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 要求审判江泽民

【明慧网2004年8月23日】我叫于振兰，今年60岁，小学文化，贵州省六盘水水城矿务局建安处的一名家庭妇女，1995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得法前身上的病很多：有胃炎、咽炎、坐骨神经痛、妇科病等。要有半个月不去医院就算是奇迹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思想上没有病的压力，心情愉快了，而且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懂得做人要以“真、善、忍”为标准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可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江××却下令不许我们炼法轮功。我们单位从7月22日后开始要上交法轮功书籍和所有资料，电视上每天播放攻击大法，诬蔑师父的片子。紧接着没多久单位公安科两个男干警来我家给我照像，按全部手印。我心想，难道师父教我们强健身体，做好人错了吗？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

2000年后，我看到周围的同修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证明大法是好的，都陆续被抓。江××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无理的、是错误的。我心想：我也要尽自己的所能去证实大法，讲清真象。

2000年12月9日晚我们几个同修出去发传单，被武警抓到。当时他们就开来一辆双排座车，把几个年轻同修连推带骂弄上车，一个武警提着我的衣服后领子把我抓到车上，骂道：“××的，找了你们一晚上才找到你们。”不法武警把我们劫持到六盘水市公安局：搜了我们身上，然后把我们各自弄到一间屋里非法审问，第二天中午就把我们劫持到37拘留所，罚我们蹲了一下午，当时市政法委书记李葆芳也在场，又开始审。

这次审我的人很凶，个头不高，他不准我站，逼我蹲着。在37拘留所关了15天后我被放回家。回来后才知道单位的一些领导为我的事写了检查。从那以后，我家里的电话被监控。单位里公安科长李玉龙、副科长彭国利隔三差五的不是把我弄到机关公安科，就是到基地公安科或是到我家里训斥我，拍桌子瞪眼睛的，态度恶劣。第一次叫我去时，在我胸前挂一个大牌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给我照像，按全部手印。每次都是少则三、四个人找我，多则五、六个，七、八个人，胡说我给他们添了大麻烦，他们的先進也被我给抹掉了。找了我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每次都要我老伴一起去。

2001年初，差几天就过春节了，单位公安科来了六、七个人，我发了一盆面跟老伴在家做馒头准备过年，他们硬要我去公安科。我让老伴在家做馒头，就一人去了。他们要我写保证，我不写，李玉龙又打电话叫我老伴去，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恶语威胁、凶像毕露，当时我难过极了，想赶快回家，就写了一句“我不炼×教。”彭国利说：“就是不提法轮功。”这才放我们老俩口回家。

回家后看到摆在面板上的面都干了，又看看老伴每次都要陪我受这种侮辱，直想哭。紧接着，江××团伙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事件”。2001年正月十八日那天不法人员又把我喊到机关公安科，石国学和姓张的一同去的。这次更凶，他们问我看电视没有？李玉龙说：“电视上炼功的小孩都去自焚（指刘思影），听说你还带你孙子炼功？”这次我真的哭了，我最难过的是堂堂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怎么会造出这么恶毒、荒唐的谎言来！修炼法轮功的人怎么会去自杀、自焚？！因为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禁止自杀的。自那以后，每逢他们认为“敏感的日子”，如（4·25）；（5·13）；（7·20）；（10·25）或节假日等。不是上门骚扰，就是打电话给公安科要看紧我。

2002年4月上旬，那时我儿子曹军已被迫离家出走，公安科长张劲松等几个人来我家逼我签字，写“三书”，我写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没隔多久，公安科小陈来通知我说公安科叫你去矿务局武装部开两小时会就回来。我和另一功友一起去了，到了那里看到外面挂的全是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图片，才知道我们受骗了。其实是市610办和矿务局610办的洗脑班。我俩随即离开了那里，走之后我没有直接回家，在路上呆了一个多小时，这时他们开车去找我，还扬言要给我戴手铐抓我，拖也要把我拖回去。

