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师的故事：修大法治愈顽疾 讲真话家破人亡

【明慧网2004年9月26日】我是1964年12月8日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中，我姐妹七个和父母生活在不到36平方米的三间瓦房中。3岁那年，我得了痨病，一直困扰10多年，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在寻医求药中度日。白天黑夜喘不过气来的我，胸脯老高老高的。那时睡觉必须用衣服及破东西垫的跟山坡一样的形状，我才能躺上去睡觉。而且整天身上的疮总是长年不断，黄水流到那儿就在那儿又发出新疮，至今身上的疤痕也是层层叠叠。因为痨病的原因，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不能坚持上学就休了一年学。在我13岁那年，病了12年的父亲便去世了。身体的病痛加上失去亲人的痛苦时不时的袭扰我心。初中三年，就有三次辍学的念头，皆因家境窘迫。母亲拉扯七个孩子连吃饱了肚子都不能保证。所以在初三那年我决定了好好读下去的时候，就开始经常失眠，忙累了一天的同学们躺下后都早早的睡过去了，可我还是辗转反侧，从那时起睡不着觉的痛苦就时常陪伴我。多病的童年尽管痛苦，可我姐妹却受到了母亲的良好教育与熏陶。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骂过人，并且经常教育我们不要和别人打仗，不要骂别人，别人打你就躲开，在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年代，母亲仍是嘱咐：苦点不要紧，不要出去偷拿别人的东西。尽管语言简朴，却能体现出母亲的品质。

96年病重的母亲在我家病逝后，自以为欠母亲太多太多的我便萌生了随母而去的念头，尽管没有成功，但精神压力却越来越大，整天整夜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药往肚子里灌，不仅不见效果，反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到了心慌出现早搏，心慌胸闷异常，经常呕吐的状况，随之又引发颈椎病等顽疾，在这期间，我不仅学练别的气功，而且学过太极拳、太极掌，跟老年人学过剑，跟年轻人学过舞，都无济于事，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感觉无言以表。

挨到了98年中秋节的前三天，我终于坚持不了，休起了病假。病假期间，同事诚心的对我说：听说炼法轮功效果挺好的，不妨你去试一试。在同事的诚心劝说下，我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于98年10月22日早来到了公园，开始炼法轮功。只以为一种祛病健身的普通气功而已，结果两个周后，胸闷心慌消失，不到一个月，全身的病痛不翼而飞，就连坐月子留下的10多年的脚后跟疼的症状也消失了。病痛的根除，身体的变化，使得我心情轻松愉快，原本就很美满的家变得更加和谐、温馨、幸福。我的丈夫在见证大法在我身上的奇迹后，公开向亲朋好友、领导同事弘扬法轮大法，丈夫的姐姐也因此修炼了大法，当身体受益的我再次通读《转法轮》时，才更深刻的明白，大法不只给了我一个强健的身体，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诚心诚意、善待他人，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从此以后，我就按“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为人处世，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单位都受到了赞成与肯定，我惊喜于“真、善、忍”的境界，在这时修炼了法轮大法，真觉幸运至极。

可是1999年的7.20邪恶疯狂而至。残酷的打压迫害，铺天盖地，弥天的谎言接踵而至。不仅是对法轮功一无所知的善良百姓被谎言欺骗，连修炼了一段时间的大法学员也曾扪心自问：法轮功到底如何？当经过理智的分析，做出毅然的选择后，坚如磐石的心雷打不动，这样便有了亿万大法弟子前赴后继，上访证实大法，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大陆百姓明白事实真象而遭受着史无前例的迫害。

2000年正月初十，我拿着修炼一年的真实体会“真真正正的一个我”来到了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结果被抓，被莱西公安接回来，当时我丈夫已任副书记。害怕受连累，影响前程的丈夫开始下狠手折磨我：一拳将我的右眼打的乌紫，以至于我20多天无法上班。他把我摁在地板上，脱下皮鞋，打了我十几鞋底，第二天臀部全部紫黑。从此，就隔三差五的进行殴打：木棍敲下去，五道痕迹随之高出大腿皮面，伤痕累累。他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真、善、忍”信仰的，就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兼宿舍，软硬兼施，他曾搂住我很动情的向我诉说他40年的向往与追求，希望我能原谅他的行为，并放弃修炼法轮功；他曾双手卡住我的脖子，致使我好几天不能下咽，连咽口水都困难，三天后，问我能不能跟单位领导下个保证，哪怕是口头的也行，不炼法轮功，当听到我说不能后，便拳打脚踢近半个钟头，致使我两腿淤伤、肿胀，走路都很困难。从正月十四开始，我就时不时的遭受毒打和恶骂：捋住头发从床上往下拽，一缕一缕的头发就这样被捋下来；捋住头发往墙上撞，撞得我眼冒金星；我坐在床上，他一脚踹上去，踹的我鼻破血流；我坐在炕上看书，他夺不下书，便抽我二十几个耳光，打的我嘴破血流；我坐在沙发上，他不仅将烟灰掸在我身上、脸上侮辱我，还用烟头烫我，扭脸腮……面对丈夫的打骂，我牢记师父的教诲：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我经常苦口婆心的跟他讲道理，讲历史教训，讲文革冤案，并且一如既往地照顾他80多岁的老母亲、孩子和他，以至于后来我们离婚时，老人说“舍不得”。他甚至每次都是很无奈的重复着这样的话：我吃的是共产党的，我不能不听共产党的，共产党反对的，我不能支持，江泽民镇压的，我不能提倡。一直害怕我影响他提拔的丈夫在2000年的7月份被提升为镇长，自以为这下该放心的丈夫不会再做如此的干涉了，结果，他不仅没有收敛他的行为，相反却有些变本加厉。

