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看守所、监狱抵制迫害的日子
一、遭绑架
2004年10月日下午，我骑自行车带着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去北京通州区农村讲真相。当我给了一名女青年真相资料后，她悄悄的打手机报了警。警车来后，拦住了我的去路。两个便衣飞快的抓住我的双臂向后拧，另一名恶警凶狠的用飞脚猛踢我的双腿，大约半个钟头后，把我按倒在地，恶警把我裤子拽掉后，并拉我双腿使我后背着地，被石子划破流血。但仍无法把我弄上车。恶警又打手机，叫来一辆警车，他们用绳子捆住我的双腿，又用手铐铐在腿上的绳子上，使我整个身体成了四十五度。
他们把我拉到当地派出所后，我连续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凶狠的打我的脸，拿电棍电我全身，电我嘴不让我喊，一直到半夜又把我送到通州区派出所进行迫害。
强行给我检查身体时，我不配合，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狠劲打我的脸，用双手狠掐我的脸，打的我顺嘴流血，我躺在地上闭着眼一动不动，他们才停下。两个便衣把我抬到看守所的登记室。看守所的一名恶警命令两个便衣把我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并抢走了我口袋中的400元钱，然后又把我抬进了一个监室里。
第二天，我开始绝食绝水抗议迫害，第三天恶警董亚新找我训话，我进他的办公室不喊报告，不抱头，不蹲下，反正一切不配合。恶警就叫来几个恶人将我砸上了鈎链，所谓的钩链就是手铐和脚链铐在一起成四十五度角，只能坐，不能躺。
到第四天我的双手都红肿了，恶警给我又戴了一个摩托车头盔。就这样持续七天，他们才把我放开。他们在给我插管灌食时，我还给他们讲真相。当他们阻挠我炼功时，我就连续喊“法轮大法好！”，继续绝食。恶警无奈的说：“喊法轮大法好喊的挺好听，你使劲喊吧，只要你吃饭，就顺着您”。
二、换看守所迫害
1、通州区看守所恶警将我折磨的不象样了，也没得到我的只言片语。于2004年11月5日将我转送到北京公安七处，恶警们让我签字我不签，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进监舍牢头让我抱头，我不抱，让我下蹲，我不蹲，他们就狠踢我的脸，打我耳光。我不按手印不签名，三个恶警将我按倒强行抓我的手写。回监舍我就炼功，讲大法好，谁也挡不住。
2、又转回通州看守所受迫害
零五年一月五日，恶警们又把我转回了通州看守所，到那里后，我就开始背法、炼功，不停的发正念。四号监舍有个姓杜的号长，安排了三个恶人当打手，每天欺负同室的犯人。但从不打我，他们都说法轮功是好人，不能打。
通州区看守所环境非常恶劣，有句顺口溜“吃饭没碗，睡觉立板，水洗屁眼，随时就会挨板”。吃饭没碗是叫没钱买碗的人先吃窝窝头，（窝窝头是玉米渣做的）不让你用碗喝水、喝汤。睡觉立板是监室地方小，在押犯人数多无法睡觉，号长就叫新来的人整夜站那值班，多数人被站的两腿、脚紫肿，站那睡着了也挨打，就是能睡觉的人身体也是立着睡。解大便白天限制时间，超过三分钟，号长就叫人往身上泼冷水，每天只能方便一次，还得统一到下午六点排队等待。号长让打手控制手纸，没钱交号费的不让你用手纸，叫你用凉水洗。晚上厕所锁门，每人各用个饮料瓶解小便，若谁闹肚子需要解大便，那就拉在自己的衣服里包着，等天亮起来再把大便倒厕所。多数交不起二百元号费的人，不但遭此凌辱，还要承受恶人用板子打光屁股、头顶墙架飞机的酷刑。
二零零五年二月五日，法院开庭对我迫害，恶警给我戴手铐让我蹲下我拒绝，他们就用脚踢我双腿，强行给我戴上背铐，把手腕勒的很紧。上法庭时，两个恶人每人架我一支胳膊，让我低头。一恶警用拳头猛打我的前胸数次，致使我右胸结一硬块发紫，三个多月后才消失。每当恶警打我时，我就喊：“首都警察打人了。”我只要一喊，恶警就不敢再打了。在法庭上，厅长说：“只要你与法轮功决裂，就不会判你刑。”我回答：“我无罪，法轮大法是正法！”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通州区法院强行给我发了非法判决书，强加于我三年刑期，我不服要上诉，但恶警不给我纸笔，无法上诉，我绝食绝水抗议邪党不讲法律，绝食第四天，恶警张伟和董亚新把我叫去说：“让你上诉，只要你吃饭，就给你纸笔。”我说“你说话要算数，另外你们掏走我四百元钱得还给我，不然我就不吃。”他问我：“你又不知道是谁拿的，咋还？不过这钱真找不到，我私下给你，只要你吃饭，别再胡闹了。”他又说：“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坏，只因我在六一零办公室上班，带队抓过你们法轮功，那也是工作，可你们就给我上了网，出于内心，我也不愿这样做，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你想炼自己在家炼就行了，干嘛要到处撒传单？你回去给你们的人说说，把我的名字去掉吧。”我借机又给他讲了真相，他也认可，但他们说话是不算数的，只给了我纸笔，钱却不给我，我又绝食四天，最后晕倒。恶警们害怕了，把我按倒插管灌食，我不配合。最后他们说只要吃饭，钱一定给你，但只给三百元，你写个条子。我想先给三百元再说，我就写了条子，给他们个台阶下，我先收回了我的三百元。