我回家后，看到老伴惊怕得脸都白了，老伴又把我送到基地的公安科，他们把我送到了洗脑班，那时610办主任是王佳琦（遭报应已死）。在第五天结束时，他们又逼迫我们写“三书”、“四书”，要是不写，下一期到市里、省里洗脑班。当时我怕他们再去骚扰我家人，写了两句没提法轮功的话。事后，我觉得虽然没提法轮功的事，也是向邪恶妥协，于是写了严正声明“全部作废”。

4月21日我离家出走了，可谁知我走后，城西派出所所长李玉龙、彭国利又多次找到家里人，追问我的去向。走时我跟家人说去山东老家。后来我听说单位派人去山东和江苏我娘家去找我。我父亲80多岁了，在文革时被批斗过，怕心很重，由于他们的骚扰，父亲整天担心我，弄得我的亲人们都不得安宁。

2002年7月初，我在流离失所中在贵阳找到了同样流离失所的儿子曹军，按理说这对我们应该算是件好事，可在9月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贵阳市公安就开始了对大法弟子的加紧抓捕。2002年10月28日晚上，我和曹军还有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在贵阳一出租屋里学法、炼功，突然有人敲门。同修打开门，一下冲進20多个警察，都穿便衣，几个房间都站满了人。

一个恶警指着我儿子喊：“曹军！”随即迅速又窜上去两个恶警把曹军反背上手铐，一个恶警一手揪住他的头发，一手按住他的肩膀，用膝盖顶住他后腿挤在床边弓着腰。

另两个恶警将其中一位男同修反背上手铐面向墙壁站着，其他一群恶警把另几名女同修也反背上手铐面向墙站着，剩下我们三个年岁大的没手铐了。这时我看到一个恶警拿着摄像机摄像，一个恶警拿照像机拍照，看来他们早有预谋。

房间门口有恶警把守，守门的恶警一只手高举手枪，如临大敌，另外4、5个恶警在各屋乱翻，屋里仅有的一张旧床被当场砸烂，被子、衣服乱扔了一地，满屋子一片狼藉。一个矮个子女警和其他几个男的搜身。这时我想去外屋看看，刚出屋，一恶警喊：“干什么去？”我说：“穿鞋。”我穿鞋之时才看到厕所门口都有两个恶警把守。回到里屋恶警不准我们站着，叫我们蹲下，一个年轻女同修不蹲，两、三个恶警使劲朝着她的头打，头发被打的乱蓬蓬的，我忍不住喊：“你们不能打人，打人是要遭报的！”

这─下他们冲我来了，说：“这老家伙还挺硬的。”两个照我头打了几下，拿个塑料袋气呼呼地扣在我头上，我扯下扔在地上，他又捡起给我扣上，此时旁边恶警说：“把她和那穿格格褂的带走！”两个恶警一边一个抓住我胳膊往外拉，我喊：“我要穿衣服。”恶警吼道：“穿哪样衣服？不准穿。”

就这样不法警察把我拖出门，下楼时由于头上套了袋子我看不清路，走一级楼梯后，他们嫌我走得慢，一个说：“把他们两个铐在一起。”另一个说：“没钥匙。”一个说：“还有手铐吗？”一个说：“没有了。”一个说：“架起走。”于是两个人气呼呼地架起我的胳膊，我脚不沾地，被他们从四楼拖到了楼底下，并被他们一下甩在地上。他们喘了口气，把我装進了警车的后面。

我与另一同修被劫持转换了两次车，送到了可能是公安局的刑侦大队。坐电梯上楼后，他们把我一个人弄到了一间屋子里，就再也没见另一同修（后来听说她被非法判刑16年，可能关在羊艾监狱。她的母亲也因此事受惊吓而去世了）。在屋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便衣看着我，又过一会，听到走廊里有嘈杂声，可能是女同修都被弄到这里了。片刻，他们又把我弄到另一间屋子，我看门牌上写着：第一刑侦大队。

