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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洪阁谈发生在辽西的一些怪事
中共建政后，为了监控民众，设立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严密的组织制度，层层有党委，村村有支部。那么，这些干部是怎样对待乡亲们的呢？以石洪阁的家乡为例，在这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子，从“镇反”、“大跃进”到“文革”，据不完全统计，全村有十七人被定为“地、富、反、坏、右”，有九人被说成有“严重历史问题”（俗称“带污总”）。其中一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枪毙；两个被判刑，三户人家被强行搬迁外地，一人被迫害精神失常，一人在长期批斗毒打后早亡。那么是不是这些人有不法行为才被整治的呢？不是，有句顺口溜：“地主富农积极肯干，贫下中农调皮捣蛋”就是真实的写照。由于中共搞“阶级论”、“成份论”，这些所谓“阶级敌人”的子女、家属也被叫作“狗崽子”，成为二等公民中的贱民，所有的亲友也被强制的牵连，强制的“划清阶级阵线”不敢往来。
石洪阁的妻子吴玉芝被中共定为“地主”，“海外特务家属”。十几年中一直受到监督、监控、“劳动改造”，长期被批斗、毒打、多次被打伤。由于承受不了这无休止的折磨，她多次自杀未遂，而被她丈夫石洪阁救助过的所有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为她说句公道话，甚至不敢表示同情心。所有被定为“阶级敌人”的人，在各个时期，各次运动中都被称为“老运动员”而遭受长期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批斗、毒打、抄家、监督改造、体罚、游街示众。失去了人格尊严，其女子、亲属也被强制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中共一贯的手法是制造斗争，制造“敌人”。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是中共的九大基因。在“大跃进”中，一个叫石会学的朴实农民，仅仅说了几句：“互助组越小越好，人合心马合套”（符合刘少奇的路线）即被说成反党，定为“四类分子”，长期遭受批斗、毒打，甚至在他重病时仍然被拉到台上毒打，当场倒地，不久身亡。他的妻子及七个子女长期受到歧视，至今没给任何说法。贡丽娟是五十年代大学生，搞电子技术，是山沟家乡飞出来的第一只“凤凰”，才华横溢，因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她为父鸣冤，被打成“右派”，长期遭迫害，精神失常。人生与才华尽毁。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罗”政治流氓集团不顾天理报应、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悍然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它们首先用铺天盖地的谎言和大批判开路，煽动仇恨（如文革批刘少奇），以权代法，成立非法组织“六一零”（文革中成立非法组织“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名利和重金为诱饵（文革中让“四人帮”当官），收买暴徒对亿万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实行臭名昭著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更残忍的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一些中共干部在谎言欺骗，名利引诱和高压政策下丧失了人性，他们紧紧追随“上边指示”（文革中叫“最高指示”），抛开宪法及法律、甘心充当江罗的打手、工具（文革中“造反派”，“四人帮”即如此）、对本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非法抄家、搜书、罚款、威胁、恐吓、骚扰、监控、非法拘留、劳教、判刑，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犹如文革再来，大有天塌之势。人讲：共产党又疯了。致使许多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伤、打残，精神失常。家人亲属受牵连。
龙港区北港镇牛营子村的刘文芝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曾患多种疾病，多方求医、久治不愈，被医院说成“不是绝症的绝症”。为治病家里都变穷了，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一扫而光。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同时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九九年七月以后，当地中共干部、警察及非法组织“六一零”人员多次去她家禁止她炼功，她用切身经历告诉这些人：法轮大法治好了我所有的病，救了我的命，你们不让炼功我就得被病折磨死。可惜的是，这铁打的事实，质朴的语言，农妇的泪水并没有换回中共干部们的良知善念。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四日，笊笠头子哨所所长王策等人突然闯入刘文芝家，抢走所有的大法书籍。当他去哨所要书时，却被王策等人绑架到拘留所，后又被判三年劳教送往马三家，其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这些身为执法人员，为什么敢执法犯法？因为这是“上边的指示” 。
在臭名远扬的马三家劳教所，刘文芝遭到了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体罚、虐待、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劳教所为了让刘文芝放弃信仰，竟想出毒招、损招，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致使大小便都弄在裤子里。她们怕闻到臭味，又把刘文芝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子里，捆上手脚，甚至威胁她要扒光衣服照像。仅仅二十三天，刘文芝就被折磨的精神失常，身体垮下来了。教养院不担责任，通知王策等人立刻把人接回来，王策身为所长，见死不救，坐视不管。直到几天后，教养院几经周折才和刘的家人取得联系，院方要求家里立刻去接人，要连夜去，刻不容缓。当家人连夜赶到马三家劳教所时，刘文芝已经脱像了，奄奄一息，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可是教养院的大队长王某和副队长董某却不顾人的死活，非法勒索五百元钱才放人，他们打的白条上写着：
