替我承受了罪业；由于自己没有向公安警察讲清真相，致使他们在无知中对大法犯下天大的罪过而要下地狱。从此以后，我心中不再有恨，也理解了师父在悉尼《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的讲法“所以不管你们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情况下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问题。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的内涵。
五、走自己的证实法之路
逃出魔窟后，我一直想：要是能碰到同修该有多好！遇到魔难时可以在法上切磋，有困难时可以得到帮助。可是始终没有找到。我一个人独自在外流离失所，每当我在一处安定下来，并对暂时的安逸感到一丝满足时，却总是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使我不得不离开，再寻安身之处。
刚逃出来时，我无处可去，寻找到一常人远房亲戚家，和他们讲真相，他们夫妻都非常同情我的遭遇，愿意我留在他们家住，并告诉我，为了我的安全着想，不要和他们家来的客人讲法轮功。可是他们家一来客人，他们夫妻二人就跟朋友介绍我是炼法轮功的，如何好。有一天，他们和我说有几位客人要到家里做客，其中一位朋友是公安局局长，他当时因抓法轮功十分卖力，上级奖励给他一部轿车，叫我不要和他讲话。我听后暗想：我一定要想办法向他讲真相，让他不要迫害当地的大法弟子。他们喝到高兴时，我進去上菜，亲戚又向他们介绍我是他的亲属，炼法轮功的，我借这个机会向他讲迫害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栽赃事件的真相，讲为了权力可以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栽赃成“反革命、工贼、叛徒”，讲文革中打手的结局，以及法轮功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健康，思想境界也提升了。我说：自己以前的工作按常人的话讲很有“油水”，我炼法轮功后，不再做损公肥私的事，因此每年可使单位免受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的损失。您说学了法轮功是对国家有利呢？还是有害呢？”这位局长频频点头，最后感慨的说：“最聪明的人应该不当官，不参与政治。”我知道他明白了真相，知道参与迫害最终的结局。我想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吧！这之后，虽然这位亲属挽留我，但是，我没有书，不能学法，也无法炼功，就毅然离开了他们家。
由于当时不知道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所以一直在迫害中、在旧势力的安排下艰难的走着自己的证实法之路。还想这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自己必须承受。所以一直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亲属家到另一个亲属家。他们中有理解的、不理解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人间冷暖，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滋味，常常一个人偷偷流泪。难过时就背诵《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渐渐不再感到委屈而落泪。通过这段经历我懂得了人在困难之时的艰辛，从此放下了自己在常人中长期养成的一直高高在上的对人态度。
后来几经辗转，我找到了被迫离家流落在××市租房住的大姐（同修）。这样我和大姐每天在家学法、炼功，随着生活的安定、环境的舒适，自己也感到一丝的满足。谁知刚过了一个多月，就被人举报，当地公安上门骚扰。当时我和大姐外出刚好回来，警察已在楼下等候多时，由于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向我们打听我们家的情况，我们说不知道，随即坐上一辆公交车离开了住处。由于我们的怕心，怀疑和我们一起上车的两个中年男子是公安便衣，我和大姐商量分别下车，将他们分开。就这样，我和大姐走散了。后来那些警察没找到我们也就不了了之了。当时我们身上仅有两三块钱，我给她女儿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就回家了，可是，大姐连电话号码都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她会去哪里呢？我们每天出去寻找，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外甥女由于担心母亲的安危，把怨气都撒在我头上，每天对我冷言冷语，我只能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很晚才回来。
