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佳木斯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2006年8月9日】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众所周知，那是一段一穷二白的极左岁月。母亲怀我时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而且也没能得到足够的休息。白天工作得很辛苦，晚上还要开各种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会议，常常到半夜三更。我出生时骨瘦如柴，两眼通红。由于先天不足，从小就体弱多病，在八个月大时，得病毒性肾炎差点儿死去。我生命中的前30年就是这样与各种疾病相伴，神经衰弱、支气管炎、慢性肾炎，94年又罹患结核性胸膜炎……病痛不但使我成了医院的常客，而且还改变了我原本乐观的性格，我变得喜怒无常。

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命。2001年后，当我真正地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时，我身体上的病痛出乎意料地离我而去，从2001年到现在，六年过去了，我未吃一粒药；同时脾气也好了起来。做事先为他人着想，和周围的人相处融洽了。

可是就在我全面获得身心健康、家人不再为我身体担忧之时，在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大气候下，我亦未能幸免。

一、非法抄家、绑架

2004年12月4日，连续下了三天大雪。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大约19：00左右，以安庆派出所片警孙文义为首的四个警察叩开了我的家门。他们进屋后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我没回答。

恶警让我丈夫骂大法师父，我丈夫不修炼，对他们无理要求无法理解，就问：“我也不认识人家，骂人干啥？咱们也无冤无仇的，谁让我骂你，我也不能骂呀。”

这个回答只是做人道德底线的问题，却被这群中共豢养的“警察”以为抓到了我炼功的口实，孙文义立即要搜查，我丈夫向其索要搜查证，他们一人匆忙下楼，大约10分钟后，取来没有所辖分局佳东分局长签字的非法的搜查证，又找来一个中学生做证人，随后又来了很多警察，把我家翻个底朝天，最后抢走了我的电脑、小灵通手机、宽带MODEM、有大法内容的音像制品和大法书。恶警在持非法拘留证的情况下，把我绑架到安庆派出所。

二、恐怖的体检

在安庆派出所，片警孙文义、王化成等人对我非法审问到22：00左右，随后把我连拖带拽地弄到一个黑色小车里，一个平头、凶巴巴的警察对我说“送你去一个让你提高层次的地方”。车里还有安庆派出所副所长、片警王化成及司机四人。

他们先把我弄到妇婴医院做内检，名义上是看是否怀孕、传染病，其实是他们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一种手段。我告诉他们我在月经期，不能做，也不能配合他们无理要求。妇婴医院的大夫也不予配合。他们跟妇婴医院纠缠到半夜零点，在得到院方明确拒绝后，悻悻的说要告妇婴医院。

在此期间，我一直劝他们不要追随江、罗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并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可他们还是把我弄到二二四医院，副所长找到他的一个姓邵的战友（据我判断此人可能是二二四医院的行政人员，不是医生），姓邵的让五、六个人（包括绑架我的四个警察）把我按在床上，在我小腹部位做B超，然后七手八脚的把我抬到走廊，在惨淡的灯光下、在子夜时分，一位护士在我右臂采血，平头警察恶狠狠地折我的右臂，疼痛万分。

深夜2：00，他们把我送到佳木斯看守所，我面色蜡黄、奄奄一息，身上所有衣物，包括大衣、毛衣、毛裤，因为在雪地上拖拽而洇湿大片。

三、在佳木斯看守所遭恶警暴打

2004年12月6日，我不穿号服，被看守高洪波（音）发现，把我从8：00背铐到17：30，主使者还有一个焦姓所长。

大概在12月中下旬，早晨狱警高洪波巡视时，骂隔壁号一位病重的同修；上午该号的刑事犯在扬声器里报告该同修晕过去了。我在窗口看见看守所狱医在该号神色慌张的进进出出，我很担忧同修的安危。正好迎面走来狱警老焦，就询问同修怎样了，并建议上医院。老焦骂我多管闲事，我正告他：不论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草菅人命。他怒冲冲地带领几个人，打开厚重的号门，冲到号里，对我拳打脚踢，行凶时还谩骂大法师父，过后，还吩咐牢头让我睡在离厕所最近的铺位及不许吃饭等。

在我离开看守所那天，我又见到了老焦，我对他说：我个人说话可能有些冒失，这是我没修好，但请你不要仇视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那样对你没好处。他当时很感动。

