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共产邪灵在我们心中种下的毒素

【明慧网2005年3月21日】在少年时代，正值文革，因“家庭成分”不好，常担心能否上学、能否得到公平对待，害怕遭到歧视，在当时的氛围里积极“要求进步”，小学时加入了红小兵，甚至当过校红小兵的某些职务。上中学时由于当时的形势，红小兵改为少先队。后又加入了红卫兵，也在其中曾担任过某些职务。从那时红小兵、红卫兵和少先队的章程和宣誓的内容看，是邪恶的、反人性、反良知的，在党文化的侵袭下，头脑、血液、细胞里充斥党文化邪恶的毒素，虽然由于年龄小和本性未泯，在文革中没有造下大业，但当时随着潮流写了诸如大字报、黑板报、决心书等魔性的文章，并且受到“反潮流”的影响，曾参与写过批判“师道尊严”和参加过批判“突然袭击式的考试”的活动。

文革前后，虽然也曾因自己的经历怀疑党文化中的某些东西，疑惑现实中党的行为，甚至在文革后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启发下，反思共产党的本质，后悔曾经在批刘少奇的运动中举起过紧握拳头的手臂，后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无知的写下了幼稚的党八股批判文章，后悔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批判会上发言……在对共产党的立党之根、立国之本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认识后，给自己立誓：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决不再盲目无知地参加任何党的运动，决不要被潮流裹挟着参加什么批判和写下共产党所需要的镇压某些个人、团体的文字，一定要保有纯正的良知尽力，重视自己的名字，决不要轻易在共产党的政治狂潮中签下自己的名字。但所有这些都是在修炼脱离尘世、不参与政治的心态下的自然流露，其中也没有摆脱党文化对自己思考事物、判断是非、行为模式的影响。在大学期间，班里只有四个同学不是团员，我们这些非团员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秀的一面，并且比那些团员出色。甚至有位同学为团组织办了一年的板报，团组织竟不知他不是团员。临毕业，一是为了找工作，二是我们这四位“优秀人物”还不是团员惊动了校团总支，校团总支批评系团总支不能以我们没有写“入团申请书”为由，要求系团总支把拉我们入团当作他们的任务。在此种情形下，其余三位同学还看我，我不入团他们也不入。最终临毕业我们没有参加宣誓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只发了个团员证。

毕业后我在与修炼界的交往中，逐渐看到了“无神论”的狭隘，认识到了除了肉眼看到的事物还真实存在的广阔空间，体会到了崭新的认识宇宙生命的方式和更加广博精深的“道”，与之对比共产党的理论顿时显得扭曲、自私、狭隘。同时也更加体察到在道德风气日渐沦丧的潮流里，气功界里的种种混乱，以及各种人物包括党政干部的种种面目。接触的丰富、了解的繁多也带来了许多的疑问，所幸的是在求索中自己本性总能够保持中正，在危难和关键时刻也总能够感受到一种博大纯正力量的呵护，越历磨难求道之心越坚。

