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连载：《江泽民其人》（六）
第十一章：洪水滔天死保龙脉 草菅人命哀鸿遍野（1998）
1﹒小洪水引发大灾难
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遭遇了一场世纪洪灾。
尽管中共新闻媒体统一口径称此次洪水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但许多水利专家们却认为，这场洪水本身其实并不算“特大”。衡量一场洪水大小的重要标准是最大洪峰流量。根据长江宜昌水文站的观测资料，此次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秒，略大于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60,300立方米／秒，但远未达到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72,300立方米／秒，因此，专家认为此次洪水应该属于“小洪水”。
然而这次洪灾却意外地酿成“高水位，重灾情”。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灾难过去后，官方的内部统计证实：洪水受灾人口近4亿，死亡近5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
国内曾对这场洪灾的原因有过争论，焦点是天灾还是人祸。很多专家认为这次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其实，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江泽民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
2﹒严防死守 保江龙脉
1998年8月6日，长江上游第四次洪峰将到达湖北宜昌。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联合呈上了启用荆江分洪区的请示报告。中午12时，沙市的水位已经达到44.68米，超过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分洪区群众开始向安全地带转移。16小时内，分洪区完成了33万人、1.8万头耕牛的安全大转移，但是荆江分洪闸最终没有被开启。
按照国务院专门制定的长江防洪计划，一旦沙市的水位达到44.67米，荆江分洪区就必须开闸分洪。此后的8月12日和8月16日，荆江分洪区的居民两次转移，为分洪做好准备，而分洪闸依旧没有打开。
8月17日9时沙市水位上升到历史最高水位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高出0.55米。
在此前一天，8月16日22时30分，温家宝在沙市听取气象、水文专家的汇报，决定是否要分洪。而江泽民则在四个小时前（18时20分）就已经发出命令，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否定了分洪方案。
事实上针对这次“特大”洪水，江指示中共中央确定了“严防死守、力保长江干堤”的方针。在7月21日深夜12点，江泽民打电话给温家宝副总理，要求“沿江各省做好迎战洪峰的准备……，严防死守”。7月28日第三次洪峰正在通过武汉三镇，当时新华社报导：江泽民对此“十分关切”，他在给温家宝的电话中，要求“人在堤在”。8月14日江泽民在湖北省视察抗洪时指示：“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
“严防死守”的口号被喊得震天响。在汛情的发展中，尽管洪水滔天、愈来愈猛，尽管地方多次呈请中央启用荆江分蓄洪区，分洪的方案都没有得到江泽民的批准。
其实利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是西方发达国家防洪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因为按协议使用分蓄洪区，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荆江分洪工程建成于1952年。在1954年特大洪水期间，荆江分洪区曾被三次启用，使最高洪水位减低了0.96米。据专家分析，如果1998年利用荆江等分蓄洪区分洪，应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将8月17沙市的历史最高水位45.22米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则长江水位就不会在荆江河段造成如此紧张的洪水险情。
外界一直难以理解江泽民为何拒不接受专家们的劝告，坚决不同意从荆江分洪。后来有人传出，江泽民当时相信了在中南海走红的一位易学先生透露的“要保龙脉”的“玄机”。江泽民相信如果从荆江分洪区分洪，主动决堤，就等于挖断了自己的“龙脉”。1998年是虎年，正是江上台近10年的第一个本命之年，江泽民更是不敢怠慢，于是决心严防死守，决不可主动开闸泄洪。
中共号称“无神论”，不过党内很多高官却非常相信风水，求神问卜的不计其数。毛泽东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卫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在进北京前，有老道告诉毛四个数字“8341”。毛不解其意，但仍然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卫军。后来毛死后，才知道“8341”是指毛活到83岁，从1935年遵义会议掌权到1976年逝世，一共掌握最高权力41年。
中共高层领导内部都知道江本人十分信奉风水、阴阳、命理。“六四”学生运动遭镇压后，江泽民也希望通过风水来延续统治，当时在北京做了三件事。一件事是给白洋淀灌水。北京六朝帝王之都，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水，是所谓披山带河的风水宝地。但是中共统治造成的生态危机使北京南面的白洋淀干涸。因此江泽民打着恢复华北明珠的旗号，给白洋淀灌水，实际则是为了恢复北京的风水，以求江山永固。第二件事，则是加高天安门的旗杆。因为天安门放着个停尸房——毛主席纪念堂，破坏了故宫的风水，而旗杆的高度比停尸房还低，风水先生说这样阴气太重，于是江泽民又以扬国威，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为名，增高旗杆。增高后的旗杆远远高于毛的纪念堂。第三件事是搬走天坛的土山。这个土山是毛泽东时代深挖洞广积粮挖出的黄土，堆积在天坛公园朝天神路的西侧，形成了一个比祈年殿还高的土山。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江泽民命令把土山搬走，在原来的地方种上柏树。
江很在意犯忌，虽然到处走，“镇江”这个地方江泽民就从来不去，因为怕被镇住，坏了风水。江泽民对下属的言语吉凶更是敏感，谁要敢犯了江的忌，必给以颜色，连省级干部都随意撤换。
前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在任期间到机场热情迎接江泽民到湖南考察。王茂林准备大大地款待江氏一行，早已为其安排好了一切。王茂林非常高兴豪爽地对江说：“到了北京听您的，到了湖南来听我的。”这句话在中国人来讲，都知道是盛情款待的意思。可独裁意识极强的江泽民已经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考虑问题了，一听“到了湖南来听我的”这句话就认为是要夺权的谶语，极为不满。事后没过多久，就将王茂林调到北京当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当副组长─一个形同虚设的职位。王茂林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于是百般向江泽民表忠心，后来江终于给了他一个掌握实权的职位──“610”办公室主任，结果2004年底被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告上法庭，并在反对迫害法轮功的“追查国际”组织那里挂了号。
江泽民还喜欢好名字的吉利，比如滕文生、贾廷安、由喜贵、王沪宁等人有了好名字就可以升官，李长春的名字也很好，很受江泽民的重用。
这次长江大洪水，江死保其“龙脉”，拒绝启用荆江分洪区泄洪。朱镕基、温家宝等人只得硬着头皮执行江的指示，对外则说是泄洪会造成更大经济损失。事实是，这次洪水期间，荆江分洪区的居民曾3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为分洪做好了准备，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即可分洪。
在江泽民的天平上，洪水灾区亿万民众的生死远远不如他的“龙脉”重要。
3﹒借机调兵 坐实军权
江泽民拒不采用分洪方案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借此调动军队，真正掌握实权。
