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会|大雾归途（上）
一、童年，病魔如影随形
我出生在一个经历着重重磨难的家庭。
我的爷爷，不吹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在两手沾满泥巴的乡里农人中，是绝对的佼佼者。走南闯北，自命不凡，郁郁不得志的爷爷，在中共的统治下，经历了无数肉体与精神的摧残。在如火如荼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里，爷爷因遭人诬陷而判十年劳改，那年爸爸仅十来岁。最终爷爷落下了一身病，心脏病、胃病……，被医院都判了死刑。
奶奶和爸爸是一样的，是干起活来就不要命的那种，拼死拼活的干活，也把自己的身体折腾得够呛。而妈妈自小身体就弱，又落下个胃病。一家人成天又打又闹的，可谓“破屋偏逢连绵雨”。
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我出生了，开始了我艰辛的人生之旅。当我刚刚三岁半的时候，爸爸妈妈为了要个男孩子，就把我托付给了四个老人，带着刚刚出生的妹妹闯东北去了。那时我的哮喘特别厉害，记得姥姥常常给我吃红糖炒鸡蛋。有一次，我咳嗽得很厉害，并且发高烧，浑身滚烫滚烫的。她们把我使劲按在病床上，往我脚脖上输液，我挣扎不了，只一个劲的叫唤：“大姨——！大姨——！”
后来爸爸妈妈终于带着弟弟和妹妹回来了。后来我和妹妹被检查出肝炎来，这可急坏了一家人。在颠簸的小篓筐中、在父母焦急的找寻中，终于找出一绝妙偏方，就是在虎口处取出一小块肉，经过药物处理，封入鸡蛋内，煮熟了连汤一块吃了。妹妹是好了，让父母松了一口气，可是我死活就是不吃。眼看着我一天比一天干巴，脸色一天比一天黄，就在即将奄奄一息时，我又幸运的挺过来了。为此，父母还特意给我留下了一张刚刚恢复时的照片，小脸黢黑。
后来我上学了。每每流行感冒时期，人们总会看到妈妈用自行车前一个、后两个的驮着我们姐弟仨上医院打针。特别是我，会再加几个小针，几把药片，所以我常常会瘸着从村医生家出来，让妈妈背回家。那时我家是医院的常客。
渐渐开始长大了，有时在学校里感到耳朵隐隐作痛，耳朵疼痛厉害了，我用手使劲捂着耳朵呜呜的哭。在病痛中，我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从小，我也不是一个老实的小孩，爬墙上树、调皮捣蛋、撒谎骗人、倔强，令大人都无奈，挨打的次数就甭提了。后来就变得愈加逆叛，妈妈曾说：管你一个比管你妹妹弟弟两个都累。
我五岁就上学了，在班里差不多是年龄最小的。也不知道咋地，同学总是欺负我，在学校里打我，放学后在路上截着打我。我每当到家门口便使劲把眼睛揉揉，生怕让妈妈看出来我哭过。
由于身体不好，也因为学习成绩张不开口，到了四年级我就退学了。我记得最后我在学校就感觉一天都呆不下去。我开始怀疑人活着是为什么，我曾怀疑过：我是否应该来到人间……。
二、大法的神奇在我家展现
退学以后，我就跟着妈妈她们学法轮功，因为我家就是炼功点。我们早上四点左右就开始集体炼功，炼完五套功法，也就六点来钟，此时，大多农家的青烟才刚袅袅爬上烟筒。晚上七点钟开始，大家就在圆垫上围着坐一圈，你一段我一段的读《转法轮》。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发生在我身边的，就有着许许多多奇妙的事。
我们那有一个同修叫秦洪芹，她是个完完全全的文盲，学法不长时间，她就能把这么厚的《转法轮》上的字认个差不多少。而其它不是大法书籍上的一模一样的字，她就不认识。
还有个同修是我爷爷隔壁家的，曾经问她几点了，她说“我不认识，你自己过来看吧”。可后来她在炼功点上，也能轮着念《转法轮》了。
而我的家人从大法中获取的，又岂能用“受益匪浅”一词形容得了。自我家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家人就跟医院告别了。爷爷原来被医院“判了死刑”的心脏病，妈妈落下的胃病，以及差一点将我置于死地的肝炎，都奇迹般的好了。法轮大法具有神奇的净化身体、祛病健身的功效，这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谁抹杀不了的事实。
当然大法修炼是超常的，那么就有超常的理跟着。想通过大法祛病，就得重德、重心性修炼，在家庭和社会的磕磕碰碰中，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在家将近两年的学法期间，在大法中我一点一点的转变，用真、善、忍不断修正自己，归正那不属于先天本性自我的种种行为。
两年后，在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我复学了。
