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凌源市柳春华五年来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2004年9月13日】我叫柳春华，今年34岁，是辽宁省凌源市佛爷洞乡柳太庄人。

我是1999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喜得大法的。大法超常的法理吸引了我，一读便爱不释手，废寝忘食。4月13日那天，是我开始修炼的第一天，正赶上去喀左请愿，我也参加了。夜晚回家的车上，我见到了西方天空的大爆炸，映得半个天通红。又看见翠蓝的天空，鲜艳的草地，人间没有那么美丽的地方。第二天再看《转法轮》，发现师父的照片变成了又高又大的佛在半空中，无限慈悲，我惊呆了，修炼的信心倍增。

大法解开了我心中许多谜团。记得小时候，有时在下雨天，明明呆在家里，却非常的想家，心里闹得慌。得大法后才明白，真正的家并不在这里，我才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当时我只有回家的愿望，没有想到祛病，然而大法显出了神奇的祛病功效。我以前曾得过疝气，一次晚上打坐，只觉一只手在我肚子里把我经常往下掉的那根肠子往上一拉，疝气再也不犯了。不是师父谁能给做这样的事？我以前曾患三叉神经痛，脑袋象钉子扎一样的疼。得法后，师父让我脑子進入麻醉状态，给我调整，头再也不疼了。七八天时，连肚子里的蛔虫都打下来了。无病一身轻，骑车象后面有人推一样。

我学法炼功身心受益。以前与妻子发生矛盾时，我对她非打即骂，学法后我变了。有一次因一点小事，她破口大骂，我不吱声，她更生气了，上去给我一个大嘴巴子，把鼻子都打出血了，我不还手，把血一擦就在炕上打坐。她更火了，一脚把我踹到地下去，我掉在地上还盘着腿，哪都没摔坏。我知道了“业力落在谁那谁难受”（《转法轮》）的法理。

7月20日，恶首江××开始镇压了。我在丹东打工，厂长和同村人都劝我不要再炼了，我不为所动，并准备進京上访，可厂里一分钱也不给我。我学法炼功后以苦为乐，炼功盘腿很疼，疼我也盘，越来越疼，越疼越盘。闹心的疼，钻心的疼，有时浑身都疼，连骨头都疼，疼过劲时，右脚几处嗖嗖往外冒凉气。砖厂里只有我一个人学功，在利益上我不与人争，领导分配活不挑，按大法要求自己。身体好不误工，不吸烟不喝酒，别人都夸炼功真省钱，厂里人都叫我“法轮功”。

11月，我打工归来，媳妇还想叫我去打工，我不想去了，我得去北京说句真心话了。在这七个月的学法修炼中，我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炼功后我人变好了，身体好了；大法是清白的，镇压是无理的。那些日子，我干活也心不在焉，眼泪情不自禁就流下来。我准备一个人坐進货车到河北亲戚家，再進京。后来得知有同修也想去，一起走更好。定好日子，我一夜没睡，凌晨两点钟，我出了门，步行三十余里到杨杖子，等来了同修杨春福和四名女同修，我们一行六人上路了。

半路上有查法轮功学员的关卡，幸好天下大雾，我们顺利过关，一帆风顺進了京。第二天早晨我们准备在天安门广场炼功，被便衣发现，抓進天安门派出所。我们刚被抓，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学员陆续被抓，山东的、吉林的、福建的、广东的……半天不到屋里满了。有的同修拿着横幅，有的不说地址，恶警就把她们的手在背部反锁着，一只手从肩上过来，另一只手从后背往上锁在一起，她们非常痛苦，有的眼泪都流出了，也不吱声。看到同修如此坚强，我倍受鼓舞。

下午朝阳市驻京办事处来人，把我们带到那里，我们被搜了身，身上带的经文和钱被搜走了，接着又送来凌源的三名学员，男的叫左春德。我们被饿了一天，晚上给了点残羹剩饭，让我们在走廊的地上过夜。这样三天过后，我们共九个人被押回凌源拘留所。在那里我认识了同修曹汉书、张振学、孟昭奎，我们在同一个小号里被关了二十多天，我们背《洪吟》，炼功。拘留所里早晨给一点玉米面稀粥，晚上一个窝头，我们都饿得够呛，一尺高的铺板就是床，上面连草垫子都没有，厕所就在屋里，又湿又臭。家人来拘留所，恶警让我签字就能回家，我拒绝了：宁可把牢底坐穿，我也要坚持真理，决不妥协。