江泽民虽是军委主席，但是一辈子没摸过枪，更没有老将军们疆场拼杀的资本。没有机会在军中树立威信，在关键时刻军队是否能无条件服从其指挥，江泽民心里一直没有底。邓小平死后，江更加急于找机会建立自己在军中的绝对权威。然而在和平时期大规模调遣、演练军队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否则势必引起周边地区的不安和抗议，甚至引发国际争端。1998年入夏以来长江出现几乎是全流域范围的洪灾威胁，江泽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1998年8月7日，长江的九江段干堤决口。当晚，江泽民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总参谋长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被指定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
在这次军队“抗洪抢险”行动中，江泽民调集了广州、济南、南京、北京和沈阳军区，包括空军、海军、二炮、武警部队以及解放军沿江沿湖各大专院校，共计10多个集团军、30万官兵。114位将军、5千多名师团级干部听从江泽民调度亲临长江大堤。在这场洪水中，总计出动官兵700万人次，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500多万人次，用兵总人数居然超过了中共建政之前的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人数的总和。
此外，江泽民在抗洪部队中还进行了“指挥互换”的操演，如将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对调指挥。这显然与抗洪抢险毫不相干，完全是军事演习的训练内容。不但如此，抗洪部队还经常接到换防“转移阵地”的命令。例如，某摩托化师被紧急空投至武汉，再赶到800里之外的石首、监利——如果只是为了紧急抢险，直接空投石首、监利自然最快，何必让将士空耗体力，而且还耽误时间？又如，北京军区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抢险，然后接到命令赶往湖北沙市，最后又急急赶赴湖南岳阳，如此等等。
实际上，冠冕堂皇的“抗洪抢险”口号，不过是使得江泽民“师出有名”，能够在和平时期检验自己对军队的权威控制而已。如果采用分洪方案，江泽民就不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调集和军事操演，因此江无论如何坚持不分洪。灾区亿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不过是用来调兵遣将的砝码，几十万官兵的性命，在江泽民眼里也不过是儿戏。军队士兵们奋勇拼搏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时，并不知道将百姓、官兵性命置于险境的正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特意过了一把军委主席的干瘾。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一起乘飞机到湖北沙市，查看长江堤防重点险段的位置和参加抗洪抢险部队的兵力部署。在飞机上，江泽民问张万年：“现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队？”张万年答道：“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仅在湖北，就集结了8万多兵力。济南军区、南京军区还准备了5个师的兵力，正处于紧急出动状态，可以随时调用。这是国共内战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他们到达荆江大堤后，在众多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前，张万年打开军事地图，向江泽民汇报了参加抗洪部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江泽民像总指挥那样地问张万年：“济南部队现在哪里？”张万年指着地图答道：“在武汉。”江泽民又问：“空降兵部队呢？”张万年答道：“在洪湖。”接着张万年又向江泽民汇报……。”听完汇报后江泽民发表演说：“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与老百姓有着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的人民军队。还是那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过瘾！”江泽民真是过足了军委主席的干瘾。和平时期的司令不需要冒任何危险，如此指东道西，江的发挥可以演好几遍。悲哀的是，如果真的是战争来临，恐怕连江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不管怎样，江泽民利用长江洪水，组织了自“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进行了一次渡江战役以后的最大一次兵力调动，满意地检验了军队不顾险情只听命于自己“核心”地位的“政治觉悟”。通过这次调兵，江泽民真正地掌握了军权，完成了第二、第三代之间的权力交接，这正是“严防死守”背后的第二个真实目的。
4﹒大堤决口 哀鸿遍野
洪水期间，江泽民除了不断下令增派军队和武警，还指示各级官员务必增派人力物力严防死守大堤。据水利部门统计，仅长江沿途调动官兵及民工7,000万人次以上，投入财力物力100亿人民币。
在江泽民不同意分洪的情况下，在“严防死守”、“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的指示下，100多亿元劳民伤财的财力物力投入并没有收到成效。从8月1日到8月5日，长江嘉鱼县排洲段、九江段、江心洲等民垸先后溃堤，8月7日，长江主干堤决口。
嘉鱼县外江民垸合镇垸是在8月1日最先溃口，决口处经过官民五天五夜的围堵、外围炸沉船舶、打桩，固定铺板，灌注泥石堵口等办法终于堵住了。但8月5日，长江嘉鱼县排洲段、九江段、江心洲等民垸先后溃堤。
长江嘉鱼县排洲段大堤内人口密集，是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且工商业也很发达，工矿区林立。下游的二十多个乡镇近五十万人口，年富力强的劳力都上堤筑坝去了，滞留在家的都是年迈体弱的老人、妇女及初级中学以下的儿童。由于决口是发生在8月5日深夜，浸泡了一个多月的大堤终于抵抗不住越来越高涨的洪水的冲击，洪水一下子就决开了50米的大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村庄、向工矿区、向学校、向农田奔泄。守卫在堤坝上的近100名武警官兵和民工当即被洪水卷走，睡梦中的老人、妇女及儿童有的还没惊醒就已被洪水吞噬。惊惶失措的人们有的爬上屋檐、大树，但不一会儿，屋檐和大树就在洪水的冲击中倒下了。祖祖辈辈的辛勤劳作创造的财富及栖身之地顷刻间化为乌有，鸡鸭猪牛等牲畜多数葬身洪魔的大口。从8月5日深夜3点到第二天下午，短短的二十四小时里，天塌地陷，数十公里内一片汪洋，洪流滔滔，哀鸿遍野。
大小官员们一面调配大车大船堵塞溃口，一面组织船只在洪水中抢救幸存者。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咆哮的洪魔，没有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决口处推置粮袋、车辆也好，还是炸毁船舶也好，打几个水泡就没有了踪影。救护洪水中的幸存者更是爱莫能助，鞭长莫及，因为船舶上的官兵在凶猛的洪水中自身难保。救援工作受到很大限制。
8月6日到7日，除了一部份爬上大树、高楼的幸存者被救助以外，全县1.1万人“失踪”。事后，湖北嘉鱼县的民政部门内部统计得知，全县两次决口期间，在洪水中死亡及失踪妇女、儿童及老年人1.1万人，官兵及民工1千多人，很多家庭妻离子散，有一些家庭全数葬身洪水，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8月5日那天，长江下游的九江段、江心洲一同溃口，所幸这两地溃口都在白天，人员伤亡要少一些。8月7日九江长江主干堤决口，官员们一时间手忙脚乱，像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指挥员手足无措，下令胡乱向决口处抛进物品，只要能装的物资都向决口倾倒，推进大米、稻谷、黄豆等粮食达500万吨，大卡车50多辆，炸沉船18艘，后来调集一支来自张家口地区约200人的堵漏特种兵团，采取了外围打桩，固定铺板，灌注泥石堵口，终于把决口堵上。此次溃堤共造成了82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除排洲湾死亡1.2万人外，外江民垸合镇垸、九江段、江心洲及九江长江的四次溃口共死亡平民百姓6千多人，损失财产达500多亿元。
到了8月中旬，已有2.4亿人因洪水肆虐而撤离家园，与此同时，洪灾地区爆发了传染病，此后灾区人民一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可是，被库恩称为“改变了中国”的江泽民，在这段时间做着什么呢？库恩的书里说9月初，江泽民邀请“15位杰出电影艺术家到中南海做客”，江泽民是要组织艺术家们为灾区难民搞赈灾义演吗？错了!
