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会|放下自我时是另一番天地

【明慧网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老弟子。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面对当时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层层层层的迫害、打压，平日个人修炼阶段没修去的执著心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是怕心。越怕，邪恶越专找我的怕心下手。它们把我定为我市十个辅导员及骨干之一，在刑警队非法审问我十多个小时。尽管怕，但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出卖其他同修，当时想，不能干出卖佛的勾当。后来我在街上一见到警车就心跳，真是仿佛一草一木都长眼睛看着我一样；看到同修也不敢打招呼，怕被恶人看见；听到家里电话响，心“扑通扑通”的跳好一阵子。公安局、派出所、学校、教委、组织部轮番找我，真觉得是“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洪吟》〈苦其心志〉）的感觉。

偶尔静下来时向内找，知道这是自己怕心招来的魔难。大法书不敢放在家里，我就每天背《论语》。渐渐的，怕心少了。大约在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单位领导在做我“转化工作”时，我堂堂正正的告诉他们：我没错，法轮大法是正法，我要坚修到底。他们非常恐慌，连忙汇报给教委、组织部。无论谁做我的工作，我都表示坚修到底的决心。说来也怪，自从我堂堂正正站出来之后，再也没人来找我了，就连每天到我家“报到”的警察都不来了。恰好那年冬天单位不上班，我把《转法轮》请回来，每天学法，坚持每天看三讲或五讲，最快时每天通读一遍。每看过一遍，我就在纸上画一道，五遍就是一个正字。一个冬天，看了七十多遍《转法轮》，突然有一天，自己感觉好象没什么可怕的了，那时就是有人拿刀、拿枪对着我问我“炼不炼”时，我都敢说“炼”了。我知道通过学法，“怕”的物质消去很多了，我该走出去为大法上访说句公道话了。

進北京证实大法的经历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和另一同修同去北京上访。当时因为法理不清，没分清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认为走到哪里都得被当地接回来关押，没有我一定要走到北京的正念，结果半路被截回当地，关在拘留所，受尽打、冻、饿、累等折磨。其间我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从外地赶来看我，流着泪求我，读高中的小女儿也给我写信，都叫我写“不炼”，好回家。我知道，这是我放下对亲情的执著的时候了，没为其所动。四十二天后，我被迫写了“不進京上访”等四条“保证”才被放回，其中家人给当地的政保科长送出一千元钱，单位又交了一千元罚款。

由于法理不清，把邪恶所谓考验当作自己应过的关，默默的承受，没有及时反迫害。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学校强迫下岗，每月只给不足二百元的生活费。失去了工作，接踵而来的家庭魔难、社会压力方方面面同时袭来，丈夫喝酒回来后总是拿我出气，找茬骂我、打我，有时在大街上、在公婆家抓到就打。有一次从晚上九点打到凌晨三点，若不考虑自己是大法弟子，自杀罪更大，是破坏大法的行为，我真想从楼上跳下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把这种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恨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理一直很重，忘了向内找，心性越来越低，魔难相对来说也就越大。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七名同修一道再一次踏上了去北京证实大法之路。在天安门广场，我打开了条幅，喊出了积压在心底很久的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然后被天安门的恶警绑架，辗转分流到锦州市第二看守所。在那里，我们不报姓名、地址，肩并肩，手挽手，形成一个坚强的整体，共同抵制邪恶的野蛮灌食等迫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令人荡气回肠，神圣悲壮。三十八天后，我被家人找到，被警察勒索八百元钱，其他同修有的是无条件释放，我知道这是我没放下对钱的执著。

反迫害　讲真相　救度有缘人

有了两次被绑架的经历，回来后产生了很重的怕心，怕被再次绑架怕罚款，出去做真相做的很少。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名同修给我送来了她写好的证实法的条幅，按我当时的心性，出去挂就是强为，但一想到自己是老学员，我若不出去，会影响其他同修，没有站在正法的基点上认识问题，用人心去作正法之事，可想而知，结果我和另一名同修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在拘留所绝食十六天，第十八天送去劳教，劳教所拒收，被公安局又勒索去一千元钱才放回家。

回来后，我简单的向内找，认为是怕心所致，自己在讲真相方面做的很差。就在家里学法、发正念、看明慧网的文章，为讲真相做准备。通过学法、看同修交流文章，知道正法时间有限，救度众生紧迫，我只给本单位的同事讲过真相，教委从来没去过，他们不明白真相，还扣压我一千多元下岗工资，我一定要去对他们讲真相。要不要回下岗费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摆放位置的机会。考虑到自己还是有点怕，我就打电话约教育系统的其他同修（她们也一样被教委扣发了下岗工资），可是她们都不去。我去还是不去？我问自己，如果教育系统就你一个大法弟子，你就不修了吗？你就不去救度那里的众生了吗？我一定放下这个怕心、依赖心，我下定决心，就我一个人也去。

