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大法弟子揭露当地迫害

【明慧网2006年7月23日】以下是几位安丘大法弟子自述遭迫害的经历。

1、我于98年幸运喜得大法，没得大法之前患有头痛等各种疾病，都是多年难以根治的，得法以后这些病得到根治，我所受到的益处全部是恩师的苦度和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呵护。

99年“7.20”大法遭到迫害，2000年1月26日我和几个同修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好，在北京被安丘的一个姓牛的恶警和以前的镇派出所所长刘洪波打骂，戴着手铐坐着镇派出所的警车到临浯派出所，到了那后刘洪波又打同修并勒索钱财1000元，以前的村支书封金栋又勒索钱财1000元，没有收据，这才放我们回家，还经常骚扰我丈夫，腊月二十八、九还派人在我家门口监视我。

从99年“7.20”到现在对大法的迫害已7年了，邪恶仍在继续迫害，今年5月12号上午十点左右我在家改字，同修干活回家顺便过来，自行车放在门外，快九十岁的娘坐在门口玩，安丘的恶警下来作恶，走到俺家门口问老人这又问老人那的，一会闯进我家，由于师父的保护，他们没闯进屋，我听见狗叫，就从屋里出来了，他俩已经走到屋门口了，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说外面的老人说，她家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他问我这是谁的家，我说是我的家，他们俩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他是专管这些事的，过后听常人说是安丘恶党派下来的，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中国大陆共产恶党随时抄家、蹲坑、勒索，我们没有了人身自由。

大法弟子：赵立溪
2006年6月12号

2、我是97年7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前患有头痛、腰痛等多种疾病，身体不好脾气也差，动不动就烦恼发火，得法不到半年的时间所有病症痊愈，而且心性也好了，做事能处处考虑别人，因此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快速向良性发展，使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

天有不测风云，做梦都没想到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竟在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诬陷大法、污蔑师父，并把如此好的功法定为“××”，大法学员遭到严重迫害，并实施株连政策，同事和亲朋也遭受迫害。我不放弃修炼，单位就停止我上班，并扣发工资，我丈夫和我在同一单位工作，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就想制止我炼功学法，我不从，他就狠狠的打我，并骂大法和师父，于是在3月份我进京上访，去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

在北京遍地是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也处处都有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和便衣。第二天，我们在天安门前被恶警抓捕，绑架到了安丘驻北京办事处，在那里我们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然后，按地址把我们拉回原籍，审讯逼供结束，我们被关进了拘留所，5天后单位交了钱我才被放出来（大约是五千元）。

回家后单位对我看管更严了，正式停止我上班，不发工资，大儿子也不让上班了，在家看着我，而且在潍坊上中专的小儿子因我炼法轮功学校要开除他，丈夫在单位受到更大压力，只要见我炼功就往死里打，我被他们至少打晕过5次。

2001年11月28日，公安局以谈话为由将我从家中骗到办公室，不由分说拖上车送进党校洗脑班强行转化。

在洗脑班放污蔑大法与师父的录象，并有近10名犹大和“610”人员对我围攻，我不转化，“610”办公室主任王子清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打倒在地，并狠狠的往地上撞我的头，撞的我眼里直冒火星。潘效鲁逼我转化不成就恶狠狠的说：“我看你是想换换地方了！”然后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小屋里冻我，大约关了两天，我开始以绝食抗议他们的非法迫害。

我绝食，他们就拖我到医院灌食，我已绝食十几天了，本来身体就很虚弱，有两次我被灌完食后，他们把我关进了一间窗户上没有玻璃的小房子里，反背铐在铁床上，总是第一天上午铐上第二天上午才放下，寒冬腊月又冷又困还有这钻心的疼痛，时间长了我几乎失去了知觉，当时只觉得心还在跳，知道我还活着。