12月17日，我被劳教一年，送到朝阳西大营子劳教所，我和左春德被分在二大队。一進二大队，我俩又被搜了身，发现左春德家人送的衣服中有十元钱，恶警一拳打在左春德的脸上，把他打了一个大趔趄。后来知道打他的人竟然是被劳教人员。

和左春德被分在两个号里，一个号里只有二三个炼功的，其他的全是普教。我住的号里有向东的高国华、北票的邢小辉，我看见高国华的眼睛被打得成了玻璃花状。警察找我谈话，说这里不准炼功，我不以为然。第一天晚上我就打坐炼功，被坐班的普教李福军看见，他把我从床上拽到走廊里，一顿拳打脚踢，打得我晕头转向。过了好一会儿，他不打了，我问他打够没有？他骂：“你他X还不服哇！”他就跑到一楼找管教，姓陈的管教骂着喊：“把他整下来，把衣服扒下来。”

我被扒光衣服，只剩一个小裤头，光着脚被锁在一楼走廊的铁门上，双手铐在上面，只能举着胳膊。那时快腊月了，外面还有很厚的积雪，从门缝呼呼往里灌风，看守我的普教穿着棉袄还冻得直叫“真冷”，躲到屋里去了。大约一个小时，他们来到我跟前，摸摸肉皮都冻凉了，才把我的锁打开，水泥地板上留下了清晰的两只湿湿的脚印，我穿上衣服回号了。

第二天早上刚吃点饭，我又被李福军拉到走廊处一顿打。白天在操场上军训，谁做不好，就到一边做“飞机式”（脑袋往小腿处扎，两只手举起来撅着）还要挨打。我看见王剑和孟昭奎被打得不能跑步，走路一瘸一拐的。邪恶环境，白色恐怖一般。有一次我在床上盘腿打坐，李福军一拳击在我的腮处，穿着皮鞋一顿猛踢、猛踹，拳头雨点一般。我被打得蹲在地上，他抬脚用鞋后跟往我背上砸。他把我拽到走廊中让我做“飞机式”，他用脚踢我还不解恨，便用膝盖顶我大腿肌肉两侧，肌肉都肿了，走路困难，疼痛难忍，从外面还看不出有伤，太狠了。我一下明白了，王剑和孟昭奎为什么跑不了步，原来就是这样顶的。

李福军打完我，让我站在墙边面壁，两只胳膊平伸，这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打铃，才让我回屋。早晨吃了点窝头，他又把我拉到教室里，我虽然没被打瘸，但走路发胀，大腿生疼。我在教室的讲台边上的墙角处，被罚做“飞机式”，李福军对我又一番轰炸，他站在讲台上抬脚往我背上砸，搬着我的脑袋往墙上撞，用膝盖顶我大腿，我被打倒在地还照样连踢带踹，把我拽起来，还让做“飞机式”，再接着打，打倒再拽起来，还让做“飞机式”，用拳头不行就用胳膊肘砸，砸在背上还算可以，有几下砸在我的腰上，疼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样持续十多分钟，我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掉。这时另一个普教走進来说：“还整呢？！”他这才罢手。

有一天，大法学员都被叫到教室里，让写不炼了，没人写，多数都挨了打。赵春义被打得脸颊处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往外淌血，鼻子也用纸塞着。王剑在里边绝食，我听到嘴巴被打得“叭叭”响，在走廊中看到王剑，两只眼圈黑紫，就像带个黑眼镜。大法学员因信仰“真善忍”却被非法劳教，而那些普教都是社会上的渣子，警察却利用那些渣子对我们施暴。

我们坚信“真善忍”没有错，我们的信仰遭到了践踏。自从得法后，我炼功从未间断过，一次我炼功，李福军看见了，狠命的打了我十拳，见我没咋样，揪着我的肩膀用膝盖往我胸部猛顶，我倒在地上，抱着胸口。他跑到楼下去找管教，管教是个年轻的叫贺军，上来时我还在地上躺着，他把我拽起来，抬起手来一顿嘴巴，左右开弓，打得山响，我当时真没觉得咋么疼。然后他把我鞋脱下一只，手拎鞋跟后帮处用鞋底狠劲往我脸上打，打了十多下子，当时我的脸就麻了，热乎乎的，马上肿起来了。他边打边咬牙发狠：我让你炼，还炼不炼？我不理他，嘴里都是血，脸全肿了，我把嘴里的血往地上一吐，地上立即溅了一大滩。他急忙指使李福军去厕所拿来拖布，把血擦干净，怕被别人看见。

