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我周围的村民都知道:炼功前我是一身疾病的:全身是病,腿肿的一摁一个窝,脸色红紫,有痔疮、头疼、腰疼、手脚裂皮出血,一到秋后还头晕。我四处求医问药,仍不见好转。90年到秦皇岛学其它气功,花了1000多元,回来后又恢复病态。地里的活也干不了。在身体有病、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一天我感到一侧肢体麻木,抬不动腿,我哭了。我为自己的贫穷和疾病哭了。这么年轻就完了吗?我活得真苦真累,当时我真活够了。苍天有眼。在我没有勇气活下去的时候,我听到法轮功的种种好处。有好几个亲戚向我推荐法轮功,我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学起了法轮功。刚去炼功点几天,师父就管我了,让我体会到了这个功法的超常。身体得到净化和调整,头晕得比原来还厉害,2、3天没吃饭吐苦水。我通过学习《转法轮》后明白了,那是在消掉生生世世所造下的业力,一个常人,不懂做好人的理的时候,会带给自己许多不好,不偿还能行吗?一段时间以后,症状消失了,我全身变舒服了。干活也有劲了,我又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更大的收获是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时时处处都得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遇到问题时首先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看看是自己有哪颗不好的心造成的,然后再改掉它。慢慢的,自己活的越来越踏实,再也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了,法轮功净化了我的身心。法轮大法教人真修向善走正道,因此全世界才有那么多的人来学。比如说,村里收提留,我带头交,有一年小麦受冻歉收,我把好的交公粮,差的留给自己吃,我若不修炼是做不到的。
当我沉浸在修炼带给我的幸福之中时,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的妒嫉,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它利用手中的权力,一级一级搞株连,上级压下级。在当今社会,有些当官的、当警察的只要给钱、官当什么坏事都干,他们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和对错,可以随便抓人、打人、劳教、判刑(全国有10万多人被劳教,数千人因不放弃修炼而被活活打死)。在中国,老百姓没有说实话的权利。它们采取造谣、栽赃(天安门自焚等)的手段利用手中的权力控制所有的电台、电视台诬蔑法轮功。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国家想打击谁就给谁造谣,当年文革中刘少奇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我是一个身心受益者,我要站出来为法轮功作证。因为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于是,在2000年一年中,我为法轮功上访3次,去北京信访局说句公道话。被潍坊市寒亭区河滩镇派出所领回,其中两次被关进拘留所,一次被关进寒亭区看守所(30天)。在我被关押期间,河滩镇派出所所长徐得胜两次带人抄家,第一次在2000年6月28日,拿走了我家的水泵、缝纫机、录音机、抢麦子,价值1200多元。我儿子出来阻拦,当时一姓李的队长打了我儿子,脸上打了两巴掌,胸膛捣了两拳。徐得胜带人第二次抄家时,家中无人,他带人爬墙进入,牵走两头大牛(价值4000多元),又骗我丈夫1600元说是给牛,结果钱也骗走,牛也没给。
在2001年1月,河滩派出所以组织材料为名,骗我到看守所。第二天送我到济南劳教所,经体检不合格把我放回。多次派人白天看着我,晚上半夜多砸门骚扰。
2001年3月,人大期间,河滩派出所所长徐得胜带6、7人把我抓到镇计划生育委员会,将我铐在那里6、7天。
2002年8月初,联防队员宋效仁、于效东等说建户籍要照片,给我一张空白纸要按手印。他们说非按不行。我不配合他们,在多次上门逼迫下,我离开了家。流浪在外,一直至今。害得我有家不能回。
善良的人们,我犯了什么法?做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人有什么错?非得逼得我有家不能回,亲人不能相见才甘心吗?谁不知道家好呢?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流浪的日子令人心酸。
也奉劝那些死心塌地跟随江氏集团打压法轮功的打手们,不要听信中共邪党一言堂的谎言,以免日后成为它的牺牲品。如果有人告诉你法轮功真象时,请自己动脑想一想,法轮功怎么说的,大法弟子是怎么做的。共产党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这样正与邪自己就清楚了。
还有件要说的事是:在迫害中,我丈夫逐步认清了事实真象,也走入了修炼的行列;我的儿子以前好吃懒做,从家里偷麦子卖,在饭店吃饭后赊下帐要父母还,喝了酒回家和父母打架,……在我流离失所期间,孩子到处找我,每次见到我,我都用师父讲的做好人的道理教育他,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做事先想到别人,学会为别人着想等,听的多了,孩子每天都在改变。现在我的孩子也改掉了以前的劣习,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这真体现了大法的威力和超常,这真是李老师讲的:一人炼功,全家受益。
写出这些,我想告诉我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我不是不要家,不是不管孩子,是他们这些干坏事的人逼得我。我愿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切莫听信那欺世的谎言。
附:
潍坊寒亭河滩派出所所长 徐得胜 手机:13176065588
2002年秋河滩镇镇委书记 张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