我自此后每天坚持背法发正念，坚持每天炼完五套功法，恶警们通过探头看到我炼功就来阻止，我不听，继续炼。他们强行不让我炼，我就绝食，他们没办法只好说：“你炼吧，有本事，你把天炼塌。”
零五年四月五日，上午十点左右，北京市中院两个恶警找我询问，其中一个暗示我说：“你当时拿的资料和光盘是去扔掉的吧，你只要写一个对法轮功的认识就好说。”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是做好人的，无罪，法轮功真相资料上说的都是真话，为什么不让讲呢？”他们只好按我所讲的记录了下来。当时如果我按他们暗示的去说，也许判不了刑，但我绝对是不能那样去做的。
零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院强行给我下发了非法判决书，维持原判。因此通州区开始给我照相，让我按手印，我都不配合，恶警们就找了几个彪形大汉给我戴上脚链和手铐，又把我按倒在地上，恶警副所长脚踩我的脖子，恶人掰我手指，并拿电棍往我手上电，强行画了押，
三、转押监狱迫害
零五年五月十七日，恶警准备将我送往天河监狱，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走出看守所，在警车上和我同坐的三个女刑事犯对我说：“这里有个女法轮功认识你，她听见你喊法轮大法好了，她让我们告诉你，她是前几天被跟踪绑架来的，她是不会背叛大法的。”当天上午到达天河监狱后，恶警们强迫我体检身体，我不配合，恶警们就给我戴背铐，通州区派出所副所长骂我，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看守所恶所长骂人了”。
这个副所长气的脸通红，并指使四个彪形大汉的犯人把我按倒在地，强行抽我左胳膊的血，然后这几个坏人把我架到透视台上做透视，他们无法控制我上透视台，又怕我弄坏设备，野蛮的给我注射不明药物，恶警命令坏人把我抬到一边，等药劲上来再查。于是我就闭上眼睛发正念。停了一会儿，恶警说药劲起效了，快把他抬上去。可当把我抬到透视台上后，我突然又迅速的跳下来，恶警说：“这法轮功，还骗人呢！”其实那药物对我根本不起作用。
中午一点左右，通州区将我移交给了天河监狱的一个大队。到那后，狱警长考问我，我就给他讲真相，刑事犯人让我学规范报告词，还让我抱头蹲下，我都不配合。他们骂我，我就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恶警指派一名大学生犯人包夹我，我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洪传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每天我什么活都不干，坐那就背经文发正念，打坐炼功。
四、转原籍迫害
零五年五月八日，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火辣辣的太阳晒的人们喘不过气，这一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防暴恶警成群结队，头戴钢盔身扎佩带，各个手持高压伏电棍叭叭乱响一片。武警手持冲锋枪，警笛响声震耳，那阵势真象是赴刑场一般。恶警将河南籍将近二百名刑事犯人和我集合起来，命令所有在押人员抱头蹲下，我不抱头，恶警来给我戴脚镣，我拒绝不戴，一个恶警就凶狠的往我下身踢去和猛踹。要不是正念的作用，我想真的就会失去肉身。我高声喊：“首都警察打人了。”这时来了一个带队的头来调解，并和气的说：“对不起，这是上级的命令，请你配合，我们是在执行任务，请你谅解”。我说；“我又没犯罪，为啥给我戴脚镣，那个警察还是首都警察哩，啥素质！脚往我致命处踢，想踢死我呀。”这个警察说：“委屈你了，配合一下吧。”后来踢我的恶警说：“就你这样，如果是前几年不整死你才怪哩。”
到北京西站时，其中一个恶警手持电棍叭叭作响，令我抱头，我就不抱，这名恶警说你真不抱？我答道：我又没有犯罪，就是不抱。他竖起大拇指说：真是好样的，佩服，佩服。在火车上坐在我旁边的几个人说：你们法轮功真有骨气。
