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rtisement


修大法获新生坦荡清廉 讲真话遭迫害几近失生命

EMail 转发 打印
【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四月九日】我叫姜国波,男,1963年3月出生,山东威海人,大学文化程度,原潍坊市委政法委副县级干部。修炼法轮功不仅使患绝症的我身体康复,而且让我道德升华,清廉公正。然而,99年7月20日后由于我坚持讲真话,不放弃修炼“真善忍”,却遭到了江氏集团置之于死地的种种迫害

一、奇迹

1994年初,我感到头晕脑胀、疲乏无力,浑身虚肿。到医院检查发现:我患上了被医学界称为“第二癌症”的肝肾综合症,无药可治。悲哀中的家人千方百计地寻访中医、西医及民间土方给我治疗,钱花了不少,可病却越治越重。妻子与几个亲人在绝望中,背着我哭了一场又一场。亲人们几次劝我病休,而我却不甘心就此放弃那点名与利,还是硬撑着去上班,只是下班回家后往沙发上一倒就不想再动弹。我当时虽才刚30岁左右,就感到已经摸到了生命的尽头,绝望无助的痛苦无时不在噬咬着我……。

就在我万念俱灰之时,1995年6月初,我有幸看了李洪志老师在济南的九讲讲法录像,当时就感到浑身从未有过的舒坦。学法炼功不到一个月,我就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以前沉重得象灌了铅的双腿,变得异常轻快,有时走路都想蹦个高。97年在一次偶然的抽血化验中发现,显示肝肾病变的“+”消失了。我激动的心情与幸福的感觉是无以言表的。

1995年下半年,父母在我的介绍下也学炼了法轮功。没料到这一炼,竟“炼”出了奇迹。我父亲是1995年7月开始炼功的。当时他已处于肺癌晚期弥留之际,饭几乎都吃不了,只是在绝望的煎熬中苦苦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结。悲痛而又无奈的家人连父亲的寿衣都准备好了。可出人意料的是在他炼了法轮功后竟然起死回生了。同年10月放假我回老家,惊喜地发现父亲能下地搞秋收了。

我那70多岁的老母亲炼功不长时间,即告别卧躺了三十年左右的病榻。原来腰痛的连洗脸盆都端不了的母亲,炼功后却能像年轻人一样地干农活。有一次母亲用水桶从井里提水浇菜园,一上午提干了两眼井(农村在地里挖的井)却不觉得累,当时这真成了村里的“神话”——昔日有名的“病秧子”(患肾病、妇科病、偏头痛等),怎么会变得这样?!更令人咋舌的是:一天学没上、连自己名字都认不全的母亲,在学法轮功一年多后,竟然能把16万多字的《转法轮》熟练地通读下来……

发生在我与父母身上的奇迹,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上确实无法解释。可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客观存在!这不足以证明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吗?!

二、坦荡清廉做好人

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我尽力按照“真善忍”的要求,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逐渐去掉自私、争斗、妒嫉、懒惰、邪念等不好的心,不断地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靠拢。

在单位,我不再去勾心斗角地计名较利,而是把心态摆正,坦诚待人,尽心尽力地干好份内的工作。对能意识到的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事不做。95年、96年年终考核,我都评为优秀等次。97年终公布考评分数时,我名列第一。按规定连续3年被评为优秀等次就长一级工资,可当我了解到领导在确定仅有的3名优秀等次人选很为难时,就主动提出把我拿下来,把另一名同事换上了。而在炼法轮功前我年年争优秀,却年年没有我的份。98年我被提为副县级干部,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因科长中数我的年龄最小、参加工作时间最短。并且当时在几千人的市级综合办公大楼里,35岁以下的副县级干部仅有几名。

我从事的是干部管理工作。从96年开始,曾多次参与干部考察活动。97年下半年,我带一个考察组到7个县市区考察公安局长。几个地方给考察组送礼品都被我拒绝了。有一次,在某市考察结束后正赶上礼拜天,当地公安局长派他的专车送我们回家。送完其他人,车开到我家门口时,司机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一盒东西往地上一放,不等我说什么,就急急地开车跑了。我不得已提回家,一看该盒礼品标价1500元,退不回去,我便让妻子将其送给了潍城区“希望工程”办公室。