照江泽民的话说，那完全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开心一刻”。书中写道，“曾庆红看到自己的领导江泽民兴致颇高，便邀请江背首诗。江从不怯场，他用俄语背了首诗。”“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泽民主动地坐下来开始弹琴。曾庆红立即请嘉宾们一起跟着唱。”“江演奏的是俄罗斯旧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年轻女演员跟着唱了起来。接着，大家唱起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乡》。“由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词，大家都唱了起来───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在长江变成“汪洋大海”威胁着亿万人民的生命时，江泽民却高唱着“大海啊故乡”，一向讲究避讳的江泽民这时却又百无禁忌了，其心中何曾有一点关心人民疾苦的影子？
1998年举行的第七届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原水利部长、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杨振怀在分析洪水造成重大损失原因时说：未按原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是致使洪水逼高的主要原因。
面对这一重大的决策失误，江泽民指示媒体进行全面掩盖，官员们统一口径、统一上报人员死亡及财产损失的数据，将统计数据缩小到最低限度。人员死亡与财产损失，实际情况是官方报导的五十倍以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江泽民违反自然规律、废弃水利专家荆江分洪的建议造成的惨重损失，库恩的书写道：“江赞扬了人们取得的成绩，并称他们的抗洪斗争证明了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用”。江泽民还不忘把中华民族扯上来为自己粉饰罪过。他说：“这一胜利还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凝聚在哪里呢，当然只是在江“核心”的周围。
在中共的宣传机器中，在“百年一遇特大洪水”说辞下，如此惨重的人祸仿佛真的只是一场天灾，江泽民的罪责被完全掩盖过去。
这一谎言，不禁令人想起1959－1961年的那三年饥荒灾难。在那段时间里，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多达3000多万人，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最多的一次，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1.5倍。中共官方把这一灾难归咎于“特大自然灾害”。
但后来学者们却发现，在那三年中，中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和旱灾，属正常年景。发生如此惨祸的原因，是因为中共1958年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把中国搞得民穷财尽，而当局为粉饰太平没有采取救灾措施。在国内人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下，还继续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导致中国饿死那么多人。然而，一直到今天，三年饥荒的真相还被官方封闭着不敢让百姓知道，因此很多中国人把这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人祸当成了天灾——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面对这场惨绝人寰的世纪洪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库恩的《江泽民传》里竟写道：“大洪水展现了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两方面的才华。”是的，罔顾客观规律，为了个人私利拒不分洪，可以无视数亿灾民的性命财产安危，这就是“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的特殊才华。
5﹒猫哭耗子 现场做秀
这场前所未有的洪水灾难，还成了给江泽民脸上贴金、显示他“英明形象”的机会。把坏事变成“好事”，把自己造成的巨大灾难，变成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机会，这是江泽民最擅长的本事。
8月13日，溃口堵上、洪水下落后，江泽民来到了湖北，在武警官兵铁桶般的保护下，他手拿麦克风，满面愁容地到长江大堤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抗洪抢险是沿江地区当前的头等大事，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对着摄像镜头喊出了“坚定信心，决战到底”等口号。
新华社荆州1998年8月13日发表了这样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等一起，今天冒着酷暑亲赴湖北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看望、慰问抗洪第一线的广大军民，指导抗洪抢险斗争。”在这样的时候，江泽民的“喉舌”们总是知趣地避开了此时最需要关注的灾民，避开了所有的“阴暗面”，把聚光灯照向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的核心”。
自洪水退后，宣传部接到指示，要借“江主席”领导“抗洪斗争胜利的丰功伟绩”之势，为“江核心”造舆论，新一轮造神运动悄悄进行。于是中共的宣传口径和江泽民讲话的底气都有明显的提升。
中共报刊更是假借外国报刊之口，继续吹捧江泽民。甚至选用一些肉麻又可笑的语句为标题、副标题，赤裸裸地将江泽民捧上与毛、邓平起平坐的“伟人”之列。
6﹒蹊跷的洪水
1998年这场大水来得实在蹊跷。
在发大水的时候，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江泽民，江泽民，江水淹死人，就是说江泽民上台会带来水灾。
此说法并非完全空穴来风。1996年，江泽民去南方路过一著名寺院。在大殿上香后，江泽民便来到钟楼。不料方丈以善言百般相劝：“施主万不可在此撞钟。”江泽民大为不悦，毫不理会，撞响了古钟。老方丈当场半晌无语，只是默默垂泪不已。后来有人得知，老方丈曾言道，江泽民本蟾王转世，钟声一响，必定引发中原水族作怪，从此中原大水连年，再难平安。
在那之后，中国大陆水灾似乎确实比过去来得猛了。在98年这一江泽民的本命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洪灾。在后来几年，中国洪灾仍然频繁。
蟾王钟声一说，或许有点难以考证。但江泽民的确嗜水出名，一生不能离水，出访时亦不忘随时到水里泡泡，媒体上流传很广的就有他在夏威夷和死海游泳的照片，他入住的酒店也多选养有水生尤物。江的突出的蛤蟆眼及大嘴薄唇外貌特征酷似蛤蟆，五指张开的爪式鼓掌方式乃江的独家专利。
国外近年来人们从研究圣经《启示录》、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唐朝《推背图》等古今中外的著名预言中，发现江泽民在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给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带来灾难。
江的出身和水有密切关系。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曾预言“一个虎年出生的三水之人将给东方带来巨大灾难”。江泽民1926虎年出生在江苏（一水），发迹于上海（二水），到北京后当上“三位一体”后居于中南海（三水）。提拔他发迹的几个人也带水性，例如江冒认江上青为养父而得到张爱萍的提拔，萍有水字；在上海得到汪道涵的提拔，汪有水字。江的政治恩人薄一波，帮他搞掉北京帮，波带水字。大家知道蛤蟆平生喜水忌土厌火，所以紫阳、乔石等必犯其忌。
浙江余姚县（现在改为市）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1982年，河姆渡遗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写的。江泽民得势后1992年9月去参观，看到题词是乔石写的，脸沉得很厉害。乔石名字的土石就是克江泽民的水，江容不下乔石，看见他的题词就生气。于是1993年5月，终于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把乔石的题词拿下来，挂上了江泽民的题词。