当时，我也很矛盾。我觉的大姐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是，不去找就会让本来就不理解大法的外甥女更加怨恨大法，我不断反复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去找大姐就没办法学法、炼功，我就每天带着书到车站、海滩等大姐可能去的地方，累了就在坐下来看书学法。那时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在外滩游泳的人很多，我就有意找他们攀谈，和他们讲真相，一次正看书，一个卖盒饭的人问我看什么书？我就说：法轮功。他大声地说：“你还敢看这书，政府不是取缔了吗？”他的声音引来的一群小商小贩，他们一下子把我给围起来，你一句我一句问我法轮功的事，我知道他们都是有缘人，就耐心的给他们讲法轮功让许许多多象我一样有病的人，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如何教人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讲“天安门自焚”的骗局，以刘少奇为例讲历次运动中恶党栽赃、诬陷的手段，讲八九年“六四”大学生反腐败，政府动用军队，用装甲车、机枪对学生。并以我个人的经历讲中共对善良人的迫害，使的全国有许许多多象我一样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人，讲国家的现状，公安局放着那么多贪官污吏、杀人犯不抓，却抓好人，象你们这样生活无保障，靠卖点小饰品来维持生活的最底层的人，他们却天天抓。他们听后频频点头，都说：“她讲的真是有道理呀！”。
一个多月后，我们找到了大姐，原来她在一个很偏远的小工厂里打工。我深深的体会到：“当你的心在法上时，师父什么都会给你解决”。外甥女不想让我住在大姐那儿，就找茬打架，将我的脸抓破，我没有和她一样，默默的离开了这座城市。
再次坐上列车另寻安身之处的我，脸上带着清晰的伤痕，独自望着车窗外，心中不觉有些凄楚。当初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大学生，一个有一份清闲安适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有一个美满家庭的我，就因为修炼法轮功，要做一个好人，为了坚持真理，竟然被抓、被酷刑折磨，竟然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沦落到无处可去的地步，而世人却不能理解，甚至于自己的亲人也助纣为虐，叫我怎么能不伤心流泪呢？其实，这是自己常人之心出来的表现，心里难过。听着邻座的旅客聊天，也无心搭话，可当我听到旁边的农民说他是炼××功时，我大脑一震，心里想我必须和他讲真相，否则他学了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会毁了他。于是我调节了一下心情，和他慢慢谈起气功，讲起佛教的修炼形式，道教的形式，基督教的被迫害，现在法轮功正面临着同耶稣基督教同样的遭遇，并给他讲了“红眼狮子”的故事，法轮功修炼者在这么严酷的迫害中就象故事里的老太太一样，为了救那些被谎言迷惑的世人，在常人的嘲笑中，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的危险，坚持不懈的讲着真相。就是为了救象他一样有善心的人哪！这位曾经当过兵的农民——堂堂七尺男儿，听完后竟然泪流满面，一定要和我学法轮大法，并把他家的电话和地址留给了我。最后下车时，我把一直带在身边的那本珍贵的《转法轮》送给了他，并告诉他一定要好好珍惜，有机会的话我会去他家教他动作。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的体会到师父在《精進要旨二》中〈清醒〉的讲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地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从此，我不再伤心，不再哀怨，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有缘人等着我去救，我要去救人。
六、走出人的“亲情”
我在逃出魔窟后，公安局为了抓我，串通我娘家当地公安局对我父母家進行监视、监控。父母一九九八年末开始炼法轮大法，虽然年纪大（父亲八十多岁，母亲七十多岁），但身体非常健康，精神矍铄，邻居们都非常羡慕他们二老。邪恶的七二零后，当地国保大队多次上门骚扰。二零零二年，在我流离失所的日子，公安恶警非法闯入家中，搜走大法资料，没收录音机、录音带。母亲在一次次经受着子女们被抓、被拘留、被迫害的杳无音信的情况下，不识字的母亲不能学法，没能在法上提高，经受不住打击，身体反映出严重的病症，腹部积水。二零零三年新年前被送到医院，我在外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没有在法上认识到这是旧势力的迫害，而是对“亲情”执著放不下，正是我的执著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最后母亲去世。通过家人的指正，不断学法，找到了自己从炼功以来一直隐藏着一颗“学大法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生命，超脱人的轮回生死”这个最根本的执著。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怎么能一手抓住人的“情”不放，一手抓住神呢？还想利用大法来保护自己家人的“私心”，这是多么肮脏的心里呀！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只有多学法，修得执著无一漏，做到才是修。在经历了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之后，我终于走出“亲情”，从痛苦中逃脱出来。我清醒的意识到自己在外流离失所，虽然表面上好象很苦，遇到魔难时，过不去时才觉的苦，当我从法理中认识上来，心性提高上来时并不感到苦。但是我的亲人，尤其不修炼的家人，他们才真正的“心苦”。我不能再顾及自己的安危，给我的亲人增加痛苦了，我必须回家，结束这种迫害。于是，我给单位领导打电话，要求回家，开始单位领导还坚持让我写“保证书”，看我态度很坚决，他们就说只要回去，什么也不用写。这样我终于结束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流浪生活。回到家中，已是物是人非。