98年8月我参加了市里一个4人考察组,到几个县市区考察检察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组长是市直某部门的负责人。每到一个新地方,我解释不收礼、不喝酒的原因,便是我洪扬法轮大法的过程。考察了10天左右后,组长对我说:“听你介绍法轮功,开始只是觉着这个功健身效果不错,没怎么太注意。可经过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了解,才发现这个功确实不简单。做到滴酒不沾虽不太容易,但有可能做到,而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要做到坚决不收礼,这一点太难了。上边整天吆喝,可谁能做得到?就是他表面做到了,暗地里他也做不到。而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就真做到了,这一点就了不起。你说法轮功是‘心法’,我看这个功还真是能从内心改变人,而××党只能做到从表面改变人。这个功好!我们三个人刚才背着你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你这个炼法轮功的学习,以后不再收礼了。”他还表示如果不是应酬太多他也要炼法轮功,而考察组的一位科级干部则从那时开始得了法。

日常生活中碰到确实需要帮助的人时,我都毫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96年至2000年,我与妻子(法轮功学员)从工资中拿出几千元,悄然资助了济南、安丘、临朐等地5名贫困小学生。对有的贫困生,我除定期寄钱外,还写信勉励其在搞好学习的同时,要好好做人……

三、山里人的心声

98年11月底,我暂时离开机关到青州市庙子镇(副县级镇)挂职镇党委书记,并带一个扶贫工作组在一山村蹲点扶贫,时间一年半。住村后,尽管手头有10万元可供自己支配的扶贫资金,但我带头掏饭费。扶贫组实打实地帮村民解决困难。村里人见我们办事实在,不玩花架子,渐渐地就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春节过后我们返村时,村干部与一些村民站在村口燃放鞭炮迎接我们。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扶贫组就帮村里铺修了几千米街道、让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并为十几个特困户落实了脱贫项目。当地的电视台、报纸对此都给予了宣传报道。在这期间,有一个体老板为了揽下投资将近10万元的自来水安装工程,一天晚上他驱车150多里找到我家,要给我送礼。我告诉他:我们经考察已决定用他公司,但他拿的什么请原封不动地带回去。那老板一听生意成了,更是高兴,还提出要给我提成,被我拒绝了。他临走时说:“在找熟人打探你的时候,人家就说你炼法轮功不收礼,我不太相信,现在是真信了。”村里安自来水时我经常与这位老板接触。工程结束后的一天,他当着众人的面,竖着大拇指对我说:“我活了50多岁,大小官遇到的也不算少,你是第一。”我笑着说:“过奖了,我如果不炼法轮功,也做不到这样。”

99年7.20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诬陷李老师时,我到北京上访,回来后即被停了职,挂职扶贫的镇、村也不让我去了。9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突然接到扶贫村支部书记的一个电话,他开口就对我说:“姜书记,我明天与村里的干部要到你单位上访。”我有些吃惊,急忙问他为什么事上访?他对我说:“你这些日子没到村里来,我们最近才弄明白了你的事,我们都替你不平。现在像你这样的干部上哪儿去找?你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向上边反映炼这个功好,说了句实话,有啥不对的?他们这样对你太不公了。今日村支部、村委开了个会,商量后定下来,明天我们村的全体干部要去你单位找领导上访,反映一下你在村里做的这些好事,也反映一下村里老百姓的意见,要求他们恢复你的工作。别人顺水推舟,我们这些乡下人要为你逆水推舟!”村支书有些激动,还说了其它一些很感动人的话。我担心村干部如果这样做了,可能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所以除了对村里的正义之举向村支书表示感谢之外,我在电话中极力地劝阻了他,没让村干部们来市里上访。

99年底的一天,单位的人陪着已被停职半年的我,驱车到100多里外的扶贫村拉我的行李。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见到我后分外热情。当时,整下着大雪,村干部不让走,在村头一家小饭店招待吃午饭。村支书借着酒兴,拿起卡拉OK话筒,唱了一首电影《带手铐的旅客》插曲:“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午饭后装上行李,我们上了车。我按下车窗玻璃向伫立在风雪中送行的乡亲挥手告别。这时,村支书快步上前来拉住了我的手,他默默地流着泪,什么都没再说。车开了,他又跟着车急走了几步才撒开了双手。一句“姜书记,多保重啊!”的喊声,伴随着飞雪,从窗口飘进沉闷无声的车里……

四、讲真话遭迫害 险些失去生命

历史往往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面对种种压力,我坚持讲真话。99年10月27日,我写了“强烈抗议江××及《人民日报》对法轮功诬蔑”的“抗议信”,交给政法委负责人,要求其向上级反映;同年11月下旬,在令人作呕的“三讲”活动中,我写了“万言书”,结合我及父母炼法轮功后绝处逢生的事实,从法律与道德的角度阐述了我为什么坚决反对江××等邪恶之徒打压法轮功;我曾先后5次到北京为师父、为大法上访请愿。虽然我上访请愿都是合法行为,可我却被当成了“罪犯”给戴上手铐。在被警察从北京押回潍坊的途中,我真的成了一名“戴手铐的旅客”。

