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八日,本地恶徒宋万才、陈良军、钱财政、卢登友,还有两个是当时兴龙镇(现柏合镇)派出所所长和警察,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把我和其他几位大法弟子的家抄了,走时还强逼签字不炼。
二零零一年,大概是二月二十四日,镇上的苗凤明、卢登友等四恶警谎称镇上的吴青白找我去开会,等会就回来。我识破他们的诡计,他们就强行把我带到镇上关押,大概有二十三小时才把我放了。同时被关的还有王庆发,恶人殴打王庆发。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镇上的邪恶之徒开了个黑车子到茶铺,把我们七、八个大法学员强行绑架到凤凰山庄洗脑班,里面有黄彦、艾朝玉、朱德珍、何有明等九个人。在那里,每天都被强制看共产邪党诋毁大法的东西。每天的强行精神攻击是常人承受不了的。
有一次,恶人逼我们每个人都要念诋毁大法的书,我们都不念,恶人以暴打相威胁,黄彦胆胆突突的念了一点,就不念了,恶警随后叫何有明念,何有明坚定的说:不念,那是诽谤师父。恶徒当场殴打何有明,随后又拖进屋里暴打,把我们六人都打了,恶人一把将艾朝玉拖倒,差点撞在墙的棱角上,随后把她拖进屋里关着打。恶人给黄彦、文举平灌水,当时的天气很冷,恶人把黄彦的肋骨打断了两根。
恶人逼我念时,我也不念,他们就把我拖进屋,先给了我两个耳光,然后就有两三个二、三十岁的人,不管任何地方就把我乱打一通,最后了还用膝盖猛力顶我的腰,又猛踹我的两脚。这一切都是由何锡文指使、罗军和李德文在山上看管我们,罗军制造事端,然后是姓曾的民兵班长指使民兵和包夹们施暴。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才放我们回家。
二零零三年六月,生产队长以怕得非典为名叫我去检查身体,我知道不能去,就推说我要准备一下,在他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走了出去,然后就过着流离的生活。
两个多月后,在成都被邪恶绑架。区上和镇上的人强行把我关入星光的洪顺山庄,在那里他们每天给我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东西,我炼功他们就打我、捆我、罚我站,并且不让我睡觉,有次罚站罚了一天一夜。
检察院的恶警黎明在我绝食的情况下,照常打我、体罚我,并说“我就不信制不服你”“中国人那么多死了丢在山上喂狗”,我问他代表哪个说话,他说代表邪党政府。司法局的陈德才叫我去死,也说是代表邪党政府说话。他们说出来的确实是邪党的真话。我问他们打死就算自杀吗?他们说差不多,并且说邪党政府在我身上都花了十多万了。
大概一月多之后,他们又把我关入新津洗脑班,威胁说不“转化”送劳教等。罗军在龙泉区“六一零”的指使下,为了把我关久点,买了很多东西送洗脑班恶徒。新津洗脑班是成都市邪党办的洗脑班,这里的黑暗和邪恶是非同寻常的。二零零四年正月十五我才被放回家。
在这几年里,我的家人也饱尝共产邪党的迫害之苦,每天过的都是心惊胆战的日子,我的孩子也没人照顾。我回来时,看到孩子一身脏兮兮的,家里到处都脏兮兮的。我知道,婆婆年老多病,忙碌了一家的生活,还要照顾小孩,又还要受共产恶党的恐吓,承受是巨大的。
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被恶人陈良军举报,镇上和区上的公安、综治办等部门的人来了七、八个,其中有陈良军、卢登友、吴青白、李勇、李永平、苗凤鸣(镇上的),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非法抄了淑君的家,恶人搜到一本大法书,把我们八人强行带到了镇上关押,到第二天中午才给饭吃,然后把我们劫持到看守所。开始时看守所不收,恶人们强行让收押。
在看守所,一个叫严干事的指使牢头每天凶恶的训斥我们,同修孙宇病了,邪恶不给医治,还把她戴上镣铐受刑,后来所有人都看我们不象坏人,就善待我们了。十五天满后,镇上恶人又把李英、王庆发、乔淑君和我四人强行关在镇上,没有任何理由,强行逼我们签字说不炼。我们不配合,他们是威逼、恐吓、欺骗等手段都用上了。这都是以吴青白为首的几人干的。
我在镇上被关了五天,其间他们想给饭就给,不想给饭就不给,白天由一至四人看守,晚上轮流看守,四人一换,也不让洗、不让小便等。其中张文香、李勇最恶。
我回家后,邪恶又唆使我丈夫监视我,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连逼带吓的唆使我丈夫监视我。
忠告那些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人、随从们,停止迫害,回头是岸。否则天理昭昭,善恶终有报,到时后悔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