第二天，普教们见到我嘲笑着，给我叫“变形金刚”，因为我的脸确实变形了，一点原来的模样也看不出来了。后来才知道，贺军和几个普教赌博，那天输了一百多元钱，把气撒到我头上了。有同修劝我：“咱们学大法不是法炼人吗？你太拧了。”可是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按法衡量，我还差太远。“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精進要旨》“大曝光”），我还没达到那样的境界。

在二大队呆了将近一百天，我被调到三大队，开始了超体力劳动。2000年3月8日，地还冻着，我们就到公路两旁挖杨树疙瘩，有的树根很大，两个人都搬不动，小的被普教们先挑去了，剩下大的不好挖的留给大法学员，大小一样得挖够数，挖不完晚上就得罚做“飞机式”，还要挨打。普教的头头叫高中海，更加狠毒，是几進宫的渣子。大法学员李洪伟因炼功被他打得耳穿孔，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耳朵听不见声音。姓贾的管教见李洪伟打成那样问：“还炼不炼？”李洪伟大声回答：“炼！头可断，血可流，法轮大法不能丢！”

同修吕大伟绝食，被高中海和几个普教围着拳打脚踢，高中海还拽着他的一条大腿在沙地上拖。高中海张嘴就骂人，骂的话不堪入耳，警察就利用这样的恶棍看着我们干活。他手里经常拿着一个棍子，谁干慢一点，他就一顿打，他说叫“棒子炖肉”。

建楼房的基础桩，深的有十二米，浅的也有六七米深，全是用一根绳子一个皮桶往上拽，每桶砂土得有四五十斤重，每天除了吃饭是休息，不停的干。饭也吃不饱，中午一个馒头，早晚是窝头。曹汉书累得直劲吐黄水，高中海还嫌干得慢，在旁边连踢带打，把他的头用脚踩在湿土中，弄得满脸都是土，高中海还咬牙切齿骂他是假装的。

大法学员挨打那是家常便饭，随时随地都能发生。有一次我挖基础桩，正干得汗流浃背，高中海嫌慢，一边骂一边用砂子和土往下面扔，我被呛得喘不过气来。有一回挖沟，他一拳打在我鼻子上，血象线一样流。那次我在床上盘腿，他以为我在炼功，让我下来，杨春福说“他也没炼功。”就这一句，老杨也受到了连累，强迫我俩跪在地上，穿着皮鞋往我大腿上踹，咬牙发狠：“我让你盘，我让你盘。”一脚踢在杨春福的耳朵和半个脸上，老杨好长时间听不见声音。

一次查号，在我床上和李洪伟的衣服中翻出了默写的经文，管教把我俩整到操场上罚跪。给劳教所叫“人间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李洪伟再次被抓时，在朝阳乌家洼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全身被打得黑紫，他带着美好的心轻轻的离我们而去了。

2000年下半年，三大队找不到活干了，我们呆在号里，饭也变成了两顿。马三家劳教所第一批邪悟者到朝阳来帮教，三大队挑出三个“顽固份子”，去见这些人，我也在其中。和我交谈的是硕士生孟洁，她说她已经圆满了，她是神了，让我也转化，真是一派胡言，我看她们是烧的，一点共同语言也没有。几个人走了，又来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在压力面前我们都坚持过来了。

9月18日，所有的大法学员都调到三大队，不久，坚持修炼的学员被严管，吕大伟、贾清贵还被送往阜新劳教所进行更加严酷的迫害。从三大队调过来三个打手管理严管队，我被严管了。我们每天不是面壁罚站，就是坐铁堆儿。又一批马三家邪悟者来帮教，她们坐着辽宁省委的小车全国到处跑。我被炮弹打倒了，写了悔过书。那天夜里我正熟睡，“叭”的一声我挨了一个嘴巴。睁开眼看看，屋里静悄悄的，别人都在睡觉。我后悔签了悔过书，心跳加速，完了，掉下来了，我闭着眼睛后悔，害怕师父不要我了。我发现一个人被两个人把胳膊往后一拧，头低着象罪犯一样。我悟到这个人就是我，我对大法犯罪了，另外空间的身体被护法神捉住了，我知道大错特错了，悔恨交加，真的不想吃饭了。