然而,在妒嫉狂江××灭绝人性地迫害法轮功4年多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为了说句真话“法轮大法好!”,又何止是戴过手铐,我曾先后被非法关押了12次。此外,住宅与办公室被非法查抄;被非法勒索现金12000元;开除党籍,降职降级(副县降为副科),从市委政法委调至市公证处(事业单位);自2000年10月一直停发我的工资至今。……

2000年4月9日晚上,我与几名同修到附近一功友家串门,奎文公安分局非法将我们抓捕。我告诉警察:到熟人家串门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在非法关押20多个小时后,我被无罪释放。4月11日我上班后,便打电话给市政法委副书记张爱军,向他反映公安的违法行为。张某在电话里大发其火,后又指派奎文公安分局科长杨兆晏等5名便衣,于当天下午4时许,没有任何理由就将我从公证处绑架到治安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半个月。此事过后几十天,这位当时年龄不到40岁的张副书记便得了面瘫,嘴眼歪斜住了医院。后来,他的腿又变得不利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2000年10月国庆节,我第5次进京上访被押回后,遭非法治安拘留又转刑事拘留,一月后再转治安拘留22天。我没有向邪恶妥协。2000年11月底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奎文区公安分局610办公室头子孙奎珍等恶警将我强行押到潍坊昌乐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入劳教所登记时,我拒绝在劳教书上签名。孙奎珍等6人便粗暴地将我的头按在桌子上,向后扭起我的胳膊,费了很长时间扒开我的左手食指强行按了手印。

我被分在二大队一中队。劳教所为了达到逼迫我妥协的目的,所长徐立华、副所长邹锦田、管理科长吕一波、二大队大队长丁桂华、副大队长朱伟乐及一中队中队长刘建光等警察,暗中指使地痞流氓类劳教人员赵德昌(一中队大组长,残暴异常,狂笑起来像魔鬼)、尚建伟等用暴力手段对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他们几乎整天逼迫我坐在地上伸直双腿,用手去扳脚尖,不扳就拳打脚踢。暴徒们有时坐在我头上、肩上,有时两个人同时站在我双膝上踩,致使我右膝盖肿了半年之久。有一次逼我坐了一天“老虎凳”,我感到骨缝要裂开似的疼痛。我的双手因长时间捆绑而变黑,右手两个手指时常麻木,有时失去知觉。

当时正值滴水成冰的严冬,赵德昌等暴徒先后十次将我强行扒光衣服抬进洗漱间(与厕所在一起),有时将我整个人按进盛满水的大水缸里灌,直灌得我眼睛象要鼓出来似地难受,那种痛苦使人感到生不如死;有时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上,另几个人用水桶不停的往我头上、身上泼凉水,同时,还有两个人用水管子捏扁口向我的嘴、鼻孔连续长时间喷水、灌水,使我无法呼吸。每次折磨都在半个小时以上。冷水折磨完后,再将我抬到储存室,逼我光着身子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打开窗户、门冻几个小时。

2000年12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赵德昌等暴徒又用喷、灌水的酷刑折磨我。我当时的感觉真像掉在了几米深的水底里,一呼吸就被呛水或灌水,那种长时间被窒息的痛苦,使我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体验到了生命的极限、死亡的边缘……。我奋力地挣扎着。当时我的膝盖和双脚上各站着一名暴徒,令人窒息的憋闷使我猛力将腿从他们的脚底下抽出,我的右脚踝子骨被洗漱间地面上粘贴的玛赛克划掉一大块皮肉,鲜血直流。他们停了停,赵德昌问我:“还炼吗?”我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大声说:“炼!炼!炼!”他们就又继续折磨。连续几十分钟的摧残,我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苏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光着身子仰躺在储存室的地板上,我隐约听到门口有人在说:“一定不要在他身体表面留伤。”听到这句话,我当即明白了他们奸诈凶险的罪恶阴谋———用喷灌水的手段企图强制我“转化”,即使将我折磨致死了,外人从身体表面还看不出任何痕迹,劳教所就可以肆意地编造什么“心脏病发作暴死”之类的谎言,或者将我从楼上扔下去,再造谣说我是“跳楼自杀”,这样他们既不承担责任,又栽赃了法轮功……蛇蝎之心如此歹毒!潍坊昌乐劳教所的恶警们真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江×ד在肉体上消灭”的密令啊!