三、黑云压城城欲摧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也就是我刚刚复学的上半学期。江氏集团发动全部国家机器诬陷、迫害法轮功，煽动群众仇恨法轮功。
几年来的亲身经历，法轮功学员都非常清楚法轮大法是多么的好。为了澄清大法真相，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爸爸妈妈、还有经历过文革之苦的爷爷抱着这样一颗赤诚的心，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踏上了北京和平上访之路。可是他们半路被截回来了，被非法关押在乡派出所等地半个月左右。那时大旱天，奶奶在家干跺脚，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庄稼旱死而无能为力。
因为不写“四书”（所谓保证书、批判书、揭批书等），妈妈被非法转关到大王庄乡政府。在大王庄乡政府里妈妈经常被迫白天站在烈日下暴晒，晚上坐在乡政府大院的水泥地上，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
与此同时，派出所的人到我家翻箱倒柜，抄走了大法简介和我抄写的《洪吟》、我们家的几套大法书籍、师父讲法、录音录像带，满满一大袋的大法书就被无情的抢走了。
那一年我家的牛得病了，我只好请假和年逾花甲的奶奶徒步到往返二十多里地的湖头，走一路歇几步的牵着牛去看病。回到学校，代课老师把我叫出教室，对我说：“你家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很坚强，我为你抱不平。”当时我的两行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妈妈回家后，和村里的所有的大法学员一样，不能出庄，不能“串联”，每天三次到村大队去报到，而妈妈和爷爷更是被逼上大王庄乡政府报到，并且还有专人监控。就这样，刚回家不几天，妈妈和同修秦洪芹去沟头推回曾放在亲戚家的自行车，跑出了所谓监控范围，于是她们被关押了五天和各罚款七百元。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大王庄乡党委书记解红日来我们村开会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就把我爷爷、妈妈抓走了。难道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就可以这样被任意拎来拎去、毫无顾忌？！
四、流氓政府无耻卑鄙
当千家万户正在喜气洋洋的过新年时，我家却笼罩在阴云里，爷爷和妈妈在邪恶的魔窟中捍卫着对真、善、忍的信仰。
一九九九年的十二月份，妈妈终于辗转来到北京。而此时的信访局却变成了公安局。等待她们的不是信访人员，而是全国各地驻京办的重重警察，是北京阴森的拘留所。進京上访的当天晚上，妈妈被乡政府从北京拉回来，第二天送到了沂南县看守所。
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来说，江泽民的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怎么处置，都不为过”，动用四分之一的国力迫害法轮功中，真的是历劫。那些所谓的执法部门，在重重的高层压力下，在宣传工具铺天盖地的仇恨宣传下，在金钱和利益的刺激下，近似疯狂，歇斯底里的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
后来，我从来自明慧网的文章《山东沂南县原大王庄乡干部禽兽暴行》中，读到了那个血雨腥风的晚上，乡政府的人是怎么“处理”扰乱社会秩序的妈妈的，一笔血一笔泪的描写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我的心在颤抖，泪似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一个乡政府，行出如此伤天害理的罪孽。
而就在乡政府知道妈妈上北京上访后，就连忙把爸爸、爷爷、秦洪芹在晚上十一时左右抓到乡政府。爸爸说，在晚上由政法委书记庄乾德带领着，李永宝、王现永、薄存起等几个乡干，将他拉到球场里轮番用皮鞋狠狠的踢，那几个乡干打得真凶，你一脚踢来，他一脚踢去，把爸爸当成个皮球打。
也是在这冬天的夜里，以庄乾德为首的十几个乡干部本想用冷水浇爷爷，但放不出水来。他们就把爷爷拉到黑处，踢倒他，再把他的袜子扒下来塞到嘴里，用香烟烧他，围着踢了一个多小时。爷爷的脸上被他们踢得流血，肺部和两肋疼痛难忍，以致不敢喘气，五天未能吃一口饭。解红日怕爷爷死在乡里，让他去医院检查后才放回家。爷爷说他的两臀被打的紫黑，两大腿也是一片片的黑斑块，腿瘸了好长时间不能走路。