开始進来了两个年轻的全副武装的男干警看着我，一个矮胖，一个瘦高。瘦高的那个一進来就生气地瞪着我，我开始给他们讲真象，高个子脸上渐渐有了笑容，矮胖的有时默默点头。

不一会進来一个圆脸、40岁左右的男便衣问他们两个：“你们怎么知道上那去抓人的？”高个说：“有人打电话举报，我们才知道的。”那人问完话没多久就出去了。这时進来两个穿便衣的，其中一个就是开始就看着我的那个，另一个脸白胖，两个年岁差不多，他拿一个夹子打开要记，看我的两个年轻的关上门出去了。一个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我说：“中国人，大法弟子。”另外一个把夹子合上了。那人又问了几次，我说：“大法弟子。”拿夹子的笑了下没说话。那人又说：“你没有名字？噢，你是从宇宙来的。”我说：“不光我是宇宙来的，你也是宇宙来的。”他没说话，转身走了，不一会另一个也走了。

那俩年轻的又進来看着我。我坐在沙发上，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六盘水公安局和矿务局公安处的人来了。（后来我回想了一下，可能是他们从我的提包里翻出了身份证，包里还有我家人给我的孩子们买的衣服及我穿的衣服，还有一些大法书籍。到现在这些物品都没有还给我！）矿务局公安处来了三个人，曹××，余××和另一个小伙子又审了我一下午。之后進来两人，一瘦高个拿照像机要给我照像，我不照。另一个说：“我们先去给那几个照。”过一会他们又来逼我照，我把住沙发不照，拍照的吼叫道：“你为什么不照？”我反问他：“我凭什么要照？”这时進来一个30多岁的，可能是当官的对着看守我的瘦个子说：“你们站着干什么？抓起她照。”

前一晚他听我讲过真象，就不愿上前扭我胳膊，站在那不动。那当官的又吼：“你今天是怎么搞的？”小伙子看他发火了，很无奈的上前轻轻拿起我的胳膊。这时他们急了，门外又進来一个把我另一只胳膊使劲往后一扭，把我弄得弓着腰照了像，被扭的那只胳膊疼了好几天。

到矿务局招待所已是第二天凌晨了，610办的朴××和孔××还有一个年轻的女的审问我。一开始我还跟他们搭话，后来我不说话了，绝食、绝水，第二天下午我去厕所，突然眼前一黑昏倒在地，他们把我抬到屋里很长时间我才渐渐好转。这时朴××和孔××两人已不在，来了个30多岁的男警察和两个女警察，一胖一瘦，男的说：“我看你也太固执了，人家比你强多少的都不炼了，你只不过是个最普通的人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再普通的再普通了。”

他嘴里一连串的“普通”引起我的深思：是啊！我这么一个无权、无职、又无钱的最普通的60多岁的家庭妇女，就因为信仰“真、善、忍”的炼功人都这样大动干戈不放过，更何况那些千千万万的专家、学者、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的大法修炼者，更是可想而知了。

他们几个说要送我走，我不走，三人把我连拖带抬弄到吉普车里，两个女的一左一右将我夹在中间，右边胖的那个端着一杯水，她叫我喝水我不喝，她说：不喝就送她去医院。男的对司机说：送她去医院。我站起来一边哭一边去抓方向盘：“我不去医院，我没有病。”男的说：“好了，好了。别叫了，不送你去医院，送你回家。”

其实他们是又把我送進了37拘留所。在拘留所進到屋里，男的和那个胖女的把我往一张椅子上按说：“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反省吧！”在37拘留所关了15天后，我终于回家了。

2003年9月1日，公安科长张劲松、石国学、童刚来我家要我写保证，我不写。10月6日孔令文、朴××，我们单位书记龙××、石国学、童刚等八人来对我洗脑。之后，女儿和所有亲人突击帮助洗脑，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一段时间后，我给亲人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对我，我没干坏事，我没犯法，不需要你们给我做工作，修炼是我自愿的，你们也看到了我现在的身体多好。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谁替我写东西，谁就在犯罪！”

我老伴对于这种压力似乎承受不住了，身体很不好，甚至提出要离开我。单位上也是这样，层层株连，领导为难，他们为难的是做不通法轮功学员的工作，上面就要惩罚他们，就这样一直株连到家里，使所有人都遭受这无名的痛苦。

江××团伙对师父的造谣、污蔑，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残酷镇压，大搞株连迫害，恐怖威胁所有的人都参与这次迫害运动，对中国民众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迟早要被全球正义之士绳之以法。我们请求国际法庭审判江及其帮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