贺军把我的一只手扣在这个床上，另一只手扣在那个床上，站了半天拿着玉米面粥灌我，洒的到处都是，管教骂着，帮教们嘲笑着，让我们站在墙边面壁，三个普教踢、打、踹、把学员的头往墙上撞，不让睡觉。我最佩服的是大法学员王剑、善宝贵、贾清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是打压，还是帮教，他们都能过关斩将，坚强不屈。

我也不再摇摆了，无论是软磨硬泡，还是严管高压，对我不起作用。我每天除了被强迫面壁、飞机式、蹲马步，上厕所都规定时间，三个普教轮流看管，让读诽谤大法的书籍，不读就是一顿揍，我是一字不念，要打随便。他们拿我没法，也就再也不找我读了。有一次让我们做“飞机式”，我撅一会儿就不撅了，直起了身子，姓董的普教对我又一顿毒打，我被打倒在地，最后累得他呼呼直喘，打不动了，骂一阵说管不了我了，最后找个铁堆儿，让我坐在门旮旯处，成天坐铁堆儿。

劳教快到期了，宽管的说坚持修炼的不放。我再次绝食抗议。第四天，管教腾树信指使给我灌食。五个帮凶把我掀翻在地，一个按我左腿，一个按右腿，另三个人，一个按左臂，一个按右臂，一个按脑袋。仰面朝天，按得死死的，一点也动不了。这时腾树信左手捏着我的鼻子，右手拿满满一罐头瓶凉水，由于水太满洒了我一脸，眼睁不开，他把凉水往我嘴里倒，我往外吐。我拼命右腿一蹬，把按我右腿的人蹬了一个趔趄，猛的一翻身，五个人也按不住了，哪来的这么大力量？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帮我。腾树信一看，不灌了，将剩下的凉水泼在我身上。天很冷，我坐在地上心在哆嗦，其中一个人飞起一脚踢在我脸上，鼻子流血了。

劳教到期了，我被加期三个月，我在床上锁了三个月，期间進京的大法学员纷纷進了劳教所，来一批又一批。来给我帮助转化的一回一回的有上百次，他们觉得我可怜，我说转化是错的，他们也不听。有的写四书时脑袋直疼，有的直吐，有的犯了“羊角风”，我知道真正可怜的是他们。他们有的人到我身边就头迷，可是有一次我被拉到教室的宽管人群中，我的脑袋生疼，我悟到这是两种场的反映。师父管我们每个人，每当有学员要转化前都提醒我们，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明白，主动邪悟。

三个月加期也要到了，他们给我拉到医院去灌食，给我注射肌肉松弛的药物，把我锁在医院的床上，我不张口，院长用开口钳子往我嘴上生捅，说捅掉了牙不负责任，我的牙花子被他捅破了，我张口吐了他一口痰和血。这回他不捅了，找来细皮管从我鼻子往里生插，皮管插到咽部，这个恶心，连痰带血往外吐。折腾到了第八天，我被送回家了。

回来后，我身体虚弱，不能劳动，媳妇扬长而去，把孩子也扔给了我。朝阳大法学员们知道我在里边遭受的迫害，非常同情我，给我拿来500元钱生活费，我用这笔钱印了许多“天安门自焚真象”传单，按家送，结果派出所又把我抓到凌源第一看守所，连孩子都一起带到乡政府去了。

我又被劳教三年，送到朝阳西大营子劳教所。呆了二十多天，严管的只有八个人，不算我。有一天梦中见到一个鸟巢，里面有八只毛还没长全的小鸟，可怜的在窝里张嘴等着大鸟来喂食，可是大鸟不知哪去了。我悟到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在这里就象得不到食物的小鸟。我不说话了，也不睡觉了，照样绝食，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没合眼，夜间四个人看着我，每人两小时，我眼睛发直，白天一点不困。我被送进朝阳精神病院检查，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第四天我被送回家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