令人惊叹的是唐朝《推背图》第五十象直接预言了这场和江有关的洪灾，第五十象的图示画的是一只很凶的虎在草丛中寻食，成攻袭之势，其谶语中一句“兽贵人贱”寓意深刻。
第五十象颂曰：“虎头人遇虎头年，白米盈仓不值钱，豺狼结队街中走，拨尽风云始见天”
“虎头人遇虎头年，白米盈仓不值钱”指属虎的当权者江泽民（“虎头人”）在1998寅虎之年（“虎头年”），出于私利不正常处理洪水导致严重洪灾。众人为了挡住大堤缺口，把许多的粮食当杂物抛入河中浪费掉，滚滚而来的洪水，更冲毁了无数“白米盈仓”，这些平日最值钱的东西瞬间就成为一钱不值的废物了。
后两句“豺狼结队街中走 拨尽风云始见天”暗示了一场正邪较量大风暴的来临与结局，形象比喻出江执政期间的军警司法等国家机器的行为表现。
五十象中金圣叹批注说：“此象遇寅年遭大乱，君昏臣暴，下民无生，息之日，又一乱也。”
前两句读者自明，后面“息之日，又一乱也。”喻98年大洪灾之乱刚过，未及喘息，1999年江对法轮功的镇压接踵而来，这“又一乱也”，将在下章详细讲述。
7﹒印尼排华事件
大洪水显示江泽民对于有多少中国人葬身洪水是毫不在意的，任何一次重大的天灾人祸，能利用来巩固自己权力的，江泽民就会充分利用，否则就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如果说1998年的洪水还有天灾成分，那么华人同一年在印尼面临的就完全是一场人祸。
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印尼发生排华事件，印尼华人财产遭到大规模的抢劫破坏，两千多名华人被杀死，数百名华裔妇女被集体强奸凌辱，有些人甚至被奸杀。
全世界对这种野蛮行径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美国国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发表声明加以谴责，很多国家政界领导人和社会团体纷纷对印尼政府进行了强烈指责。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报导。全世界的海外华人情绪激愤，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谴责。
而此时，江泽民竟然指示：印尼发生的暴行是印尼的内政，对此报刊不报导，政府不干涉。当时国内新闻媒体对中国人民封锁消息，事发半个月后才有一两个小报做了零星报导。中国对印尼的巨额援助，仍然按照原来计划进行。印尼政府对暴行的熟视无睹和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平暴措施，与江的这种暧昧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事实上，如果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警告，印尼华人当时的状况就不会那么凄惨无助，而且中国政府在那种环境下完全有权利，也有义务那样做。但江为了不影响自己与印尼当权者的关系，又一次罔顾人民死活，当了缩头乌龟。
江泽民的所作所为，让全世界华人心冷，也令海外华侨丢尽脸面──一个具有5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政府，居然连最起码的道义都没有。面对屠杀和强奸炎黄子孙的暴行，江泽民居然厚颜声称什么“不干涉内政”。江泽民视人命如草芥的冷酷本性、遇事胆小如鼠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第十二章：法轮常转和平请愿 神州大地山雨欲来（1999上半年）
1999年可谓是中国的多事之秋。
一向被称为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发生了塞尔维亚军队大规模屠杀阿尔巴尼亚平民的种族清洗事件，超过一百五十万阿尔巴尼亚人逃离家园。据难民描述，至少在科索沃省内有75座城市和村庄发生了大规模屠杀，被集体处决的阿族人达到5000人以上。
当时国际社会对于米洛舍维奇的屠杀罪行群情激愤，然而中国大陆却因为一言堂的宣传对此一无所知。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杯葛，联合国未能采取军事行动，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于3月24日对南斯拉夫实施空袭。
1.“消气外交”
当时人大会议已经结束两个星期，朱镕基总理在人大的记者会上谈及出访美国的问题时曾经说：“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但北约空袭开始，再去美国商谈WTO问题并做大幅度让步，恐怕无以安抚国内已经被煽动起来的民族情绪，但不去商谈似乎又错过了一个大好时机。
政治局专门为此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李鹏和钱其琛都反对朱镕基的美国之行，认为他所谓的“消气外交”是有求于人，也是示弱于人。但江泽民极力主张朱如期动身。谈成的话，自然归功于总书记，并会成为江任期内可以载入史册的成绩；谈不成，也可以煞一煞朱镕基功高震主的锐气。在江泽民当时和幕僚的一些谈话中，似乎江泽民更希望朱铩羽而归。
如果不是因为江泽民需要朱镕基为他收拾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他根本就不会去用朱。从上海开始，江就一直妒忌朱镕基的魅力。朱镕基每次接见记者和会议发言都能够说出一些真诚而又感人肺腑的话，不但比江的讲话要实在，更显得充满正气或人情味，就连香港台湾的漂亮女记者们也常常对朱老总投以敬佩的目光。
朱镕基的态度是很明朗的，他看到加入世贸会对中国的农业、电信和金融业造成冲击，另外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公平竞争会导致许多企业倒闭，因此并不想做太大让步。但江泽民指示他说：“我看中美之间农产品协定、电信、金融领域都可以答应美国的要求，我们一到美国就宣布同意签署《农业合作协议》，我想可以和克林顿达成一种默契，其它的慢慢答应，争取打个漂亮的政治仗。”
朱镕基此次“消气外交”可谓大受挫折，尽管所有的让步都经过江泽民的同意，但因为美国不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又提出很多附加条件，到朱回国的时候，签署WTO已经基本没有指望了。中共元老们却对朱镕基的让步十分不满。一直深居简出的乔石知道江扮演的角色后十分气愤，他说：“国家利益至上，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的。”万里、宋平等人甚至骂这些协议是新“二十一条”。江泽民一看形势不对，就耍了个滑头，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回应元老的指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这一切责任轻轻巧巧地推到了朱镕基身上。
4月21日，朱镕基访美归来。江泽民为了避免和朱镕基见面，带着中办的人去湖北开会，并授意李岚清去了辽宁。朱镕基回来时，欢迎场面冷冷清清。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江变过脸来责问朱“谈判为何要超越政治局当初确定的底线”，并故意当着朱的面，表扬和朱一起出访的吴仪说：“吴仪同志敢于坚持立场，不以原则做交易”，让朱非常难堪。
看到朱镕基的锐气消磨了许多，江泽民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
2. 中共早已了解法轮功
中共建政后逢“九”必乱似乎成了规律：1949年建政；1959年，镇压西藏“叛乱”并与印度开战；1969年和苏联打了一仗；1979年有中越战争；1989年先是镇压了西藏“骚乱”，接着就是“六四”屠城；1999年则发生了“镇压法轮功”事件。
外界对法轮功有两种误解：其一是认为在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他对法轮功并不了解，中共高层也几乎对法轮功一无所知——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其二是认为镇压和迫害是从1999年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共一直和法轮功和平共处——这也不确切。
事实上，中共高层对法轮功很早就了解，也非常清楚。但其中也有人试图搅浑水，中间出现不少波折。
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开始传法，当时在北京紫竹院有一个相当大的炼功点。紫竹院附近有许多退休老干部，有的是部队的退役将军，也有的是国务院或中央机关的退休高干。这些人的资历比江泽民、朱镕基、罗干、李岚清等人老得多，是属于真正的被中共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有的人甚至是参加过长征的。十五大的这些常委原来都是他们的下属，属于小字辈。