零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夜十二点多，到达河南省新乡市火车站，下车后，就有第二监狱的恶警来接站，他们同样逼我抱头，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我从没有给任何人抱过头。”他们没办法只好把我拉到了河南省第二监狱，关进了又脏又臭的禁闭室。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河南省郑州监狱一个姓窦的教育科科长来拉我，我一路上不停的给他讲真相。姓窦的对我发火，我一边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继续的讲。下午一点左右到达郑州监狱后，他们把我分到五监区。到这里后，没有见到一个警察，是三个刑事犯发号施令，检查我所带的行李，又搜我全身。检查完毕，把我带到一个监舍的小屋里与我交谈。我给他讲真相，他们表现的很和善，很家常。可到第二天他们就翻脸了。原来是派来给我洗脑的，一个是犯人头，另两个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
第二天早上有个叫安松昌，一个叫贾寅卫的恶人，把我带到一个很脏的屋子里，让我作三姿，即“站姿、坐姿、蹲姿”其中蹲姿最难忍，蹲几天后，能把腿脚蹲肿，而且蹲时还不让动，每天从早上七点开始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当然，我抗议不做，他们就打我。我和善的对他们说：我来到这里是冤枉的，希望你们不要迫害我，这三姿我都会做，我是当兵的出身，难不住我。我想见见干部再说。当然他们是不会让我见的。
第二天恶人贾寅卫还是照常逼我做三姿，我想这样也好，我就静静的闭眼发正念，可他们不让闭眼，我脸上爬苍蝇也不让赶，我心一横，不做了。恶人威胁我说，不做再狠整你，你只要写“四书”就不整你。又威胁我说：“不转化，又不做三姿，那就给你吹吹气球（“吹气球”是另一种酷刑，就是用水管插进肛门里灌水）、骑木驴（“骑木驴”就是用木棒往肛门里插，整死你白整死，又没人知道，又验不出来伤）。这会儿，上头叫杀你，我立马杀了你。你刚来又不知道情况，你打听一下，凡是来到郑州监狱的法轮功都‘转化’了，只要你坚持，有你受的罪，先整你三月，再调换监区整你，看你转化不转化。”
另一恶人安松昌说： “××监区有一个犯人不想干活，把自己的胳膊弄骨折了，我们就给他弄到医院去治，你知道吗？那医院的医生都是犯人当的，是我们的铁哥们，只要我们说一声，他们给他接骨接上后再给他折断，反复折磨他，让他生不如死。”
无论他们怎样威胁我，我就不做三姿，他们只好暂时把我严管起来，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于是我就趁恶人睡觉之机，主动找同修交流，三个同修告诉我，这里的确很邪恶，王进东、邵运芳、雪红军都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转化”，恶人们真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你。有个同修叫宋旭，绝食一年多了，瘦的只剩四、五十斤了。有个同修叫鲁顺民，不“转化”，已经被迫害两三年了。十二监区的老一把手和一个干事用电棍电他口腔，硬是电了一大晌。恶人们还用杠子压他的腿，用打火机烧焦了他的手指，连续十五天不让他睡觉，闭眼就打。再后来又调换了六个监区折磨他。同修孙豪杰做“三姿”，被蹲的两腿肿粗多天。同修吴朝刚不“转化”，恶人们用木棍往他肛门里插。
听了同修的一番话，我有所顾虑了，怕心上来了，万一自己承受不住咋办？这边恶人们还在研究怎样整治我哪。因此在强行“转化”我的第十五天，我妥协了，我对恶人说：“我同意你们，但是我有条件，答应了，我就依你们。一、我这是你们逼的，不算数，下去我就声明作废。二、我下队要与同修接触，让我学法炼功。”恶人安松昌可高兴坏了，就满口答应，并找来了其他同修写的东西让我抄写，我胡乱抄了几句，并写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功不是邪教，他们也没看就通过了。（我知道我错了，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感谢师尊的慈悲，我再次声明作废）。