2002年2月（记不清是几号）我从洗脑班走脱，从此流离失所在外打工。这期间我回家十几次叫门，可是家里人就是不开，最后一次又没叫开我就走了，没想到这次丈夫偷偷跟在我身后跟到我的住处，打的我身上几处流血，衣服都湿透了沾在身上，腿不能行走了。他又打了110，我被拉到南关派出所，到了那里我就讲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第二天他们放了我，用车把我送回家。

我的腿不能行走，丈夫不让我进屋，我被关进了地下室，孩子哭着送饭给我吃，6天后我能走了，就住进我们的旧房子里，我就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能自己走路为止。

自迫害以来我被抄家一次，从2001年开始扣发工资直到2004年2月办了退休才停止。

大法弟子：陈秀文

3、1999年7月20日这个邪恶灰暗的日子，是凡中国人都知道就是这天，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展开了全面迫害。一时大法蒙难，师父受辱，大法弟子失去了修炼环境和人身自由，怎么办？我也和众同修一样毅然走上了去北京和平请愿之路。2000年阴历3月11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左边，由王海清打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我和唐宗艳等把横幅拉正，就这时从我们的前后如狼似虎的窜上来两个便衣。这时警车也开来了，对我们拳打脚踢，连推带拉的塞上了车，拉到了天安门派出所，进行了所谓的登记，就把我们推进了安有铁栏杆的屋里。大约过了多半天的时间，就由恶警都剑勇把我和同修桂荣带到了安丘驻京办事处，一进屋就把桂荣跺了3脚，把我和早去的小马铐在一起，接着把我也连跺了3脚，第二脚把我跺的“哇”的一声，事后同修们说：“真担心你承受不住。”第三脚我的下巴都碰在桂荣的后背上（因小桂在我的前面坐着）我的下巴殷殷渗血。跺了我和小桂又去跺唐宗艳，跺了人还用穿着大皮鞋的脚顶着小唐的下巴狠劲的揉，打完唐宗艳回来，又在我的后背上跺了两脚，转到前面又打了我几巴掌，打完后狠劲托起我的下巴说让我谢谢它。

同时还打了同修王金义，一脚跺在王金义的脸上，顿时眼珠充血，眼眶青紫渗血，整个脸都肿起来了，这时同修张月兰向它讲真相说：“你不能这样无故打人，造下业对你自己不好。”它非但不听，隔着床探着身子，“啪！啪！”——在张月兰的脸上就是几个耳光，当时老张的脸上就是几个手印子，可见下手之狠毒，六十多岁的老人就这样被打，都剑勇眯着眼睛幸灾乐祸的说：“这屋里你们17个人，都被我打了。”

第二天，又有两个同修被带去，一个年轻的姑娘刚一进屋，被都剑勇一脚跺在肚子上，跌了个仰面朝天，头摔在地上，她自己几次都没能站起来，是王金义托着她的头才起来，起来后，两腿直愣愣的，可见摔的很重，同她一起去的同修带去一本《转法轮》被都剑勇发现了，逼着交出来，当时我们就一个心愿：不能让大法书落到邪恶手里。都剑勇气急败坏的指着我们说：“不交把你们的衣服都扒光！”

同修宋秀梅的脸又红又肿，并且肿的很厉害，我问她谁打的，她说信访局长李奎仁打的。那天又进去了三个同修，刚进门恶警就叫掏钱，我和小桂刚进去时也是先叫掏口袋，显然是冲着钱来的。

一天夜里，不知把我们拉到一个什么去处，好象上了三层楼的一间小屋，里面有两张床，能容下3、4个人却塞进我们十几个人，站的不能蹲下，蹲的不能站起来，当时我和宋秀梅铐在一起，她在床前的床底下，我在床头的床底下，连动都不能动，十几个人被闷的汗水直流大口喘气，直到天亮才出来。