国务院有个退休干部姓周，原来是朱镕基的上级，见到朱的时候都叫小朱。这些退休干部闲着无事，练气功的人非常多，互相之间也走动很频繁。他们开始炼功后，也向后来这些身居高位的下属介绍过法轮功。
至少在1996年以前，紫竹院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亲自到江泽民的家里教王冶坪炼功。
李岚清原来在外经贸部当部长，他是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顶头上司，两人原来关系不错。早在1995年，这位学员也说起过向老部长李岚清介绍法轮功的事，但他主要是介绍法轮功对国家和民族的益处，还给了李岚清一本《转法轮》。
李鹏也看过《转法轮》，是他的电力工业部的一个副部长给他的。由于中南海里江住李鹏隔壁，所以李鹏也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江泽民。
江泽民原来在武汉热工所的上级也炼功，江泽民和武汉热工所的人聚会时，老同事也给他当面介绍过法轮功。江泽民后来说他1999年4月25日才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这是公然撒谎。1996年，江泽民去视察中央电视台，看见一个工作人员桌子上有一本《转法轮》，还对这位工作人员说“《转法轮》，这本书挺不错。”
罗干也是在1995年就知道法轮功的，是他原来在机械科学院的老上级和老同事介绍的。
胡锦涛至少在1998年就了解了法轮功。他原来在清华的同学张孟业得了肝硬化肝腹水，面色青黑浮肿，被医院判了死刑，后来修炼法轮功后起死回生。清华校友聚会时，张孟业在1998、1999年两度到北京当面向胡锦涛介绍他的亲身经历，并给胡锦涛的夫人寄过法轮功的书籍，希望他们也能炼功改善身体，胡锦涛夫人曾回寄明信卡以表谢意。1999年的那次聚会正好是“4.25”当天（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胡锦涛夫妇在参加清华同学聚会后回中南海时看到了这一奇观，随即通过在北京的同班同学转告了正在南下火车上的张孟业，提醒他注意。
从1992年开始，各大部委就有人开始炼功，人数越来越多，有的在任副部长也炼。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几乎人人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夫人也都练过法轮功。当时法轮功因其对人身体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人传人，速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到1999年，大陆真正看过《转法轮》的超过一亿人。
3. 山雨欲来风满楼
李洪志大师学员众多，其中也难免有犹大。在传法初期，有几个长春的负责人一再违反法轮功的规定，贪污挪用当时十分紧张的资金，篡改法轮功的功法等，李大师一再给他们改过的机会，但遗憾的是这些人最终还是走上了与法轮功对立的路。从1994年开始，他们就向中共13个部委写信诬告法轮功，写了几十万字，三大本，罗列12条罪状，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这些材料就是中共1999年刚刚开始镇压法轮功时所罗列的那些诬蔑之词。
1995年2月9日，中国法轮功研究会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并转报有关部门）写了三份详细的汇报材料，其中有一份专门针对长春8个人的揭发材料逐条解释了事实真相。当时很多领导得知真相后都非常惊讶，还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那为什么你们不跟我们联系呀？我们一直不知道你们呀！希望今后多联系。”这样，1994年底的诬告揭发材料事件就算解决了。
关于气功，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作过一个著名的批示。1980年2月，由《自然杂志》编辑部主持，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邀请一些特异功能人士进行现场测试，胡耀邦也派秘书到场参加鉴定。胡耀邦在北京亲自写了一个字条并密封于容器中，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派秘书送来鉴定。后来秘书把特异功能者透视看到的字样带回去，胡耀邦检查他亲自密封的容器，核对字条，终于确信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不久胡耀邦指示中宣部，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争论、不批评”。同时，允许少数人进行研究。82年4月，中宣部下发了传达这个精神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政策。
1996年的时候，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趁负责气功的副部长出国一个多月之际，召集十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随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徐光春这么做实际上违反了胡耀邦制定的“三不”政策，想通过打击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就想给法轮功扣一个“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
但是各大报都有许多人修炼法轮功，真正执行镇压的国家机器——公安部中炼功的人就更多。原来公安部的部长王芳是个气功爱好者，夫人则是虔诚的佛教徒。后来王芳退休后到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受到王部长影响，公安部练气功的人相当多。尤其到了司长、局长、处长这一级，还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厅的厅局长就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研究会的成员叶浩和李昌原来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长、处长。
1996年的镇压根本没来得及开始就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真相，后来不了了之。罗干在1997、1998年两次想把法轮功定为“邪教”进行镇压。这倒不是因为法轮功做错了什么，而是罗干那时当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官儿坐到头了，要想继续往上升，就必须做出大动作来。这个和战争时期军人尤其受到重视一样。罗干也想把水搅浑，这样他这个政法委书记才能成为政治焦点。
罗干当时发的文件明显带有构陷的性质，先是声称法轮功是“邪教”，然后让各地公安去搜集证据，等于“先定罪，后调查”。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到法轮功的炼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但是法轮功无底可卧，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谁愿意来炼都行，不愿意了就走，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成为坚定的学员。
但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如：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4000多元。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由此引起40余人到公安部上访；1000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还出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罗干搜集不到资料也很着急。他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也炼。罗的镇压命令下去之后，相关的负责人不要说抓紧落实，反而连动都不动。罗干在1996年开始为此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
朱镕基知道这件事情后把罗干叫去训了一顿，说他“放着大案要案不抓，却用最高级的特务手段对付老百姓”。搞得罗干灰头土脸，但是他仗着和江泽民关系好，把朱镕基对法轮功的一份正面批示扣在手里，没有下发。
4. “科痞”何祚庥