放回家三天的时间里，他们派村干监视着爷爷人身自由。第四天就又被抓到乡里关押了十七天。
自妈妈从北京被非法带回，到劫持到县看守所，我就没见过妈妈的面。在惊魂未定中，我们就一直在惦记着妈妈，她现在在那里？她现在什么样？不行，我得去找她。
站在沂南县县公安局保卫科张世海的办公室里，我流着眼泪，说要见我妈。他们说，怎么来得怎么回去，小孩也不允许有例外。
当我再次千辛万苦来到县看守所给妈妈送衣裳时，他们连眼皮都没翻：用不着。最后好歹把衣裳留下了，也没让我这个跑了老远才到这儿的孩子见一见妈妈。后来他们勒索罚款四千元后，把妈妈放出来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爷爷因去莒县县城买年货，就在当天下午就被非法关押在乡政府，妈妈、秦洪芹也一块抓去了。一直关押到正月初六。期间还抄了爷爷的家。这是江氏流氓集团从九九年的那个夏天迫害法轮功开始，我们家过的第一个残缺的新年。
五、雪夜寻理
二零零零年元月份，乡政府和村大队的十几个人，闯入了爷爷的家。我只记得，爷爷家那不大的小院子黑压压的一片。张元金要爷爷、妈妈交上两千元上北京的“预约金”。我们不交，也没钱交。他们就要动手抄家。爷爷就跟他们摆法律条款，可他们照样毫无顾忌的执法犯法，他们抄走了爷爷家和我家的麦子，一粒不剩。
元月，妈妈被带走了。就在妈妈被抓走的当晚，她从乡政府里跑出来，在大雪天，她孤身一人徒步走到了沂南县县委办公室，向县领导反映大王庄乡政府对大法学员的残酷迫害、无故随意抓人。而解红日把妈妈劫持回到乡政府又关押了六天。
他们知道，他们清楚知道法轮功学员是怎样的一群人，在对法轮功学员各种无理的要挟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迫害下，法轮功学员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怨无恨，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做个好人。而他们却肆无忌惮的干着伤天害理的事，钻学员善良的空子。
天，不会无视残虐；地，不会默认邪恶。善恶有报是真理，只争来早与来迟。
六、证法路艰辛爷爷遭劳教
二零零零年三月，爷爷毅然踏上去北京证实大法之路，在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爷爷说他被恶警抓住围脖提起来，勒的喘不过气。后被他们非法关押在天安门广场分局铁笼子里，下午转押入北京宣武区看守所。在那里，爷爷被吊在铁杆上，亲眼看到恶警将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在雪地里冻，拳打脚踢，“坐飞机”、大躬腰，将女学员的头发一缕缕往下拽……
就在爷爷上北京后，解红日就把全乡两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全集合在乡政府，各罚款三百元。而作为“重点人员”的爸爸、妈妈、奶奶、秦洪芹、赵奎华、刘延梅、张春苗等长期关押在乡政府里迫害。我们姐弟仨艰难的支撑着那个空荡荡的家。在共产邪教制造的恐惧中、在形成条件反射的紧张中、在没有父母呵护的孤独中，我们姐弟三个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
在那里，六十多岁的奶奶被乡政府强迫和妈妈、秦洪芹一样坐在大院冰冷的水泥地上，两腿伸直，两胳膊伸平，不准变形，动一点就打。呼呼的西北风和水泥的冰寒席卷着她们，她们都不由自主的抽搐。奶奶被他们折磨的身体虚弱、骨瘦如柴。在别人的说情下奶奶被放回了家。
而妈妈和秦洪芹受尽了折磨，她们被强迫坐在办公室的水泥地上，双手举平马凳，放下就打；把木板上的针尖朝下，放在妈妈手背上，同时在木板上再放上马凳，两胳膊伸平，不准放下，直到累晕；用针扎；用尺子把妈妈手指甲打劈，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
然而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就是好，爷爷他们没有错，是中共恶党容不得一点不和他们假恶斗不一样的声音。我们仨没有感到委屈，在家里一点一点地做我们能干得了的事情。当时我家还喂着一窝猪和养着两头牛。九岁的弟弟在烧开一大铝锅水后往下端，可是太沉了没端下来，一下全倒在了两条腿上。当我急忙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时，那被已经烫熟的皮，从膝盖一直撸到脚脖，一层一层的堆在脚面上。弟弟抱着脚在天井里仰头大哭，我在一旁不知所措。奶奶急得大声叫道：还不快给你妈送去。