随着谎言的日益荒唐，残酷，不能沉默的心随之动荡。为替师父说句公道话的诚心促使我决然的在2000年9月27日又走上了天安门，在中南海那个国家最高权威却没有正义感的南大门，我被拥进了警车，在府右街派出所，面对警察的讯问，我善意的讲道理，可警察还是毫不客气的动用了电棍，专电我的脖子、脸腮、双手腕。我闭着眼睛，听着那啪啪作响的电击声，我的心碎了：难道中国大陆连说句真话的人也容不下吗？！直到我的脖子烧起了燎泡，这些燎泡，回来后十多天才长好，至今我的脖子两边的疤痕仍清晰可见。

害怕公安知道详情的丈夫，亲自带上礼品，驱车来到北京交涉。丈夫一见到我气恨地将我打倒在地，又把我身上穿的羽绒服扒掉。在路上他时不时的用乒乓球拍砍我的腿，辱骂我，就这样一路上打骂不断。回来后，直接送到公安局，由科长找来犹大骚扰，满怀信心的政保科长向丈夫灌输了自己的“工作计划”后，于当晚把我拉回家。回家后，看到丈夫想发火而又不能发，强装关心却又很生硬的神态，我只想哭。结果从第二天上午家里便成帮结队的走进了那些“自以为是”的犹大。几天下来，没有结果，家里人心急如焚，坐立不安，这些犹大由于看不见自己的功劳，便恶声恶气的骂我……

几天后，丈夫的大姐又找来一个保险公司的邪悟者来骚扰，根本就不认识她的我没有给她机会，结果丈夫就把我从炕上拖至客厅，我不能容忍犹大的自高自大，大言不惭，所以在我多次“送客”无效的情况下，独自走出了家门，结果丈夫又捋住我的头发把我从楼下拖至家，摔在客厅。犹大自觉没趣灰溜溜的走了。在“转化”工作不见效的情况下，丈夫又耍起了脾气：他把我新买的羽绒服烧掉，晚上睡觉不让我盖被子；咬我的左胳膊出血，伤痕二十多天才好，至今疤痕深深；用脚踹我小腹处，致使小腹与大腿根处严重淤血；大清早，一边往盛满水的浴池里摁我，一边说：我再叫你炼；他还经常偷拿我放在家里的大法书、炼功带，摔坏我炼功用的录音机至少3块。无计可施的丈夫真也做出侮辱自己人格的事：早晨四点多，我正准备炼功，腿还没盘上，他便一声不响的走到我身边，向我身上撒尿，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缺德，他说：对待炼法轮功的，就该这样！其实，静下心来时，我与丈夫也经常谈论法轮功，丈夫曾多次感慨：人应有信仰自由，要是国家不禁止，我不会逼你的，我要是平民百姓，我也不会强迫你的，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作比自己生命都重要的丈夫，在江泽民株连九族的迫害中对我所作的任何行为不也是真的惧怕江泽民的株连九族而无可奈何的选择吗？！用尽了心想强逼我放弃信仰的丈夫自知来硬的已经无效了，便于2001年3月，又伙同政法委、公安局、610办公室把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我诱骗至学校大门口的车上，绑架到收容所，本来打算办七天班，学校每天出一名女教师日夜“陪伴”我，结果一天下来，“连政法委书记都不放在眼里”的我第二天被送到劳教所。