自从九九年九月份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来到教委大院，我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救度这里的有缘人。”顿时觉得自己非常高大。我先找到一把手，与他讲扣压我工资不对，又讲了大法洪传世界，电视媒体造谣等真相，他听后，只是说：工资不归我管，你去找某某某。我又去找二把手，讲完真相又到三把手。这样，一个个，最后找到财务科长。财务科长说：“是‘六一零’不让发，你去找市政府‘六一零’。”转了一圈，走到院子里，我想：不对，我这不是被他们的安排带动了吗？不行，我还得回去，又回到财务科，对科长说：“是你扣发我的工资，怎么让我去找”六一零“呢，又不是”六一零“扣我，我就找你要。”科长只好找到管财务的二把手，又找到前任财务科长，三个人商量，最后找出一个名单，有教育系统被扣发工资的十几名大法弟子的名字，下面落款是“六一零”，还是让我去找“六一零”。我出来时又碰到主管财务的领导，给他又讲了半天大法真相，他还提出了几个问题，最后他表示：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学法轮功的，电视说的真不一定是真事。回家的路上，想到这里的有缘人的观念的转变，心里没有怕，只有尽快救人的紧迫感。

“六一零办公室”是迫害法轮功的职能部门，专干坏事，去那里讲真相，我真是连想都没想过。去还是不去？我犹豫了，这时恰好另一同修给我打电话，说好第二天我们一起去“六一零”。第二天我俩一路发着正念，八点钟就来到了“六一零”。主任恰好是这位同修的一个学生，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们两个坐在他的办公室给他讲真相，他非常专注的听着，其间有几次电话催他去省城开会，他都说有客人先不去，我俩几次欲走都被他拦着，非得继续听我俩讲。一直到十点半，我俩才离开。他布置他下属一个科长与教委沟通，给我们发回扣压的工资。第三天，教育系统的其他同修也都参与進来，我们有的带传单、真相光碟，教委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说：“将来你们法轮功平反了，你们哪位当了市长，可别忘了我们。”我们说：“我们不参与政治，但您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将来一定会有福报。”又过了十几天，扣压的工资发下来，其它系统的大法弟子也都找本单位，要回了扣压的工资，一时间，百姓相传：“法轮功要平反了，扣压的工资都返回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六一零”那位科长与教委沟通时，想从中作梗，捞取个人好处。大家没有买他的账，继续找那个明白真相的“六一零”领导。“六一零”这个主任当着我们的面把那个科长批评了一顿，没过几天，那个科长被撤职了。“六一零”这个主任也调离了（可能他不想再迫害法轮功了）。遗憾的是，当时没给他那个科长讲真相，使他被邪恶利用而对大法犯了罪。好在其他同修给他邮寄真相资料，以后再没听到有关他迫害法轮功的消息。

几经周折讲真相　要回身份证

有了这次经历，我想，正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又说：“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一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那么我们在社会上遇到的各种人，都应该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我想：“六一零”的其他人员还被蒙蔽，不知道真相，我们还应该去讲。我和另一同修以要身份证的名义又去了“六一零”。那天，主要领导都去开会，只有一个人在。我俩给那个人讲了很多大法真相。讲明白后，那人表示，他今后一定记住我们告诉他的话。他还说：“你们也不是要身份证来了，是给我上政治课来了。”我们说：“不是政治课，是救你来了。”他连忙说：“是，是，是救我来了。”

第二天，我又来到“六一零”，找到管法轮功学员身份证的新任科长（原来那个科长被撤后的新任科长），当时屋里好几个人要身份证，都被他以上边不让给为名打发走了。我想，任何邪恶都没有理由阻挡我要回我的身份证。他的办公桌放一大摞法轮功人员转化情况表，手里正拿一份看。我一看，正是写我的名字，上边写着“已转化”，心想，管它呢，是单位写的，又不是我写的。我告诉了他我叫什么名字，来要身份证，他把手里的那张表锁在抽屉里，对我说：不能给。我说，谁不让给？他说是上边。我问上边是谁，他说共产党呗。我当时说：哪个共产党会说话？你给我找来。又问他：“身份证是你的？是我的？”他说：“当然是你的了。”我说：“既然是我的，为什么不给我呢？法律上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扣压居民身份证，你们为什么执法犯法呢？江××不是说以法治国吗，这不明摆着说假话吗？又以德治国，是我的东西你们强行拿来不给我，这是什么道德？我看他无德又违法。听他的，早晚把你们坑了。”