挂号费 三元
车费 一百五十元
检查费 一百九十八元
灌食费 一百三十四元
包米面粥 十二元
计 四百九十七元
刘文芝由四个人抬上车回了家，教养院把人害成生命垂危以后就撒手不管了，没有任何人负法律责任。
刘文芝回家后就疯了，不知道穿衣服，大小便不知道背着人，随时随地拉在炕上、屋里、院里，拉完屎抓着吃、喝尿，谁不让吃就打谁，吐的别人一脸屎尿。白天晚上到处走。即使这样，当地的中共干部们也没放过她。龙港区、北港镇、哨所的“六一零”、不法官员及警察多次骚扰、恐吓，要求办“洗脑班”。仅刘文芝这次被迫害和两次治疗精神病就花了一万多元，使本来就贫穷的家更加雪上加霜。如今，刘文芝落下了一身病：腰痛不敢伸直、腿痛走路困难，手脚麻木、经常摔跟头，一天无数次上厕所。法轮大法把一个满身疾病的人变成好人；中共干部们把一个好人变成满身疾病的人。
龙港区北港街道贡屯村石春德坚持炼功，曾被非法拘留两次，劳教两次。第一次在二零零零年六月被北港派出所李春华（所长）、高晓平（指导员）、娄春生（警员）非法拘留两个月，非法劳教两年；第二次被连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刘士军、刘兴城、赵连双等人非法抓捕，被判劳教三年。他们从抓人抄家、拘留、劳教，整个过程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程序。完全是黑社会的绑架。他们的恶行给了江×× “依法治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劳教所里，石春德依据法律写复议书，但是信却被大队长刘国华、管理科长杨连元扣下，谎称“上边”口头“不予回复”。大家知道劳教制度的存在以及执行状态的本身就是违反宪法及法律的，限制一个公民人身自由长达几年是明显违法的。在某些人高喊“以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一个公民竟然被完全剥夺了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力，还不如一个死刑犯还有上诉的权力。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法律这条路走不通，石春德被迫绝食抗议。但是却遭到恶警王永明（中队长）、范永杰（中队长）、宋云彬（教导员）的毒打。他们在喝完酒后，不容分说，把石春德拖进小屋，关上门，拳打脚踢、用两根电棍同时打半个多小时，致使石春德口流鲜血、浑身是伤。不仅如此，刘国华、王永明等人还安排了犯人齐营（连山区红螺县小寺村）、裴小非（绥中人）、袁兵（化工厂电焊工）等多人，长期体罚、虐待、毒打石春德、甚至不让睡觉。
长期的迫害使石春德出现了严重的病状，到二零零五年五月已经不能走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医院检查出有重度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腰腿痛、视力模糊，耳聋等多种症状。石春德的家人多次强烈要求回家治病，刘国华，高桂荣（女狱医）百般阻挠，庞国栋（副院长）说：“转化”才能治病。石春德拒绝转化，再次绝食，一百零四天以后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由一百五十三斤下降到九十三斤，失去六十斤。教养院怕担责任，准备以保外就医放石春德回家。其中这个手续中就需有北港镇政府、派出所、笊笠头子哨所等单位的公章。当石春德的家人拿着劳教所的表格去找这些“父母官”盖章出手续的时候，他们全部拒绝，见死不救。在这种情况下劳教所怕石春德死在里边，于二零零五年十月八日放石春德回家。至今身体仍有伤残。
国民党的官兵曾被中共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一个石洪阁给家乡带来的是平安、幸福，而那些被捧为“人民勤务员”的中共干部们，在几十年中给家乡人带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灾难，一场运动、一场灾难，一场灾难、一部血泪史，运动不断、灾难不止。上一代被迫害的人已经故去，下一代人紧接着被迫害。如今那些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仍然在这些中共干部的“权力”下面、随时都有可能被继续迫害。因为在中国，权力、“指示”已经代替了宪法及法律，抓人就是绑架，恐怖主义以政府作为载体，国家已经全面黑社会化。
石洪阁是一面镜子，他照出了中共专制下的家乡官员们的自私、贪婪、虐伪、残暴、阿谀奉承，鱼肉乡里的卑鄙嘴脸，家乡人怀念石洪阁。
今天，《九评》传天下，三退涌大潮。江罗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早已在全世界曝光，全球成立了“审江大联盟”。已经在三十多个国家对江罗进行了五十多次起诉。所有参与迫害的各级官员、警察、非法组织“六一零”人员的罪行也都记录在册。“世纪大审判”即将来临，特别是中国大陆三十六处秘密集中营活摘器官、焚身灭迹的滔天大罪曝光后，全球震动，天人共怒，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士都要清查、惩办那些禽兽不如的罪犯。贵州“藏字石”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天灭中共在即，七月一日是“全球退党日”，七月份是“全球退党月”，退党退团退队留后路，善待大法保平安已经成为所有有良知人们的共识，现在已经退出一千五百多万，许多党政军警的高官也在大量三退。
我们奉劝家乡的各级官员、警察及“六一零”人员认清天象变化，把握社会气候，识正邪、辨善恶。远离迫害、改正错误，善待大法，求得正义力量的宽恕，不要再助纣为虐，为自己为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们共同起来制止这场长达七年的邪恶迫害，匡扶正义，还人间公道，早日把江罗丑类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后记：
本文石洪阁先生于一九五零年只身去香港定居，一九七九年以后家人才得以去香港看望他，他本人始终未能回家乡来（也许是他心太凉了吧），一九九二年与家人中断联系。妻子吴玉芝女士在饱受磨难之后，于二零零四年在家乡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当年被石洪阁救过的姑娘高邱氏于几年前在锦州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石洪阁的后人虽然有“华侨眷属”的美称，却仍然生活在贫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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