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春,一日电视台突然播出大批法轮功学员上访中南海的报导,记得当时播音内容有几句话,说中央的政策,对一些信仰问题的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不打棍子。“三不”政策。我学法炼功不到一年,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并没有多想,照样正常的上班(那时在本乡镇私人小企业干手工活,加工天花板、塑料等),业余时间炼炼功,看看书,生活的很充实,觉得自己的言行也很有改变,不象以前随意挖苦别人等。后来又有一次,电视新闻播出说法轮功是“××组织”,电视上出现了一些自杀的、上吊的、剖腹的等可怕的画面镜头,我看了播出后,觉得很不对劲。那些内容是真是假,我并不清楚,但是《转法轮》上写的,并不是这样,并没有让炼功人这样做。
大约99年11月份左右,我与本村(龙山镇芽庄村)的功友及其他一些不太相识的炼功人,在离路口集相隔几米的空地上集体炼功,并不影响任何秩序,那时,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便选一个地点,炼功洪法。
过了一会儿,来了大批警察,把我们这群手无寸铁的百姓,踢打了一顿。并叫走了其中的几位功友。我愣了愣,也随后跟了过去,进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一位年轻干警,给我做笔录询问,我把我自己对功法的认识讲给那个干警。当时我心里很坦然,觉得自己又没犯任何法,有必要向不明白的人讲清楚,没有与警察发生语言上的冲突。但是还是与其他一些功友被无理拘留。在拘留所,共拘留三个多月。在这期间,多次被提审,警察让写保证书,说写了保证书,不炼了就让回家。我那时很清醒,说什么也没写。但有一次被哄骗了,我写了“保证书”,回到冰冷的牢房里,我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晚上睡觉,辗转反侧,梦中见到一些很肮脏的情景。后来我又转到了另一房间,与其他功友一切磋,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赶紧向一在押人员声明,收回那保证书上的话,她笑了笑,后来家里人又几次逼迫我,我说什么也没写,最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家人保释,签字时,我很犹豫,那位女干警好象很不耐烦,我很不情愿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婆家人并交上了2500元左右的罚款。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被保释的原因,是父亲向一家医院开了一份“精神病”证明(轻微狂躁),我上中学时,患神经性头疼,有时精神状态很消沉。那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医学上的神经衰弱还是忧郁症。可是我得法炼功时,是很好的状态。
2000年春天,我与丈夫去了青岛,我在一学校食堂里,打工两个多月,与那里的老板、工友相处得很好。我有时间就看书炼功,我那时心情很好,人也特别精神。
学校放假后,我又在青岛打了几份零工,后来回家忙秋。回家后又赶上镇压关口,我因去给一功友送食品而被龙山派出所一副所长无理拘留。之后,因我去了一趟普集。在一功友家里玩了一天。回家后才听说派出处的警察怕我去了北京,四处查找我,我当时打了电话给派出所,不久很多警察来到我家,把我带走。此时,婆家被非法查抄,恶警抢走了我的电风扇、手表、录音机、法轮功书籍,还有我上学时的一些日记等。一开车的警察见了我说:“你家东西被搬来了。”我当时说了他一句:“你是土匪嘛?”
写到这里,我仿佛已经忘了那些苦痛,现在好象有点轻描淡写,但实际当时精神上的压力、心灵上的痛苦,无法用笔描述。我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就因说了真话,坚持了信仰自由,无辜被镇压,遭受了莫大的苦难。
我的整个家庭被搅成了一团乱麻,丈夫提出与我离婚,表面上也挺矛盾,但当时他们家人怎么想的,我并不清楚。但在那种形式下,镇领导不让丈夫回青岛上班,又要忙秋,我女儿年龄很小。一个农民家庭,也没多大收入,怎么生活?
我很无奈的离婚了,回到娘家,父母及亲友精神上打击也很大,但迫于当时上面的压力,我的两个家庭,全部默默忍受着。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啊,多少年来,是被动的顺民,对不该承受的只是敢怒不敢言。
其实那份离婚合同根本就不符合离婚程序,工作人员只听我丈夫的一番话,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打了几个电话,粗略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发给了离婚证,属于协议离婚,我只拿了几件衣服回娘家,后来又要回了几床被褥。
孩子,不属于我的了,财产也不是我的。……
我在痛苦中走了过来。
希望至今还不了解法轮大法的世人,请从身边人的真实故事中,了解大法及炼功人,希望越来越多的善良正义人士得大法,得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