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实法中理智成熟起来
我是95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之前，有一个想法经常在思想中出现，老在琢磨，觉得人生在世不光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人的一生应该有一个追求，但又不知道应该去追求什么。当时对气功很感兴趣，爱看一些修心养性、重德及佛教中的书籍。相信世间有个恒定的善恶标准存在，觉得有佛神保佑世间的好人。所以平常我就喜欢烧香、敬佛，也经常去寺庙，知道一点浅显表面的修炼形式，用一点浅表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
95年经同修介绍，知道了世间有大法在流传。我爱人立即去书店买了一本《中国法轮功（修订本）》，那时很多书店都有大法书籍出售。我们全家人看完后都觉得大法好。过了几天后，同修又及时送来了《转法轮》，她说：“你们先看这本书吧，看你们跟大法有没有缘份。”全家人听了都很高兴，争着共看这一本书。当我看完第一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后，心情很激动，有种说不出来的兴奋。师父的高深法理打动了我的心，使我聆听了人生在世几十年从未闻过的高德大法。晚饭后，我就迫不及待的赶往同修家，询问炼功点在哪里，第二天早上就去学习五套功法。从那时起，我从未间断过炼功和学法。就这样不断学法炼功，对师父讲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不知不觉中这竟成了炼功点的辅导员。每天主动带领大家学习老师的《转法轮》和经文，大家也提高得很快。我的家人也在不同时间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
后来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也陆续出版了，那时我们经济、家庭环境较好一些，便安排同修们每个月定期在我家看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录像。炼功点的同修人数不少，有时达到40多个。因为其中有许多老年人，不太识字，多听、多看录音录像对他们的提高有很大帮助。随着大法的弘传，新学员不断走进大法，炼功点人数也越来越多，对大法的理解也越深了。因为我还在上班，所以每天早上3点多钟就去炼功点，为大家准备好录音机；晚上又要集体学法，时间就很紧，每天只能睡3至4个小时。但人却精力充沛，单位同事都说我炼功后越来越年轻，工作也干得好，看起来总是乐呵呵的，过得很充实。我为他们有幸见证大法的神奇而高兴。我在单位是出纳，天天与钱打交道。没炼功前觉得工作很累、很烦，有时还出现账目上的错误。自从修炼大法后，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一样的工作却感到很轻松，账目从来不会出现差错，感到很顺利，心情也愉快。有时辅导站还要去城市周边地区弘法，虽然工作紧张，但我一次都没缺过席，请假时也很顺利。这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给我开创的好环境，大法给了我智慧。
1999年7月20日邪恶的迫害来临，这场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破坏了我们的修炼环境。7月22日那天，公安局的人开车来到单位，来了4、5个警察，他们告诉单位领导：中共中央不准炼法轮功，单位还有炼的就要抓起来，不给发工资，还要连累单位领导和家人。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好的功法会遭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我们按“真、善、忍”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师父叫我们做最好的人。
我当时就给他们弘法，他们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又问我多大年龄，我告诉他们我50岁了。他们说我看起来很年轻，我就说我修炼法轮功才达到这样的状态，我们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面前不去争，不伤害别人，与人为善，遇到矛盾向内找，这样才会身心健康，人才会年轻。这些人听了之后就告诉单位领导，说我很顽固，要单位办学习班。因为单位领导平时看到我们大法弟子各方面都表现很好，工作认真负责，对人和蔼。以前我也跟领导弘过法，他们对大法也有一定的了解。学习班就没办成。
不过，在江氏流氓集团的高压下，单位领导也配合了邪恶，向上级主管部门、街道交了一万元保证金，若有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就没收保证金。在切身利益的威胁下，单位领导对每个大法弟子都派了专人看管，一到节假日就对我们进行跟踪和盯梢。还要我们交大法书，写保证。由于自己怕心特别严重，变得极不理智，在客观上配合了邪恶。仅留下几本《转法轮》。这件事让我一直很痛心，我对不起大法和师父的慈悲救度。后来我向明慧网写了严正声明，在高压下所做过的所有对大法不利的行为一律作废，弥补过失，投入到讲清真象过救度众生中来。
在学了师父的《心自明》、《走向圆满》和《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后，我悟到躲在家里学法是邪悟者所为（当时也不接触同修，只在家学法）。师父和大法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做弟子的怎能坐视不理，于是我决心去北京证实大法。2001年底，我请了三天假，去北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炼功。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大法弟子是大法的一粒子，要去邪恶迫害最严重的地方放出正念的光芒来。当时总有一念，不能被邪恶抓，还要回来救度众生的，不能影响单位和家人，所以得以顺利返回。
从北京回来后一直在做发真象资料的事，由每次一份到几份，少量到大量，怕心也少了，心态也更理智更成熟了。
个人体悟，请慈悲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