后来读了一些法轮功的书籍后，惊叹《转法轮》里所讲的竟和自己所经历真实的相互映照，从《转法轮》中我一下明了了近十年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系列修炼界的重大问题，特别深有触动的是《转法轮》的写作方法、讲述方式，一下使我突破了长期以来习惯于人类各种文化尤其是党文化玩弄文字游戏般的理论到理论的怪圈，获得了长期以来渴望找到的将修炼界奇特现象与人类文化沟通的一种方式，也认识到了《转法轮》中的叙述方法实则更加“科学”，我再也找不到比《转法轮》那种讲述方式更加恰当的方法了，用人类的语言讲清修炼的景象，如同给天生失明的盲人讲述太阳的各种光色那样困难，我在修炼界、科学界苦觅多年而不得。我看到许多人在阅读《转法轮》时，由于自己各种的偏好、认识方法的偏执阻挡了他们能够从中获益，尤其共产党在这几十年中灌输给人们头脑中的各种观念、潜移默化在人们思想行为上的定势，感到共产党作为一种另外空间里的某种形式的存在是与修炼界所揭示的真理对立的。但即使到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我也没有更加深刻认识到共产党的邪灵本性，无暇也无心，直到去年年底认真阅读了《九评共产党》，才猛然发觉共产党的毒素是如此无孔不入的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一思一念，干扰着我们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周围人们的言谈举止处处透着共产党变异的因素，把党文化当作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自己也往往毫无察觉地受制于那些因素，没有想到那根本不是我本性该有的，应该打碎妨碍我们认清自己看清事物真象的那个变异的哈哈镜。所以我想除了一定在形式上做到退出共产党及其组织外，还一定要从灵魂、生命里剔除共产党的毒素，虽然它们侵入、隐藏得很深，埋藏得太久，被我们的无知滋养得盘根错节，将它们拉出来确有伴随着的撕心裂肺般的痛楚，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识到它们的邪恶，其实那种似乎是自己感到的拉扯的痛楚，是自己长久以来把它们的附灵当作了自己的一部分，这样习惯被邪灵所利用强加在我们的感觉里的，与人类的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相比，共产党的邪灵毕竟是短暂的，只要我们将《九评共产党》和自己纯正的本性作为照妖镜，如果能够以《转法轮》里的真、善、忍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就能够将邪灵的邪恶认清，否定它们進而排斥它们，剔除它们。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是勇敢的、勤劳的、智慧的民族，我们为此自豪过、骄傲过，我们爱我们的中华民族，爱我们的国家以及她的有着各种文化形态的各个朝代，但是，看着我们现在的民族，还能够说是那个勇敢、勤劳、智慧的民族吗？我们的民族本性哪去了？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会变得失去了本性？一个神志不清的民族就象一个被邪灵附体的精神病人，她能够是自主的、清醒的吗？！她是有希望的吗？！

前不久，瑞典的外交大臣在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接受中国主持人的采访，中国主持人问：你们国家那样的福利制度，不怕人们都只想靠福利生活而不去找工作啊？外交大臣讲：不会，我们的人民没有工作失业了靠社会的基本保障生活只是暂时的，虽然最低生活保障能够给他们无忧衣食的生活，但我们社会为人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够取得相应的富足的生活，他们怎么可能看着周围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过着丰富的生活而安享人们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呢。主持人还是百思不得其解，疑惑，那个意思是我们的人民既然生活有保障怎么可能还去找工作找罪受？是的，连我们经常接触国外信息的主持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见我们的思维已经非常的变异了。难怪乎，中共电视台常常敢借助“普通干部”的嘴，说出这样的话：“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江山，又给你们吃、给你们穿，还给你们工资，你们还不听共产党的话，真是……”也常常听到大陆各个单位、企业的改革中，那些党的官员们常常援引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有关進化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专题里的论调，露骨地宣称各个部门的职员就是要進入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有个大学在搞竞聘上岗时，由后勤、党务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通过十分钟的评审对那些真正的专家打分，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主持这次试点的人事部门的领导，在蹲点某系时，采取人人背靠背的方法，让人人感到自己将被筛选掉，这位文革后长大上学的年轻干部竟能够纯熟运用文革的那一套，指导那些教授、副教授们在暗地里都说出别人的缺点、问题，不然自己将被置于不利的境地，让这些学者们勇敢的踩踏别人。我们不得不对党文化的毒性刮目相看，难怪共产党的干部连那些在学校里的学子们都能够灵活而娴熟地运用党的斗争哲学，每每相互间交流时，都提醒道：要把下级、手下、特别是那些专家拿住。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人，养成了一种猎豹在草丛中等待并搜寻对手弱点的习性，好攻击，好挑毛病，所以，你能够看到人人都对别人、领导、社会不满，但一旦发现可以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感到自己不攻击将处于不利的地位时，这些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凡此种种，我感到没有强大的正信怎么可能在这种社会中保持一颗纯正的心灵呢，没有至善至真的伟大力量怎么能够将那些变异的东西从我们身上清除呢，没有彻底无私的忍耐怎么可能在那么邪恶的镇压迫害下以平和的方式义无反顾地坚持着信仰、慈悲地挽救着中华大地上这些被共产邪灵控制和蒙蔽的生命呢！

为此，我不能再等待下去了，我郑重声明退出共产党所属的一切组织，清除在党文化带动下所造下的一切恶业。并且，面对法轮功及其学员，我难于言表，只一句：向法轮功致敬、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