1998年5月，罗干连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对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的一个记者造谣，说中科院一个孙姓的研究生，因练法轮功导致精神病。实际上孙当时表现的不正常状态和法轮功毫无关系。孙的室友和孙的同学都多次以详细具体事实向何讲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在电台竟仍用同一假证栽赃法轮功，纯属故意。许多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人自发去北京电视台澄清事实真相。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副台长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后立即决定制作节目挽回错误宣传的影响。事情得以圆满解决。
何祚庥号称是“两院院士”，实为政治投机分子。他善于在科学家面前冒充政治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学家，尤其善于从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真正的科学。由于鼓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何祚庥得到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大学毕业后转到中宣部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利用他井底之蛙的见识，在科技界到处挥舞大棒。
举例来说，上个世纪初凯库勒发现苯的环形结构，之后数十年化学家对此结构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泡林提出“共振论”概念，合理地解释了凯库勒模型，此为量子力学在化学结构学的开始。但是何祚庥等指责已经被证明的凯库勒模型是“阶级调和论在科学界的反映”，中国大批的结构化学专家因此受株连而检查“资产阶级立场”，中国量子力学研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而长时间中断。
著名犹太裔学者维纳曾在清华任教，是何祚庥的校友。1965年，他研究发现，老鹰在捕捉兔子时很少失手，这是因为老鹰脑子中有一套反馈闭环系统，能根据兔子的方位、速度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路线，直至成功。如果将类似的系统装在高射炮上，将使命中率大为提高。由此维纳认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存在一定的共性。而何祚庥认为阶级之间尚不能调和，更妄论生物与非生物了。何祚庥等人再一次挥舞“阶级调和论”的棒子把多位科学家打入冷宫。
何祚庥还抡起意识形态的棍子批判过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用马列主义批判盖尔曼获得诺贝尔奖的“夸克模型”，一直到晚年转而批判气功，声称是“伪科学”。人称何祚庥“人老心红，战士风采依旧，棍法依然娴熟”。
因为何祚庥打击科学、维护中共意识形态有功，《红旗》杂志力荐他当了中科院的院士。何则继续利用他的院士头衔拍中共、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马屁。2001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宣传如火如荼，何祚庥在中科院的一次量子力学研讨会上发言说“量子力学的运动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当即有几位正直的学者拂袖而去。而更多的人则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罗干想借打法轮功向江泽民邀功请赏，罗的连襟何祚庥也就一次次不遗余力地打着科学的外衣诋毁法轮功。因为何祚庥的名声实在太差，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亲自指示，今后北京市的媒体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骗言论，对气功仍旧执行中央“不干涉、不宣传、不打棍子”的政策。
5. 中央调查结论
国家体育总局也于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10月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其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法轮功继续快速发展，到1999年初，国内有媒体在报导健身运动的时候提到法轮功的炼功人达到了一亿。同时《转法轮》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传到世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不少西方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只希望能像中国法轮功学员一样能够读懂《转法轮》的中文原著。
1999年2月，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炼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6. “四．二五事件”
何祚庥因为无法继续在北京刊登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就跑到天津的一家小报——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驱散请愿人士，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海外媒体直指罗干是此次暴力行动的直接指挥。天津市政府也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鼓励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消息传到北京，当时的北京法轮功研究会负责人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商谈后，决定于4月25日去北京上访，得知这一行动的法轮功学员也相互联络，结果那天紧邻中南海的国家信访局外请愿人群达到一万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那时，朱镕基刚刚访美归来不久。受过右派之冤的朱镕基显然把群众上访视为对政府的信任，更何况他于1998年在法轮功问题上曾亲笔作过正面批示，因此他一改中共对于民间请愿不接触、不对话、不妥协的传统，亲自接见上访人群。
朱镕基说：“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由于法轮功学员都是自发前往的，彼此大多不认识，并没有什么代表，于是朱镕基就点了最先主动举手的三个人。朱镕基一边转身带着三位代表朝中南海西门走，一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这几个人都愕然回答：“我们没有听说呀！”朱镕基可能意识到他的批示被压下去了，马上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说着转向工作人员，吩咐找人。
法轮功学员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天津放人；第二、炼功自由；第三、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朱镕基立即指示天津方面放人。
实际会谈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政法委书记罗干、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刚、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国务院副秘书长崔占福以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孟学农等与法轮功学员对话，但是因为江未给出谈话底线，罗干又想找法轮功的麻烦，没有答应任何要求。后来法轮功研究会的李昌（公安部官员）、王友群（监察部官员）等五人也进了中南海进行对话。
在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连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