我逃出魔窟后，单位为了抓我给我丈夫施压，如同文革中剥离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手段一样，找其谈话：上纲上线，让你自己选择离婚才是唯一的“前途之路”，目地是从精神上将我击垮。在压力面前、在权衡利害之后，在我离家的第三个月，丈夫选择了离婚。法院在我不在的情况下，第六个月就以本人失踪为由判决离婚（失踪二年后方可提出离婚，法院在单位领导的授意下，公然违背法律）。我回家时，昔日对我疼爱有加的丈夫正与新女友准备结婚。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更放不下“情”，于是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用人的方式去争取他。在个人利益上还和常人一样争夺，甚至还不如一个常人。在争取他的过程中，我心力交瘁，痛苦万分。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我是选择修炼而放弃他？还是放下大法而选择丈夫？”
经过一番斗争后，我决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修炼到底！对丈夫的“情”也放淡了许多，我知道是自己决心已定，师父才帮我拿掉了“情”这个物质。可是魔难又接踵而至，远在外地生活的姐姐，也是与我年龄最相近、最关心我的亲人。在我最难时每天都打电话安慰我的姐姐突发急病，我匆忙赶去，在守护了二十多天后，一句话没说离我而去。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听到的却是丈夫几天后举行婚礼。如果母亲健在的话，我可以把心里所有的痛，诉与母亲；如果姐姐尚在，我可以把伤痛分给姐姐；如果丈夫还属于我，我可以把失去亲人的孤苦诉与他听，在他那里得到安慰；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我一遍又一遍念师父在《转法轮》〈大根器之人〉中：“我就说人得能够吃苦中之苦，当然倒不一定是这种形式。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心性上的摩擦，个人利益的争夺当中不亚于这东西。有多少人为了一口气活着，受不了就吊死了。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得能吃苦中之苦，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丈夫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上小学的女儿晚上放学骑自行车回家时，为了躲避对面而来的汽车，摔在一个无盖的下水井上，嘴、牙、手、腿都摔出了血。晚上我守在女儿身旁，接连不断的接到前来为丈夫贺喜的电话，心里反而平静的很，仿佛一切离我很遥远。
七、拘留所里的神奇事
二零零四年四月，在单位领导直接授意，本系统公安局参与、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在我办公室将我绑架，拘留十五天后，非法判我劳教一年。但将我关在当地拘留所里不送走。他们说单独送我一个人去劳教所费用太高（这不是理由）。我开始时一直发正念：“决不能送走”。后来自己觉的在拘留所里虽然能讲真相，也能炼功，但不能学法，也没有同修交流，感到一种难言的孤独。心想还不如去劳教所呢？还能和大法弟子在一起。结果五个多月后，将我送到劳教所。
在拘留所里只有一个女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上下八张床，靠门是厕所，冰冷的铁门下面有一送饭的小门，从早到晚都要呆在里面，没有坐板、没有放风、没有劳动任务，每日三餐都是窝窝头、没有油水的海带汤，唯一的事情就是闲聊。被关的女犯大多是“卖淫”女、偶尔有一两个打仗、偷窃的。他们一般最多十五天就出去了。我進去后就一拨一拨给她们讲真相，有时她们也跟我学动作，一次有一个小姐跟我学静功时，她说：“她看到眼前有一个手掌大小金色的佛”。还有一次，我用无水的笔把师父的《洪吟》写在每张床的墙上，一位四川妇女，我一开始和她讲法轮功，她不信、也不听，有一天她跟我说：“好奇怪呀！晚上没开灯时，屋里有些黑，可是你写的这些无色的字怎么放光呢？”我告诉她法轮功里的神奇事很多，这不算什么。我再讲什么她也能接受了。
一天半夜，牢房的门突然打开，又送進一个女犯，值班的副所长对着我说：“你有能耐把她给度了”。女犯又瘦又小，问她什么，她也不回答，原来是个哑巴。哑巴女被安排在我的上铺，可是她不睡觉在床上翻来翻去，又从一张床折腾到另一张床。其他犯人被吵的睡不着，继而呵斥。我看她实在太痛苦，便坐起来试图和她沟通，她还能认字，我们俩就通过写字“交谈”，我才知道她在犯毒瘾，是偷窃罪進来的。我让她在心里默念“真、善、忍”好，就会好一点。果然，一会儿她就睡着了，以后，她很信任我，教我哑语--打手势，我教她炼功动作，我学会了哑语“真、善、忍”，并“告诉”她，出去后不要再吸毒了，告诉她的哑巴朋友要记住“真、善、忍”！副所长知道后，笑了笑，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内心很佩服大法弟子的韧劲。