我一个女性进入全部关押男人的劳教所，在劳教人员的眼中，我不知有多大的权威，其实这正是丈夫请客、送礼、找关系的结果。往返劳教所，在劳教所负责的宾馆寄宿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趁丈夫不注意时，我走出了宾馆，搭上了回去的车。下午四点左右，我到了家，家里人看到我回来了，大喜。结果两个多小时后，我硬是赤脚被政法委的人和丈夫、司机抬上楼下的车中，再次送往劳教所。可以想象，无助的我还有什么人身自由啊！在劳教所，邪悟犹大四五人一帮，陪伴我，整天整夜的不让我睡觉，伪善的讲述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及认识，三四天后我回家了，由于不能容忍洗脑这种迫害及违心后良心上的无言的谴责和家庭成员的监视，我便于4月2日离家出走。在4月24日我被四处找我的人给撞上了，他们报了公安局，也就在4月24日那天我被拘留了。在拘留所里，在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的第四天，丈夫又通融公安、610、政法委第三次把我送进劳教所洗脑，经过出走、拘留、送劳教所的一连串的迫害中，大小领导们基本上都知道了我，当然可以说我是跟丈夫沾的这个“光”。原本稳稳当当的镇长也因此受到了株连，被贬到莱西体委任副主任，这个在好多人眼中很有前程、很有能力的丈夫一夜之间哑然了。气急败坏的丈夫把全部的怨恨毫无保留的撒向了我。两年多协议离婚没有结果的他开始在受到株连后害怕孩子的将来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便又提出了离婚，尽管找尽了能利用的领导、同事、朋友、亲人。在我既不同意离婚，又不能放弃“真、善、忍”的选择中，丈夫无奈的起诉了。起诉前，他曾与女儿抱头痛哭过多次，那种感情上的舍不得与重压下的无奈让我也痛苦不已。冷静下来后，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可以起诉离婚，但我不能放弃自己做人的准则，更不能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可以想象出丈夫在做出这一关系到自己与孩子的命运前程时的决定是多么的艰难与违心，可在江泽民镇压法轮大法的今天，这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却被活生生的撕碎了。既撕碎了丈夫的前程，也撕碎了孩子的幸福与希望。身体的残忍可以目睹，精神上的摧残与打击那是靠想象能想象得出来的吗？！

不幸并没有放过我及家人。就在丈夫起诉决定12月29日开庭判决的前一天，也就是12月28日晚学后，我到一朋友家打听一下有关离婚程序时被恶人举报，于12月28日晚，我与其他几位大法弟子被抓进城关派出所。12月29日，在别无选择的事实面前，丈夫又通融法庭的工作人员在派出所临时开庭，判决离婚。12月29日下午警察又将我们四人送往拘留所，除我身体不合格而被拉回外，其余三人都被拘留一个月，并在拘留期满后被劳教两年。他们把我关在收容所，我觉这不是关好人的地方，我没有错，更没有罪，所以我就在12月31日中午警察睡觉后，拿着大门钥匙，脱下手铐，开门走了出来，从此在外漂泊了九个月，这凄凉的、被迫的选择仅仅是对我一个人的迫害吗？这不是对人权、人身自由的践踏吗？难道这不是镇压法轮大法的淫威者的罪恶吗？！

2002年8月17日我与大法弟子孟去监狱看望她的女儿（因坚修大法被非法判刑5年）时，在火车站无故被盘问被抓。在8月18日下午由公安、610、中学将我俩接回来，关在派出所。两天后，该学员被镇派出所接走。我于8月21日，被送往劳教所，结果劳教所不收。这帮江泽民的爪牙，丧失人性又把我拉回送进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们把我绑在床上给我打针，由于我抵制他们的任何要求，他们就整天把我手脚绑在床上，胸前再拉上一根布条固定，这样全身都不能动，大小便有女病人负责；一个姓赵的男护士把我绑在床上给我灌药，灌得我脸上、耳朵里、头发上沾满了水。由于我绝食抗议，他们就给我灌食，指头粗的胶皮管子插在鼻孔，不只是喘气困难、恶心，有时真有窒息的感觉，灌完后他们不仅不取掉管子，还恶声恶气地说：让你好好尝尝！并扬言：你绝食也飞不出去！他们隔十天左右给我打一次针，找来五六个男精神病人，把我摁在水泥地上强行打针，也不知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在里面住了不到两个月，我开始觉恶心、乏力、精力不集中、视线模糊、看不清室内电视、身体发僵、翻身费力。在这时，我的姐姐去看我，两个姐姐看到我恍惚的神情，姐姐哭了，姐姐没想到被抓前看到那个健康快乐的我已木然，姐姐害怕我继续住下去有生命危险，便开始为我的出院奔忙，一个多月中，跑了多少腿，流了多少眼泪，说了多少好话，真的数不过来。在姐姐的强烈要求与再三保证下，我于腊月27日由姐姐、姐夫接回姐姐家。这时的我就目光呆滞、神情麻木，身体僵硬，视线模糊，晚上睡觉翻不过身来，浑身颤抖、站不稳、坐不住，四个多月没来例假。其状活生生的一个精神病患者。难怪2003年正月上班后，有的老师议论：怎么真的象得了精神病的？这不是当权者迫害大法弟子的又一见证吗？

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大法的这四年多中，我们学校领导也没有摆脱株连，跟我也不知挨了多少批评，大会小会时不时的被点名，所以即使在我教学成绩第一名的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的给我评了不合格的等级。在2001年、2003年连续两次两年一进级的工资变动上，我硬是全部被不予办理的搁置了，皆因我修炼法轮大法。在我受迫害的这几年中，家里的亲人为我担惊受怕，不到50岁的姐姐由于过度担心我的安全，头发已花白了一大部分。亲人们看到我被迫害，尽管心疼，却又迫于形势不敢言语；即使面对精神病院的残忍，也只能愤慨而已。从我的经历不难看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手段恶极，不仅迫害大法弟子，还要株连家人及领导，激起家人及单位领导对大法弟子的仇恨。其实，中国大陆被迫妻离子散的何止我一人，无数大法弟子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与痛苦，有的失去了生命，无辜的大法弟子的亲人也在默默的承受着无名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