我乡镇去了4个人拉我们，其中有一个叫刘付存的副乡长，所谓的分管法轮功的。一路上对我们连打带骂，我们仨人在车的后排，我在中间，左手铐着杜智香，右手铐着王金义，正走着，刘付存大叫一声：“停车，把车座子掀起来，不能叫他们坐着！”司机说：“不能掀。”刘付存恼羞成怒，“啪！啪！”——就在王金义的脸上就是几耳光，并把他按在车座空里，因和我铐在一起，只好弯着腰随着他。走了一段时间停车问路，刘付存回过头来往王金义脸上啪啪又是一阵耳光，连打带骂，骂够了王金义又骂我，骂的很难听，又走了一段时间，刘付存回头朝王金义脸上又是一阵耳光，杜智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不能这样接二连三的打人……”一句话还没说完，就招来了刘付存的一顿臭骂，也是骂的很难听，一路上王金义被刘付存打了6、7次之多，脸一直肿着。

大约夜里11点左右，把我们拉到安丘市拘留所。刘付存逼着我说：去北京是同修翟连英叫去的。软硬兼施，瞎话连篇，在办公室暴跳如雷说：“老翟都承认了，她为什么不承认？”我不配合它，夜里1点多才叫我去监室，为了抗议非法关押，我和同修们绝食绝水9天，第11天上午才放我回家，王金义从北京回来关在安丘市看守所，看守所向他勒索2000元钱才放他出来。

2000年6月18日，天下着雨，郚山派出所的恶警无故将我和同修王合抓到派出所，二话没说就推上了车，拉到安丘市拘留所，它们又去潍坊抓来了在那打工的姐姐（同修）。在那里，法不让学，功不让炼，为了抗议非法关押，我们绝食6天，一天夜里，我们集体炼功，被邪恶们知道了，三个恶警拿着电棍胶皮棍冲进了监室，我在冲着门口的地方坐着，进门就在我背上抽了一胶皮棍，其他同修也次数不同的挨了电击，有个姓田的同修盘着腿不拿下来，它们就连续电她，早晨醒来一看，她身上有7个黑紫块。

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发现同修桂荣被反手铐在铁椅子上，不知是什么时候铐上去的，身边站着两个恶人，怎么迫害她我不敢看，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就这样，我们被非法关押了10天。

回家后继续被监控，农村的同修每天交30元钱给监控他们的人，我由派出所直接在我家周围昼夜监控，就连给死人送葬的时间都不放过（2000年阴历的6月初4，我娘家大娘去世，我去送葬，乡委都派人跟着）。

2001年3月10日，又是一个难以忘怀却又不愿再记起的日子，这天市“610”办公室派了3个犹大到郚山来，进行所谓的转化说教。其他同修都关在乡委会议室的院子里，我被和它们关在一个屋子里，听它们的胡说八道，因我不配合它们，天快黑的时候，在家人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和同修翟连英拉到安丘市所谓的“610”学习班。在那里整天听它们灌输那些歪理邪说，它们软硬兼施，变着法的给我洗脑。因此，我从思想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由于平时学法不深，对师对法不够坚定，贪图安逸违心的写了“三书”，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也对不起自己的傻事，每当想起这些，就有说不出的痛苦与屈辱，认为是人生的一大污点。

再有，王金义于2005年3月中旬在家被绑架并抄家，被劳教至今未归（已下落不明）。

云纪英
山东省潍坊安丘市郚山镇佃子村

4、我叫李秀玉，是安丘兴安街办韩家埠村村民，今年42岁，我是97年得法的，得法前身体有很多病脾气暴躁，得法后身心受益巨大，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走路健步如飞，我深感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可是从99年“7.20”开始，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强制我们放弃信仰，我们被非法关押、拘留、遭受酷刑折磨、罚款……，其中的非人折磨难以言述。