12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暴徒们将我扒光衣服抬到厕所喷灌水折磨完后,把我抬进储藏室,用胶带将我的四肢及头部固定在床板上,然后用导管向我肚子里灌了3大瓶子(葡萄糖瓶子)不知名的又臊又臭的脏水。我当时被折磨的浑身痉挛、舌头根僵硬,我吃力地问那些折磨我的劳教人员:“你们为什么这样往死里治我?”他们回答说:“我们也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没有办法,你不‘转化',我们不治你,队长(警察)就治我们”。……

见酷刑未能使我屈服,一直躲在幕后操控的恶警便原形毕露地亲自跳出来迫害我。12月17日上午,气急败坏的朱伟乐领着所医姜××强行给我输液。朱某当着两名所医及4个劳教人员的面,恶狠狠地冲我说:“这针你打也得打,不打就用警绳把你绑起来打”。他们强行向我体内注射破坏神经中枢的不明药剂。这种药剂毒性奇大,在连续两天输液后,我出现了眼肿、肾痛、大脑思维混乱、疲困却睡不着觉等强烈的负反应(齐鲁石化大法弟子、33岁的电脑工程师苏刚;泰安市大法弟子、38岁的青年女工徐桂芹,均因被恶人强行注射大剂量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而致死)。在我的坚决抵制下,他们才停止了输液。在劳教所25天的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后,我的身心严重受损,2000年12月24日我被所外就医。

2001年3月29日,劳教所副所长邹锦田及朱安乐(朱伟乐的亲哥哥)等恶人又将我骗回劳教所,用昼夜不让睡觉的阴毒手段对我进行强制“洗脑”迫害。在连续6天5夜不让我睡觉的摧残折磨下,我一时神志恍惚,被邪恶钻了空子,违心地写了“保证书”。我清醒后,十分痛悔。不久,我就告诉包夹人:我写的“悔过书”等全部作废。他们报告了所警,但警察佯作不知。2001年5月19日丁桂华找我谈话,我正式向他宣布:我违心写的“悔过书”等全作废。丁某一听我公开这样讲,又气又恼,便气急败坏地叫我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此后,他们又进一步加强了对我的监控。

劳教所将我单独安置在一间漏雨、天棚及墙上长着大片大片黑色霉毛的房间,在监视器严密监控的同时,昼夜24小时有专人轮班看管着我。上厕所有人跟着,饭菜由别人捎给我。直到2001年9月,我的身体再度出现严重受损状态,劳教所在向我亲属勒索了5000元“保证金”、又叫我两名亲人签字担保(实施株连迫害)后,才让我所外就医。

回家学法炼功后,我的身体迅速康复。2001年11月我便给劳教所写了劝善警告信,并揭露了对我所施加的种种迫害。随后,我又在明慧网发了“严正声明”:我在被迫害的神志不清时写下的所谓“保证书”全部作废,今后任何力量也不可能使我修大法的坚如磐石之心有丝毫动摇。同年12月底,劳教所管理科长吕一波等6名所警及潍坊610恶人又到我家,他们开着两辆警车,企图再次绑架我。我坚决不开门,他们气焰嚣张地又吼骂又踹门,将我家的门板踹破,门框踹裂,门锁踹得变了形。我义正辞严地揭露他们的无耻行径,坚决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在师父的保护下,其犯罪企图没能得逞。之后,我不得不离家出走。

我有家不能归,过着流落在外的生活已是两年多了。这期间,恶人们对我的亲属实施了多种株连迫害。潍坊昌乐劳教所的警察为了抓捕我,曾先后十余次登门骚扰我的亲属。2002年7月下旬,恶人将我妻子绑架到了臭名昭著的王村劳教所强行洗脑迫害了40多天,并非法勒索3000元钱。2003年9月,恶人再一次将她绑架到济南,洗脑迫害了一个多周……

乌云毕竟遮不住太阳的光芒;拂晓前的黑暗,又怎能阻挡天地复明的即将到来?!目前,正义大审判已经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导致9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千古罪人江××及其主要帮凶,已在十几个国家被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名遭起诉。而法轮大法却在逆境中渐渐地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欢迎,现已洪传了60多个国家,受到各国政府、组织褒奖1000多项。

善良的朋友,我上述的这段亲身经历,虽不能折射李老师及法轮大法无边威德之万一,也难以诉尽江氏及其爪牙累累罪恶之一斑,但如能帮助您识透欺世的谎言,认清孰正孰邪,消除心中对法轮大法可能存有的误解,以使自己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是我衷心所愿!

(c)2024 明慧网版权所有。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