在看守所，东风分局国保大队长许然井（音）、市国保大队陈万友等人非法审讯我两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却非法劳教我三年。几个月后我看到劳教判决书，这纸空文上没有任何罪名，只叙述了案由，上书：“该人从2001年开始习练法轮功。2004年12月4日从其家查获35本法轮功书籍，27盘录音带，并利用自家电脑下载法轮功资料制作成小册子8本，刻录成光碟27盘。”

2004年12月22日，高洪波骗我和一病重的同修，说回家，我扶着病重的同修，同修根本无法站立，在一楼我俩一起摔倒在地，看守所一王姓恶警要给我们戴脚镣，我向他置疑：我们也不是罪犯，戴它干啥？那个王姓恶警不由分说，当着40多警察、刑事犯、六、七位大法弟子的面踹我，他穿的是军用皮鞋，我仰面倒地，脸、嘴及右耳均被踹破，脑袋上有七、八个鸡蛋大的包，前胸及两臂淤紫，一警察用我散落在地的衣物，擦溅在地上的血迹。

我被劫持到劳教所后，一刘姓狱医把不到我的脉搏，测不出血压，他怀疑是脑震荡，劳教所拒收。陈万友等人将我弄到中心医院检查，确诊为“癔症性双下肢截瘫”，住院治疗。

即使这样，家人还是因为我从冤狱中回家了而觉得万幸。

四、佳木斯劳教所迫害我的经过

出院后，我回到家中，片警孙文义几次到家中及我工作单位骚扰，并不许单位给我安排工作。2005年5月10日，他又以复查身体为名将我绑架到佳木斯劳教所。

被绑架到劳教所的当天，我心跳骤停、昏厥，劳教所某中队队长洪伟竟然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5月12日，佳木斯市国保大队陈万友等带我到中心医院检查，当时中心医院大夫要求留院治疗并开好了住院手续。劳教所医务所所长李雪娜坚决要求当天把我送回劳教所，不同意住院。（2005年7至8月间，李雪娜儿子因尿毒症在佳木斯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不知她面对自己病中孩子的时候，是否偶尔能理解像我这样只因做好人而身陷囹圄、身体在迫害中致伤致残的法轮功弟子──我们家人担忧的心情？）

在我无法坐稳、屡屡昏过去的情况下，还被劳教所恶警逼坐在电缆线轴上，强迫看诽谤大法、野蛮洗脑的电视片，还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教育”。

5月中旬，已是穿单衣的时候了，可在佳木斯劳教所这个黑窝里，却是阴冷异常。警察接班后就要换上军用棉大衣、棉皮鞋，怀里揣着热水袋，还得喝着热水；我接触的普教们穿着棉衣、棉鞋、抱着灌着热水的瓶子，还得走来走去取暖。

我因为坐不住电缆线轴并因眩晕，一次次摔倒在地。有一次我穿着单薄的衣服摔倒在地，值班的洪伟竟让我在地上躺了一天，大约早8：00到晚17：00.在这中间，洪伟把劳教所医务所所长李雪娜找来，李雪娜连碰都没碰我一下，就对洪伟说：“死不了，上回送来一次，被看守所的人撩骚一下，脑震荡给退回去了。”他们对生命的冷漠真是令人发指。

一次劳教所指导员于文彬问我转没“转化”，我问她什么叫“转化”。她说：“转化了你就得骂人。”

五、恶警两次勒索重金

自从2004年12月份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之后，家人就四处托人。给我家办事的人每天被佳东分局、市国保大队、市610及劳教所的人要求出入高级饭店、卡拉OK包房、桑拿浴室等吃喝声色场所，这些花了5000余元。后来又给以上各方面好处费23000元。

我在劳教所度过9天，不是我身体状况不够保外就医，而是因为某方面还没勒索到钱。第二次被勒索7000──8000元，主要是劳教所方面，在第一次未捞到好处的。

我们的师父说：“修炼人没有敌人。”写出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只是想告诉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虽然你们得到一时的好处，可是你们失去了做人的准则，失去了做人的良心。为了一己私利和工作去迫害好人、破坏大法，要知道善恶到头终有报 ，谁也不能坏事做完就完了，善恶有报是天理。而且中共利用完你们时，你们的下场是什么？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一切，只为你们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得到生命永远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