在大王庄政府里，当爸爸抱着严重烫伤的弟弟要求回家治疗，可是残暴的政府却不肯网开一面。当时在场的很多人就流泪了。弟弟随着爸爸妈妈睡在了会议室冰冷的水泥地上。后来在爸爸的一再要求下，他们把我爸爸放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弟弟的脚开始恢复，可是烫得太厉害了，脚面烫熟烂掉的一块，现在填满了瘤子状的肉。这一次妈妈她们被非法关押了长达五十六天。
爷爷被送县看守所非法拘留。后来爷爷告诉我们：一天早饭后，看守所秦大队长找他谈话，大部份干警在场，爷爷向他们讲法轮大法真相，多数都笑了。只有恶警刘芝杰怒气大发，手持橡皮棍砸了他半个多小时。刘一米八多高的个子累得汗流浃背，脱掉了上衣，直到打累了才停止。在非法劳教月余后他被其毒打的两臀依然如同黑布。
爷爷在看守所被关押二十多天后，非法判三年劳教。在山东省淄博市王村劳教所，爷爷见证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折磨：
1、用十根高压电棍电大法弟子电一天；2、昼夜连续不让睡觉，持续九天；3、冬天扒光衣服冻；4、用手铐铐上吊起来；5、用棍子将大法弟子的头顶砸一道血口缝十三针；6、控制吃饭，一天只吃一个小馒头或只喝一碗稀饭，那稀饭稀得能照出人影；7、强迫坐小矮板凳，直背挺胸，两脚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从早五点到晚十一点，一动就打，长期如此，两臀坐破，血肉和裤子粘在一起。8、白天强迫干活，晚上加班加点到十一、二点，有时到下半夜三点。不分老少，即使六十多岁的病中老人，照样被逼着干活。
劳教所的黑暗，无异于人间地狱。而里面的故事，惨绝人寰，鲜为人知。
而中共歇斯底里的迫害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真、善、忍这面道德标准的照出了中共所有的不正，曝光了它假恶斗的真实面目。
七、“执法人员”的暴行
二零零一年，爸爸第二趟去北京上访，被恶警关押在前门看守所，又关押在北京看守所。因为不说地址姓名，他就把爸爸大衣和毛衣、鞋和袜子全扒光，让戴着手铐在雨地里冻很长时间，再用电棍浑身来回上下的电，电完再拉出去几个恶警轮番狠狠的踢胸膛，就感觉象要断气一样。
回来在县看守所拘留了一个月后，又强行转沂南县县洗脑班，强行洗脑二十天。几经勒索罚款和抄家，再也榨不出一分钱。暴怒的村干说：再上北京，把屋给拉倒。这一次，唯一剩下的、在坎坷日子里我一直喂着的猪和牛没有幸免，被村书记孟庆良等他们强行卖了，卖得的两千多块钱被他们做了爸爸的“伙食费”。奶奶只愣愣的站那看着……。
我知道，以后我再不用急急忙忙的喂猪和牛了，没的喂了。
一天我在学校感到肚子痛，便提前五分钟回家。没想到的是碰上了他们，正在非法抄家。奶奶无力的依在锅屋门口，愣愣的看着他们一样一样的往我家的农用车上搬东西，满满的摞着电视机、一袋面粉、三袋玉米。家徒四壁，也就这点东西了，还让我们吃饭吗？我急眼了，就不让他们推。他们大声的喝斥我，奶奶哭了，我也哭了。他们不但把东西推走了，把我刚刚从学校骑回来的自行车也推走了。
在妈妈被关押在乡政府的日子里，每天都是我送饭，所以老是迟到；再加上同学对我家炼法轮功的不解，所以年终作为副班长的我没评上“三好”，当数学老师的班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这是同学们的意见。你学习怪好，这张奖状是我给你的，以资鼓励。那一刻，心中的委屈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
八、疯狂邪恶的洗脑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大王庄乡政府以杜法举、张春苗上访为借口，将妈妈、赵奎华抓到乡里关押四十多天；强迫她们写“保证书”，被拒绝后关押迫害她们。她们被迫逃出乡政府，流离失所七个多月。邪恶的不法人员为了绑架我妈妈，他们找遍了我家所有的亲戚，白天用金钱雇用不明真相的人监视着我家的出入，晚上在我家附近蹲坑到下半夜；他们还去威胁有高血压的姥姥，他们想尽了能想的办法。
妈妈流离失所时曾在姥姥家呆过几天，可妈妈怎么都没想到是，这是她见姥姥的最后一面。高血压的姥姥在惊吓和惦念中去了，走时都未能见见她那个曾是身体最弱的二闺女。
二零零一年七月份的一天晚上，妈妈回家看望我们姐弟仨，被人举报，半夜十点多钟，沂南县公安局姓范的警察、伙同大王庄乡派出所恶警李长杰、村书记孟庆良闯入我家，把妈妈抬走了。一路妈妈喊着：救命啊……。
妈妈被绑架到王村洗脑班（所谓山东省法制培训中心），被强制洗脑一个月。在那里，妈妈见到了被非法劳教的爷爷。
妈妈回来后，我发现妈妈变了。她写信给那些迫害者，赔礼道歉，说自己以前是如何的不对，感谢迫害者“春风化雨”般的关怀，才悬崖勒马。爷爷也写信回来批判法轮功，如何如何。