八、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二零零五年，我从劳教所回来后，市公安局派出所来我家登记，走之后又突然返回，当时我父亲和大姐（都修炼）来看我，住在我家。他们進门后便各个房间逐个察看，并问我父亲什么时候来的，是谁送来的等问题。我才知道他们目地是找我大姐，本系统公安局一直暗中监视我的住宅，知道他们在我家后，立即勾结市公安局上门骚扰，幸好大姐刚走，让他们扑了个空。事隔不久，一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市公安局派出所四人疯狂敲门，進屋后，拿出一张搜查令，对我的房屋進行搜查，一边搜查一边和我无话找话说。他们走后，我静下心来思考这件事，因为我默认了这种程序——认为从劳教所回来后就得登记，所以他们才敢上门骚扰。这种想法不是配合了邪恶的迫害了吗？我从新学习师父《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鼓掌）但是它们毕竟做了它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的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它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它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
于是我立即发正念不允许邪恶再上门骚扰，他们不配再考验我。此后，市公安局没有再来。我同时提出要恢复工作以维持我和孩子的生活，便写了一封《致单位领导的一封信》，两个多月过去了，单位还是以种种借口不给安排工作，我想不能这样呆在家里，我一定要去上班，每天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不久，单位来电话让我去填表上班。
二零零五年十月前夕，本省邪恶阴谋计划绑架一批大法弟子進行“洗脑”，九月二十八日，局长先找我谈话说：“你写不写‘保证书’对我都没有任何影响，但我不希望你做刘胡兰、黄继光式的英雄，你那么瘦弱的身体怎么能承受酷刑的折磨，希望你回去好好考虑。”我没有说什么，心中想着：“信仰的力量，人是无法理解的。”第二天早上，有人敲门，（九九年七二零后，邪恶经常上门骚扰，我已养成习惯，一般有人敲门也不去理会）他们敲了好长时间，以为家里没人就下楼了，我到阳台一看，两个身着警服的警察正走出来，对面超市里隐藏了至少二个警察。我意识到邪恶又在阴谋迫害我，我马上把所有的窗帘拉至一半，以避免对面楼用望远镜探视到屋内（邪恶以前一直在我家前后楼安排人监视我），然后，坐下来开始发正念：彻底铲除所有参与迫害我的邪恶因素！每个整点高密度发出强大的正念。公安局每天都打电话、敲门，我一概不理他们，也不做饭，饿了就吃点冰箱里仅存的几斤月饼，不接电话、也不打电话，晚上也不开灯。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学法、炼功、发正念。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半个月，我想我不能总呆在家里躲着呀！这不是大法弟子应该存在的状态，我一定要继续上班！我便半夜离开家，准备到外地给单位打个电话，由于半夜没有车，只好找个洗浴中心住一晚上，谁知在第二天早上出来时，被也来洗浴的一女警察给认了出来，打电话通知了公安局，我刚走出来，一下子就被警察围住，将我“请”到车上，我才知道十月上半个月来，他们找我找疯了，连我娘家都去了，四处打电话，将我的照片发到每个警察手里，否则那个女警不认识我，不可能在洗浴中心将我认出来。回去后，单位主管政法的副书记找我谈话：说我不对，不应该不声不响就离家了，把责任反倒推到我身上来了。我说：“我看到又要迫害我，我才走的，我还能看到有人想砍我头，我还要把脑袋伸过去吗？”副书记表示，不会再对我如何。并让我继续上班，好好工作。
九、溶入整体勇猛精進
随着师父正法形势突飞猛進，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更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中，走好每一步，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在学好法的同时，重视发正念，传《九评》、促三退，讲真相、救众生。在讲真相中暴露出自己很多人心，如顾虑心、怕心、爱面子的心、显示心、欢喜心，这些心平时都被掩盖着，在讲真相当中，不断的暴露出来，去掉它们。在讲真相中也是修好自己的过程，自己的一言一行符合修炼人的标准，真正做到事事都为他人着想时，世人就很容易接受。反之救人的效果就不好，哪儿做的不好及时查找自己，修正自己。把自己溶入正法的整体之中，我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大法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用法衡量一切。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帮助昔日的同修从邪悟中走出来，与消极、懈怠的同修学法、交流共同精進，为遭受迫害的同修发正念，给还在行恶的警察写劝善信，不等不靠，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用修好的神的一面去终止这场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这就是我修炼中的点滴历程，暴露出的不足之处希望同修能慈悲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