他说：“不是怕你们上北京吗？”边说边翻铁卷宗柜给我找身份证。我说：“去不去北京是公民的自由。你就把所有大法弟子的身份证都锁在你的铁卷宗柜里，天安门照样天天有证实法的。”

这时我顺手翻了翻他办公桌上的一摞表，里边有一些我熟悉的大法弟子的名字，都写着“已转化”。我想，被我看到了，决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写着我名字“已转化”，我却默认，这不是怕心吗？我不是来讲真相吗？看到谎言为什么不敢揭穿呢？这符合“真、善、忍”标准吗？他把所有的铁柜都打开，拿出很多身份证，一个一个去找，没找到我的，我说：“没找到不要紧，早晚能找到，我看到写我名字的那张表，你拿来我看看。”

他不拿。我说：“你不拿，我也得告诉你，那张表写我已转化，那是你的下级在骗你，我修”真、善、忍“，做天底下最好的人，让我往哪转化呢？我还告诉你，不但我没转化，你桌子上这一摞表上写转化的都没转化，是有人骗你们，你们再骗上级，这都是江××教你们的。我为什么学大法呢，就因为大法是最正的。”接着我给他讲大法在国内外洪传真相，还讲了文革后三种人的下场，最后说：“你还这样年轻，别跟着瞎跑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他一声不吭的边抽烟边听着，最后他说：“你的身份证也许在公安局，我给你联系一下。”接着他要通了国保大队的电话，告诉我到公安局去要。从那里出来，他送我到门口。我嘱咐他，告诉他的话一定要记住。他不住的点头。

二零零一年底，市里准备办洗脑班，他通过一个熟人告诉我，办洗脑班没有我。我为一个生命能在十字路口认真做出选择而欣慰。当然那次洗脑班在同修的正念中没办成，这是后话。

从“六一零”出来去公安局。去不去？我又犹豫了。那天口袋里还揣着不干胶等真相资料。我们市里的公安局很邪恶，在绑架法轮功学员上一直走在全地区的前面；大法弟子除了被绑架到那里审问外，几乎没人敢到那里讲真相，我一个人去这个魔窟还真是胆怯。转念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去。只身一人去了公安局。很顺利，屋里只有两个人。我一说要身份证，一人从抽屉里翻出身份证就领我去复印，原件没给我，路上问我很多关于正法的问题，我都正面回答并给他讲了真相，又把身份证复印件送到教委（领工资用）。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专职书记问我“还炼不炼？”当时屋里很多人，我说：咋不炼呢？都是教人做好人，又讲起了真相。那个书记害怕了，忙说：“快别说了。”收下我的身份证就走了。

二零零二年八月，学校又要身份证。我去公安局时，丈夫怕我出事，跟我一起去。那是周一早晨，管身份证的人还没来，屋里有很多人说是要开会。一个人问我，你还炼吗？我平静的回答：炼，电视里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又讲了自焚真相。这时国保大队队长進来了，一听我在讲真相，开门把我推出来，邪恶的说：“我们没人听，愿意炼回家炼去。”到走廊一看，丈夫的脸都吓白了，忙说：你快走吧，我给你要。

我出去转了一圈，心想：师父在《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上讲法》中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相、去救度生命。”

我要回去。当我返回公安局时，会开完了，那个管身份证的又象上次一样给我复印了一张。

回到家里我想，不能就这样被邪恶支出来，我一定要回自己的身份证，同时也要讲真相，让那里的生命有一个明白真相的机会。第二天，我自己又去了国保大队，我说我要拿回我的身份证，他们说不给，我说扣压居民身份证违法，将来法轮功平反了，谁扣压过我的身份证，就是一条罪名。接着我就讲大法真相，屋内三四个人吧，都认真听。这时过来一个警察，这人在当地很邪恶，上过恶人榜，对我说：“你再办一个身份证不就得了？”我说：“我有身份证，又没丢，为啥再办一个呢？”又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这时后進来的那个人说：“把身份证给她吧。”就这样，我堂堂正正的要回了我的身份证。

劳教所里反迫害、整体证实大法的经历

二零零三年初，我在明慧网上看过一篇大法弟子写的文章，文章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大意是她不会被劳教，她没有那颗心，如果她真是被劳教了，她一定利用这个机会到劳教所除恶，带领那里的同修一起闯出魔窟。看到这篇文章后，我的心狂跳不停，一边为这个同修的境界感到可贵，另一方面怕自己被安排到劳教所，心里不停的对师父说：“师父，我不要这样的安排。”