由于当地政府不讲理，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们被迫到北京上访，99年10月13号，我和本村功友到北京上访，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警察便衣到处抓人，我们当场就被抓到了北京派出所，通过身份证得知我们是安丘的，就把我们押送到潍坊驻京办事处，把我身上的700元钱全部翻走，又把我们押送到北京招待所（临时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铐了一夜，第二天把我们拉到当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蹲了一夜老虎凳，又把我们押到拘留所，在拘留所里由于集体炼功被恶警拖到外面挨冻，遭电棍，直到11点才放回屋。我们被拘留15天，临走时交上115元，生活费自理，又送到计生办（洗脑班）关了6天，由家人担保交上2000元，在高压下被迫说了对不起师父的话，才放回家。回家后，工作组天天上门骚扰，其中工作组长王x亮、周学德，党校包靠组组长高政、辛宝祥、张高原，另一位姓名不详。

2000年正月19晚，镇长侯镇祥带领一帮恶徒闯进我家，强行把我抓到洗脑班，非法关押15天，其中集体绝食4天才放回家。

3月6号，我们再次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可刚到北京车站就被当地恶警抓到北京招待所，把我们7、8个人铐在一起，第二天送回洗脑班，刚下车，帮凶们就搜我们身上的钱，我们早已把钱收好，它们一分也没得到。我们集体学法，被恶警发现，进门要书，当时我把大法书藏在身上，它们把我拖到屋里，7、8个人抓着手脚，有一个恶警拿卫生纸蘸上开水烫我的嘴，嘴被烫起一个大水泡，我们集体绝食5天，最后无条件释放。

6月份，我和姐姐又去北京上访，我们一路步行走了4天，到了济南被恶警抓住盘问地址，我们坚决不说，无奈只好放了我们，走了8天，一路上历尽艰辛、跋山涉水，脚底磨的像针扎，身上背着的干粮腐烂了，到了德州又被抓住，一路上到处是拦截上访人员的警察，我们只好坐车前往，到了北京天安门又被抓住，抓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拳打脚踢，用鞋底打我的头，又抓到招待所关了一夜，第二天送到洗脑班，绝食3天才被放出来（现在姐姐已被恶党迫害的神志不清，在痛苦中煎熬）。

10月25号，恶警刘洪武、侯镇祥等人开车到我家门口，我正在门口站着，他们叫着：“抓住她！”我一看就往村东跑，我被追到一口井前，我回头对它们说：“你们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他们往前追，我被逼往井里跳，就在这时，围观的群众帮忙把我拖上来，它们给我强行戴上手铐。

拉到洗脑班，我坚决不配合，趁机逃了出来，在门外的大街上，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它们连扯带拖把我的上衣扒光了，真是些禽兽不如的土匪流氓！我被迫有家不能回，流落在外，在一家果园里住了几天，这时正赶上农村最忙的季节，都在地里出姜，家人为了我不再被抓，只好让我躲在果园里，邪恶之徒还到地里找。

11月13号，我和功友到某村发真相资料，被坏人举报，被刘洪武、李守正、吕常富抓到了派出所，把我们各铐在一棵大树上，然后就去抄家，接着把我们各自一间屋进行严刑拷打，刘洪武、李守正它们一个用胶皮棍，一个在我身上打，我的腿和后背被打的一片黑紫色，又把我铐在连椅上整整一晚，第二天把我们送到拘留所，我们集体绝食6天，家人被迫交上120元钱，才放回家。

2006年3月19号晚9点多，十几个恶徒两辆警车包围了我村的炼功点，妄图把我们全绑架，恶徒们把门撞开，破门而入，四个人抬着我往车上抬，我坚决不配合，在这连拉带拖之时，它们又把我的上衣扒光了，鞋也在挣脱中丢了，我给他们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它们不听，它们一看无从下手，我趁机逃脱，我赤着脚光着上身跑回村里告诉村支书，共产党耍流氓到如此地步，多亏村里的正义人士赶到，也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我才得以脱险，但还是有两位功友遭此抓捕。

自99年“7.20”以来，恶徒们经常上门骚扰，家里人也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我劝那些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们以及相关人员，赶快停止迫害，为了你和你的家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脱离恶党的一切组织，善待大法弟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