在后来，果然把我分到了迫害严重的五监区一中队，他们让我干重活，我不干，我抓紧时间找同修交流，我发现同修们的状态很不好，怕心非常严重，有的连话都不敢说，只闷头干活，基本上没人敢学法炼功，更谈不上发正念。我当时就感到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悟到我们是不应该向邪恶妥协，尽管是文字游戏，也是向邪恶低头了。究起原因是没有真正放下最根本的执着：怕死，怕受酷刑。我马上想到，必须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创造修炼环境。于是我就带头公开炼功，传抄经文，鼓励同修们多发正念，积极交流，共同提高。我和八名同修都写了“四书”作废的严正声明，并递交了监区的恶警。零六年大年初一我和王凯坡，谢晓光同修再一次的把严正声明贴在了监区的狱务公示栏上。
刚开始，我一人炼功，他们也没有管，后来十多位同修都炼，恶警和坏人们害怕极了，他们就将大法弟子王凯坡、陈云龙、姚恒社和我等单独分开严管，每个同修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骂和折磨。
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五点半左右，五监区的两个严管我的恶人叫我看电视暴力片。我不看，他们就找来坏人组织的头儿叫陈占洲的恶人逼我看，我说：“按规定六点半是看新闻的时间，现在是属于我的自由时间，我不想看那暴力片。”陈二话不说，上来一手抓住我咽喉，把我脖子掐流了血，另一只手握拳朝我胸部狠打。这时我高喊：“陈占洲打人了！”
三天后，我在夜间悄悄的写了申诉书，（因为白天在监视无法写）我把申诉书投进了狱内设的信箱里，另备一份找到五监区的恶警，控告他们指使坏人打我，他们严重的违反了司法部的《六条禁令》，五监区的恶警郭建敏说：“你也别告了，你们是做好人的，和一个没有素质的人犯人计较个啥。你炼功传抄经文是违反纪律的，我们就没追究，咱们摆平算了。”我接着给他讲了真相：“你们也知道我们是好人，根本无罪，你对大法弟子好，我们也都记着，但你们如果还要继续迫害我们，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就给你们上网曝光，我把你们告上法庭，追究法律责任。”恶警接着说：“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是法院判你们的，与我们不相干。”于是他就把打我的恶人骂了一顿，又让其给我道了歉。我告诉它：“只要你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别再迫害大法弟子，就原谅你们。”
从那以后，我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往外监区抄传经文，恶警坏人们也不管我了。
零六年七月，迫害我的五监区干部找到我说：“我们想让你早点回到家里去，给你少报几个月的刑期，但你得写个对法轮功的认识。”我说行，于是我就写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洪传全世界，大法弟子无罪，把迫害大法的元凶江泽民推上人民法庭的审判台。其他犯人说：“你真傻，给你减刑你们都不要，我们想都想不来。”十月份，干部又找我谈话，说只要写“四书”给你减七个月的刑期，正好回家过年。我说我不写“四书”，什么减刑不减刑的，压根就不应该关我，我无罪。于是我写了一篇真相资料交给了恶警。
零六年十一月，五监区突然领导大换班，监区长和四个主要的恶警干部全部调换。新上任的恶警监区长刘万超逼我干活，我不干，我说我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我是受迫害的，我无罪，你没来时，他们差一点把我迫害死了，还让我干活，我不干。结果他只好说：“你只要到工地就行，到那你看哪舒服，你就坐那歇着。”后来我就在工地房间背法发正念，从不干活。我不参加点名，刘万超就叫恶人打我，把我抬到大厅点名，我就不答应。总之一切不配合，后来也就不管我了。
强加给我的刑期只剩十天的时候，恶警把我抽调到九监区强行洗脑。犹大张少锋、田玉玺强行给我灌输邪悟的东西我不接受，他们逼我写“四书”，我不写，他们就发脾气，并且骂我还打我，我就给他们讲“转化”是错的，赶快悟会来，还给他们背经文《大法坚不可摧》，结果他们有些都转过来了。
九监区的恶警怕我影响他们区的“转化”，我还剩五天就要出狱了，他们又把我调回五监区。零七年十月五日是我闯出黑窝的日子，恶警不让通知家属来接我。早晨不到五点，我原籍镇政府的三个干部和一名派出所长开车来把我拉回去后，就把我软禁起来，原因是恶党的十七召开，怕我上访，派几个乡干部陪着我，限制我的自由。我强烈抗议，要求见有关领导，他们说这是上级的规定，等十七大会开完了你想去哪就去哪。十月二十二下午，邪党十七大会一结束，他们才把我放了，我自由后，就又投入到证实法的洪流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