海外媒体一片赞誉之声，既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也赞赏政府的开明，并称这是中共建政后官民第一次和平理性的对话，开中共历史之先河。
事情如果这样落幕无疑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却有一个人暴跳如雷，这个人就是江泽民。
7. 江泽民的妒忌
江泽民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妒恨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江泽民就常常听别人说起李先生的大名。
江泽民身边有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也了解到不少关于法轮功的消息，回来时不时地给江泽民透露点，如谁谁得了什么病给练好了，谁谁躺着抬进来、站着走出去。他偶尔也会说起李大师提及某些高层领导人前世的事情。这时江就会越听越着急，他最想知道的是自己的前世到底是谁。有一天，江泽民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一听到那人来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急切地问：“李大师说到我没有？有没有说我是谁转生的？”那人说没有，江泽民满脸的失望和恼怒给在场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冶坪是在1994年跟人学过法轮功的。有一天晚上，王冶坪练功的时候，感到旁边有人学着她比划，睁开眼一看，原来江泽民正在旁边偷偷地比比划划，两只手也交叉在腹前。看见王冶坪发现了，江泽民恼羞成怒，命令老婆以后不许再练。他的说法是：“连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谁还来信我这个总书记！”
江泽民那个时候还非常喜欢学李先生的手势和动作。最典型的就是两手交叉于腹前的姿势。原来江泽民发表讲话的时候，手没地方搁，就向身体两侧直直地伸着。后来发现李先生总是两手叠扣在小腹前，之后，江也开始跟着学。
1995年，江泽民开始“三讲”，无论中共中央怎么卖力去推广，全国从上到下也都是“认认真真走过场”，没有几个当作什么著作去学，但是江泽民却到处都能看到《转法轮》这本书，也知道全国炼功的人增长极快。那些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人对李大师的尊敬和感恩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的。更让江泽民受不了的是，时不时总有人在江的耳边说起李大师的高风亮节，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1998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洪灾。江泽民当时在视察一处大堤时，看到一群人在埋头苦干。江很得意，对手下说：这些人一定是共产党员。叫过来一问，结果回答说是炼法轮功的学员。江当时就妒火中烧，阴着脸掉头走开了。
如果说那些都仅仅让江泽民心里不舒服的话，“四．二五”事件则让江泽民感到很恐惧。
作为“六四”屠杀的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时值“六四”十周年之际，江想当然地担心会重演十年前风起云涌的群众抗议活动。“六四”留给江泽民的除了一根红朝“核心”的权杖外，还有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决不能听任事态的发展而必须提早镇压，否则镇压的成本会大大提高。
江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询问如果法轮功深夜仍然不撤，驻京军队是否可以立即集结，并架走中南海附近的法轮功学员。接电话的人立刻表态：“北京军区时刻准备听从江主席的指挥。”江泽民十分满意，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一点，后来此人被江连升了好几级。
下午的时候，江又给由喜贵打电话，让他尽快布置戒严，江说他要出来“视察”一下情况。
江的“视察”是在防弹轿车那深色玻璃后进行的，法轮功学员的前面是为江的视察而特意布下的武警警戒线。在江泽民看来，法轮功的人数之多是在和党争夺群众，方式之和平理性是因为组织严密，来到中南海就是公开和他江泽民叫板，更令他受不了的是他居然看到了几十位肩上有军衔的军人，这些军人竟然会追随法轮功而不去追随他这个军委主席。
此时，外电对此事件双方的赞赏，无疑也是对朱镕基的赞赏，对江泽民来说等于火上浇油。
自从1994年10月的中共四中全会正式宣布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力交接已经完成，江泽民在曾庆红的辅佐下在政治上打了几次胜仗，从倒陈希同、到巩固军权，从陈云、邓小平等相继作古，到香港回归，江泽民一步步在中央站稳了脚跟。
虽然如此，江泽民既达不到毛泽东“老子天下第一”的气魄，也没有邓小平一言九鼎的份量。每一件大事情，都需要常委或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这次江泽民看到了法轮功是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团体，认为找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威胁的对手。江泽民盘算：利用打击法轮功来强迫全党表态，看看谁在此时会站在他自己这边，这和赵高以“指鹿为马”来考验群臣忠心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此外，尽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江泽民还是极力把法轮功描绘成有“海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危险”政治团体，这样就使得他对法轮功群众镇压的个人决定具有了特别意义——如果江的决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那么无疑他将在党内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他人很难有反对的理由。江泽民相信，不出三个月一定能迅速消灭法轮功。因为这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个人生不如死。江泽民盘算，一旦这次毫无风险的镇压成功，从此自己就可以在党内享有傲人的政治资本。
8. 刚愎自用
于是，4月25日当晚，江泽民第一次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模仿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全体人员写了一封信。江在信中假装忧心忡忡地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为了说服众常委支持自己的判断，江又在信中问道：“（法轮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江还说：“对法轮功这种组织，不能低估其带有宗教色彩的号召力，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研究并制定防范措施；由于法轮功总部在国外，这次行动不排除该组织有境外背景的可能。”
这封信随后被中办作为通知印发，并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
在“四.二五事件”的第二天，罗干、贾庆林和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商讨处理意见。江泽民一进入会场，脸色就十分难看。他掏出一叠材料，甩在了桌子上说：“谁说找不到法轮功学员聚众中南海的蛛丝马迹？互联网上就有法轮功学员聚集中南海的通知。这次居住在四面八方的两万多名学员，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进入北京，在事先有组织的情况下一朝之间包围中南海，而公安部门竟然事先毫不知情，这样的失职决不允许再发生！”江转头看着罗干，声色俱厉地说：“我们的安全部门，还有北京市都如此麻木。都危及政权本身了，还一点没有感觉。同志们呀，这是多么可怕。如果不引以为鉴，谁能保证不来第二次、第三次？”
接着，江泽民开始装傻，“听到法轮功这个名词，除了感到希奇古怪，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怎样成立的，头头儿是谁？”
