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20,法轮大法被非法打压,恶毒的宣传使人喘不过气来。2000年12月15日,我和妻子去北京上访。那时恶人在火车站被旅客踩李老师的照片,还让骂人,不这样做就会被抓起来。所以我们乘坐哈尔滨至天津的长途汽车,又从天津到廊坊,16日下午在廊坊的一家小旅店住下,17日坐喷气发动机车去北京。
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那里警察和便衣很多,它们见到外地来的拎着包的人就去搜查,看是否有法轮功的东西或让骂人,有东西或不骂人就会被抓上警车。不时的有大法学员打横幅,被抓住摁倒在地,警察对他们拳打脚踢,当时我们有些怕心,转了一会儿就回廊坊了。
18日我们又去了一次北京。20日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把身份证扔到了垃圾桶里,鼓足了勇气,拿出藏在袖子里的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没等喊几声,就被扑上来的警察和便衣劈头盖脸的打了一顿,推进警车送到天安门分局。由于我们拒说住址、姓名,被送到昌平区,然后又被关进松园派出所。天黑后,警察逼我说姓名、住址,我不说。它们就打我的嘴巴,打头,用椅子面打我后背,把我的衣服扒光,往身上浇凉水,然后把窗子打开,让我站在窗口吹凉风,把我冻得全身发抖。有时让我躺在水泥地上,还用电棍电击,其中有一个长得特别难看的,喝得醉醺醺的警察,更是邪恶,满嘴的污言秽语,对我除了打骂,还有一些让我都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卑鄙下流的手段,真是邪恶至极。
这期间对我迫害的警察约有七人左右,其中包括两名保安,它们轮番的问、打,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半夜二点多,它们把我送进了小号,那里很脏,地上有尿,发出臭味,里面有三、四个人,警察告诉保安,说这个人啥也不说,不让他睡觉,让他脸朝墙站着,也不让上厕所。就这样我一直站到第二天。上班后,它们又把我叫到一个屋子里,说你如果说了,我们就把你送到车站让你回家,我知道这都是骗人的,但自己心里想,说就说吧,别在这遭罪了,回去到看守所也许比这儿能好。所以我说住址、姓名,这以后我每天都被关在小号里,睡在水泥地上。直到23日,拜泉政保科科长陈景满把我押到齐齐哈尔驻京办事处,和另一个同修用手铐锁在一起。24日晚坐北京至哈尔滨的列车,还是把我俩锁在一起,押回拜泉县,当天被劫持到第一看守所。
2001年1月17日,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关入富裕劳教所,在那里,每天都被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像,不准说话,不准随便上厕所,有时几天才能洗一次脸,洗衣服就更困难了。我们被迫干苦役,扒旧房子、修路、建楼。5月份我的腹部鼓起了一个脓包,很疼痛,不能干活了,后来包越来越大,有要破了的感觉,也吃不下东西了,劳教所怕出事,给我办了保外就医,7月4日把我转回拜泉县第一派出所。以后一所的片警田洪亮每天都会到我家来,有时上下午一趟,搞得家中不得安宁。
2002年5月23日晚9点多钟,一所所长卢化军带几个警察到我家非法抄家,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然后把我强行绑架到一所。后来听说那天晚上拜泉大搜捕,共抓了20多修炼人。它们逼我说发了70多张传单,连续审问了2天,我没承认。县610办公室的黄××叫嚣说,让他坐铁椅子,给他上刑,看他说不说。后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散了法轮功传单为名,又把我非法劳教三年,又被关入富裕劳教所。
在富裕劳教所,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被逼坐塑料凳,要坐直,不准动,不准闭眼,不准说话,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像。管教和刑事犯非打即骂,甚至连吃饭慢了点都会被打,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又变得不好了,胸腔内特别疼痛,连喘气都痛,口腔内也溃烂了,什么也吃不下。一检查,是结核性胸膜炎,胸腔内有积水,还有肺结核、贫血、高血压等,劳教所又给我办保外,把我退回到拜泉公安局,9月10日把我送回家。
几年来,仅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就被反复迫害。希望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强烈谴责发生在中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将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