我当时就感到懵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思维咋啦，甚至怀疑是不是他们被下了不明药物，因为邪党对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進行摧毁神经中枢，对法轮功学员進行摧毁神经中枢，这不是空穴来风。在给爷爷回信中，我提出了几个问题：
1、那险些让你丧命的心脏病是怎么好的？
2、几年来的疯狂打压和抄家就忘了？
3、妈妈被流氓的大王庄乡政府惨无人道的迫害，也是他们的感化吗？
4、在那里的生活很是幸福？
妈妈被洗脑后，胃病又重新犯了，在村卫生室里打了一百多块钱的点滴。而家里更毛包了，妈妈细数起来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非要和爸爸离婚。后来妈妈住了姥爷家，在吃了大把药片病症都未缓解后，妈妈回想起了修炼时的祥和与健康，想起了在临沂洗脑班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术，想起拒绝“转化”时被拽住头发往墙上撞，想起了那些被强行灌输的谎言和仇恨，才知道自己是上了邪党的当。
妈妈终于回来了，可是这被洗脑后的半年时间，让妈妈付出了一生都难忘的酸楚。
后来爷爷劳教回来对我说：“恶警大队长看了我写的信后暴跳如雷，连连追问爷爷‘你孙女多大了，你孙女多大了’，看那样年龄大点就把你抓走。”
爷爷说：“你说我很幸福？我的心脏病复发，还要干活；被逼着诬陷大法；每顿都是这么小，这么黑的馒头，根本就吃不饱，我饿了三年啊。每次给你们写信都必须写几句有损于大法的话，不写他们就不让往出寄。而你们的每次来信也都得他们先拆，给不给看情况再说。你那封信是我好不容易才要来得，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那里的一天感觉比一年都要长，我熬了三年，头发都花白了。出来了才感觉：自由贵如天。”
二零零零年的夏天，我升入了大王庄中学。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以“我的家”为题材的作文。我的家，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安顿过一天。无休无止的骚扰，无缘无故的抓人，肆无忌惮的罚款，让我家在艰难中度日。
第二天的晨读时间，班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问我：“这是你写的吗？其实这个问题，人家不让练就不练了。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好吧。”我说：“信真、善、忍没错，可是我家却遭受了多大的磨难。他们对炼法轮功就是这么好的，他们毒打炼法轮功的，他们去抄家，他们勒索罚款。”一阵沉默，班主任晃了晃手中的真相传单：“这些都是真的吗？你能确定吗？”我说：“都是真实的，我确定。炼法轮功的是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的，不说瞎话的，而这些辗转传到明慧网的迫害事实，发生在中国各地，包括我妈妈被大王庄乡政府剥得一丝不挂的毒打……”说到这里，我哽咽了，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泪一个劲地往下流。好一阵子的沉默，班主任把手中的传单又看了看。
初一下学期，我们换了班主任。刚开始他对我还比较友善，劝说我不要炼法轮功了。我说：“你也看了我摘抄的师父的经文，明知是好的，还让我放弃？”因为我没有把真相讲明白，没把他的心结打开，后来他不让我写这些方面的日记和摘抄师父的《洪吟》和经文。我说：“如果是坏的东西，你让我抄我也不会抄的，对不对。而这么好的东西，全是教人做好人的理，你也看到了，你不让我抄，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有一次他把我摘抄的师父的经文给撕去了，我找他要，他不给。我就跟他说，您这样做是错的。他拿出来还给了我时，一女老师拿过去看了一会说，好象有一语句不通顺，听说你们师父上完高中。我说：“对呀，我师父是就上完高中，这句话你读着是不通顺。可是作为法轮大法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已翻译成了多种语言，洪传世界上数十个国家。”语文组里的其他几个老师连连点头说：“有道理。”
在对法轮功打压最厉害的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我在学校的日子里不是好过的。铺天盖地的仇恨宣传，特别是二零零一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自焚闹剧，使同学们对法轮功的误解“更上一层楼”，他们经常对我议论纷纷，尽管我学习名列前茅，我是英语课代表，我负责办宣传栏。语文课同学连造句都批判法轮功，那一节语文课，我哭了整整四十五分钟。