我们家附近是饭店，每次走路路过看到他们买成捆的大葱我都想：这是告诉我到劳教所带领那里的同修一起往出冲。有这个念后又马上说：这不是我想的，我不要这样的安排。反复多天都是这样，通过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我找出我有一颗怕劳教、怕吃苦的心，一定要放下。几天内不想这个问题了，但偶尔还想起来，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在家冒出一个念头，现在就是劳教我也不怕了。结果第三天，我再一次被邪恶绑架。

这一次我没有怕，误认为是师父安排，现在想就是怕劳教的心长期不去，被邪恶钻了空子。当时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到全省臭名昭著的女子劳教所，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无论那里多么疯狂、邪恶，一定要不被转化；二是要带动那些违心写“决裂书”的大法学员走正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及时回到正法中来。我和那里的几名同修互相配合，正念正行，使我所在大队里的专门谤师谤法的学习班解散、帮教队解散；大多数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我们的带动鼓励下，及时发表了“严正声明”，强大了那里的正的因素的场，改变了环境。一年到期后，我基本上实现了自己制定的两个目标。

我回家的那天，管教和大队长还逼我写“决裂书”，不然的话就叫“六一零”接去直接送洗脑班。在同修的强大正念加持下，“六一零”早晨去了，手续没办好走了，晚上三点劳教所才把我放出来。我出来后，“六一零”又去时扑了个空，送我出来的管教和大队长都说：“你命真好。”我知道她们指的是我没转化、没加期，还没挨打（刚去时，有一管教打我一嘴巴）。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没有师父我连自己的生命都没保障。师父只看我们这颗心，我当时只是想，那么多没转化的、后归正的同修中，我第一个出来，我一定走好走正这条路，给后面的同修减少魔难。至于出来是送洗脑班还是看守所，我都不管了，也不怕，我有师父，不是它们说了算，是我师父说了算。也许就我这坚定的一念，使我顺利的回到了家中。

归正自己　善解家庭环境

回家后，通过学法，我深刻的向内找，这几年我这么多次被关押、劳教，主要原因就是我做讲真相的事时，不修自己，错过了很多应该去执著心的机会，有时这个心去掉了，另一个执著心又来了，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遇到问题时不向内找，总是找对方的不足，遇到魔难时，马上发正念铲除背后的邪恶因素，而忘了找自己的哪颗心招致了魔难，师父讲的法每天也在看，但是心不净，很少对照自己，象前面说的要身份证一事，当时自己觉得做的很好，可现在想起来，那么强的争斗心，语言也不善，若不是师父保护，恐怕会真的遇到麻烦。在家庭中，对待丈夫只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觉得他应该理解我，很少跟他讲真相，对他也不善；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他承受了很多苦；我的执著心不去，他被旧势力利用着干着造业的事；如果我有熔化钢铁般的慈悲，他一定会改变过来的。

找到自己这些不足后，我每天保持静心学法，反复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知道不对，马上改正，对待丈夫从生活上关心他。他慢慢的也改变了，有时还能帮我讲真相、发光碟，也看师父讲法录像，对我做正法的事，偶尔也会说几句难听的，那都是我心性有问题、提醒我向内找，他多数都是告诉我注意安全。《九评》发表后，他及时做了“三退”，孩子也很理解、支持我，还把她们的同学领回来叫我给做“三退”。原来对我不理解的父亲、母亲也开始学法。

我一直有放不下对钱财执著的心，这也是邪恶迫害我失去工作，一次次被罚款的借口。我下决心一定要放下这颗心，师父说：“执著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精進要旨》〈修者忌〉），我怎能做假修的呢？慢慢的，我放下了这颗心，一切都变了。两个孩子，大孩子读研，小女儿读本科，原来学费、生活费都没着落，可当我放下对钱的执著后，一切都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得到了妥善解决，我没有理由不做好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

我抓紧时间向世人讲真相，劝人做“三退”，熟人、陌生人；马路边、出租车上、公共汽车上、寿宴上、婚礼上，用各种方式讲。一次在一老年亲属的生日宴席上，我代表亲属讲话，用话筒面对一百多亲朋和录像机平静的讲着大法真相，讲完后，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知道，那是生命明白的一面发自内心的感谢。随身带去的真相资料，护身符、光碟被索要一空，明白真相的表弟还多要几份替我发放，我发自内心的为这些生命感到高兴。

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但我都会在法中归正，随着正法進程的加快，我们更应抓紧一切时间，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生命，兑现自己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