政治局七个常委，除了江泽民之外，其他人都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朱镕基说：“法轮功的学员以中老年人居多，妇女居多，他们最大愿望无非就是健身而已。一位法轮功学员说‘现在工作单位对生病又不报销医药费，而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有何不好？再说现在下岗工人那么多，法轮功可以增进道德品质，群众从不闹事，比先进模范还先进模范，这么好的活动，政府为什么不支持。’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人有政治企图，讲不过去。另外，我们不能再用搞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这样不利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前提，更不利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形象。法轮功中如果有害群之马，我们要处理，至于普通炼功群众，就让他们练去吧！”
江泽民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朱镕基的鼻子喊道“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我很痛心，我们的同志政治敏锐度如此之低。法轮功问题不抓紧解决，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那总书记说怎么办？”罗干小心翼翼地问道。
“灭掉！灭掉！坚决灭掉！”江泽民挥着双手喊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查清楚法轮功的人数、分布和负责人的情况，每个机关、单位、居委会都要查到。同志们，法轮功在和我们争夺群众，我们一定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整个政治局会议期间，江泽民又跳又叫，声嘶力竭。其他常委看到江这个样子，都沉默了。
其实，江泽民如此气急败坏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原因，就是乔石对法轮功的支持。
乔石虽然在十五大上退休，但是他把邓小平指定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的秘密，向全世界公开，等于宣布江泽民到十六大就必须退休，而且只能传位给胡锦涛。不管江如何想继续连任或提拔自己的人马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都做不到了。仅此一点，凡是乔石支持的，江泽民就都要反对。就像当年杨尚昆兄弟提拔的100名中高级将领中，有一些人并不属于杨尚昆派系，被提拔仅仅是因为工作能力出色，但鼠肚鸡肠的江泽民就一定要把名单上的所有人降级使用，比如四十二岁就任副总参谋长的何其宗，只因为受到杨家兄弟的器重，在江泽民得势后被发配到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官降一级，而且永不提升。
出于同样的偏狭心理，由于乔石支持法轮功，江泽民就偏偏要镇压，而且要往死里打。
乔石不但在1998年做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还特意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令江泽民大为不悦，当即批示（大意）：写得玄玄乎乎，我看不懂，并把报告推给罗干。罗干心领神会，以“法轮功有国外政治背景”为由，不断制造事端，嫁祸法轮功。
李瑞环对于镇压是非常反对的，在各种场合他都表达他的不满，但可惜他既没有组织保障，又处在一个花瓶党派主席的身份，说了也是白说。当时中国流行一个顺口溜，中国四大闲：大款的老婆，领导的钱，下岗职工，李瑞环。
9. 用假情报为镇压罗织“依据”
江泽民和曾庆红看到了情报系统对于夺取和巩固权力、打击异己，能够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所以一直想把国家安全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江泽民当上总书记后，为了控制国家安全部，成立了“中央政策研究组”来指挥国家安全部收集情报。到了1997年，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部长的曾庆红安排自己的人当国家安全部部长，江泽民和曾庆红终于直接把国家安全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江泽民由于妒嫉失去了理智，一心要镇压法轮功，但是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都不同意，觉得没有依据。为了胁迫其他人同意，江泽民和曾庆红终于想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国家安全部来制造镇压的“依据”。于是国家安全部在美国的特工很快就送来了自己制作的假情报，说：法轮功创始人后面有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支持，CIA给法轮功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经费。这些“重大敌情”通过国家安全部传到了高层，其他政治局常委难辨真假。
正如1992年十四大之前，江泽民和曾庆红叫人在北京四处散发谣言，说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要“夺军权”和“平反六四”，在欺骗邓小平的时候起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作用，江泽民和曾庆红这一次只是故伎重演。
由于中共对“敌对势力”的高度戒心、恐惧以及仇恨，江泽民用这些“确凿的证据”说，这是要“亡党亡国”呀，必须要全力镇压。经过江泽民的策划把事情上升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上，中共最怕的就是“亡党”，也没人敢承担“亡国”的帽子，其他政治局常委哪敢再反对江泽民镇压？最后江泽民“统一”了思想，开动中共暴力机器全面镇压法轮功。
江泽民和曾庆红通过国家安全部造谣说法轮功后面有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支持，不仅迷惑了众多中国人，甚至也欺骗了不少外国人。例如，法国人一直不太服气美国人做西方社会的领头羊，常常和美国人较劲，当初法国人盲信了中共的情报，后来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经过长时间和多方了解，最后知道了没有这回事，才对法轮功放松了警惕。现在国际社会都知道，法轮功背后没有任何政治势力。
10. “缩头乌龟”
1999年的5月8日，在北约和南斯拉夫交战期间，中国大使馆遭三枚导弹袭击，三名记者死亡。美方称误炸，但中方不认可。
事件发生后，军方要求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的身份立刻穿上军装发表电视讲话；也有人建议江泽民穿上西服，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发表电视抗议，并立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层吵成一团。
遇事胆小如鼠的江泽民此时慌了手脚，根本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抗议到什么程度。在和曾庆红商量后，他决定把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交给胡锦涛去办，当时胡是国家副主席，这种事怎么也轮不到他出头，除非正职病危。所以，要么国家主席江泽民出面，要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面，但是江曾在这个时候考虑的是一石二鸟的毒计，如果朱镕基在这个时候不出面，愤怒的人群自然会把炸馆之事和朱镕基的“消气外交”联系起来，把怒火发在朱镕基身上，让他继续去背黑锅。另一方面一定让胡锦涛出面，如果胡对美国的态度表现软弱，会使他在愤怒百姓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太强硬，必然会引发两国关系紧张，这都可能成为十六大不许胡锦涛接班的理由。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江泽民一直没有露面，中国民众对于集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于一身的江泽民的表现非常愤慨。到第二天晚上，人们才看到胡锦涛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到第三天，江泽民还是没有露面，好象从人间蒸发掉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出现“江泽民──缩头乌龟”，“中央领导人都死光了”等标语，全国上下，群情激愤。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