而教科书里对法轮功无理谩骂，代课老师照搬来教学。特别是政治，无论是考试试题，还是教科书，让同学们照抄所谓的对法轮功诬陷的答案。使我不得不一次一次的去澄清事实。一次在政治组里，生物、历史、政治老师都在那里，她们问了我一些问题，最后谈到了天安门自焚案。我说：
“的确，对很多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来说，二零零一年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伪案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心结，而导致这种误解和仇恨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当局的严密消息封锁。从中央电视台最早的‘自焚’录像進行慢镜头分析，就可以看到：
“1、‘自焚’中的刘春玲是被公安在现场用重物击打致死（此镜头在中央电视台后来的录像中被抹掉）。2、医生说那个跟随妈妈刘春玲参与‘自焚’的孩子刘思影呼吸道严重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她却在手术后很快就能在采访中清脆地说话和唱歌，被海外医学界人士戏称中央电视台‘创了医学奇迹’。3、王進东被报导说重度受伤，但那本应迅速烧掉的头发却整整齐齐，腿上本应几秒钟就会受热变形、燃烧的雪碧瓶也完好无损。用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判断就知道是在造假。
“基于‘自焚’录像中的种种漏洞，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指出：‘中共当局企图以自焚事件为证据诬陷法轮功，而我们得到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当局一手编造、导演的。’
“其实，对于明白人来说，分析录像中数不清的漏洞已经是多余的了。冷静想一想，在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之前法轮功已经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修炼人近一亿人，为什么没有发生过任何自焚？法轮功遭受迫害以后，在世界七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有人炼习法轮功，为什么也没有谁去自焚？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自由社会自焚起来不是更容易吗？如果法轮功象中共说的那么不好，为什么在信息流通的自由社会法轮功却越传越广，蓬勃发展？一个叫人‘自焚’的功法可能有那么多人去炼吗？
“遭殃电视台说炼法轮功的都是疯子，精神病，你看我像疯子，象精神病吗？法轮功禁止杀生，更不允许自杀，我家逢年过节都从不杀鸡。什么叫炼法轮功的，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去做的才是真正炼法轮功的，中央电视台广播的那些，又杀人、又自焚的，还不是收买的一些要钱不要命的人嘛。”
正说着，学校的主任来了：“怎么，咱开个大会，你给同学们都讲讲？”
一次在考试题中又有诬陷法轮功的考题。晚自习时邻班的一位同学对我班说：“政治老师找英语课课代表。”同学们先是一愣，然后都不自觉的去看我。大家都很心知肚明，于是就试题我们又展开了讨论，试题中说法轮功是反华势力。我解释道：法轮功是爱国的，江不代表中国。全球公审江泽民，是因为他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
自“九评”问世后，如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更好回答了。“华”是指中华民族，那么反华势力就是反对具有五千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翻开《九评共产党》，里面详解了中共邪党是怎样灭绝性破坏中华民族的五千文明和文化的，又是怎样的篡改历史。真正的反华势力是人类的头号大邪教——中共邪党。
（待续）
（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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