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修在过去几年受迫害的事实

【明慧网2004年4月23日】1997年端午节前，我有幸拜读了《转法轮》。我觉得这部书不仅能引导人们回归到人之初性本善的善良本性上去，而且还能指导人们修炼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觉者。于是，我就在同年六月十四日，到县里的炼功点修炼法轮功。

我每天早上和同修一起炼动功。晚上学法、炼静功，直到1999年7.20日，我和同修学法炼功共25个多月。修炼法轮功使我思想得到升华，心灵得到净化、身体得到强健。

法轮功被诬蔑、被打压，我困惑不能理解，就和同修先后去县市乃至中央有关部门上访，目地是向政府说明真实情况，使法轮功得到公正的待遇和评价，可事与愿违，我因上访却遭到种种非人的迫害，下面以时间为线索，把我们被迫害的经过简要地叙述如下：

1999年7月21日早5点，我和同修在牡丹江畔炼功时，来几个警察抢走了我们的炼功带、录音机和有关法轮功的宣传品，驱散我们不许我们炼功。下午我们到县公安局上访，向他们索要被抢走的炼功物品，他们说：“你们炼功的东西不能给，上边不让炼的，我们也管不了，你们找上边去。就这样，7月22日下午2点，我们到省政府上访，我们静静地等人接待，可等来的却是大批全副武装，持枪荷弹的解放军。他们把我们团团的围住，又来一大帮手里拿着电棍、警棍的警察，向我们大打出手，象装货物似的把我们一个个扔进客车里，送到八区体育场软禁。下午四点才放我们出来，晚上，我们去三棵树找住处，被人举报，又被哈市太平区公安分局抓起软禁到午夜1点，由县公安局接回，被关在公安局三楼大会议室里，不分男女40多人软禁一室，三天三夜，每人罚款150元，放出一部分人后，剩下我们十来个人被软禁在一楼小会议室二宿一天，后强行签保放回。

1999年10月25日，我们5名同修去人民大会堂、人民信访办依法上访，被警察抓上车，送到天安门站前分局软禁，早6点提审时，因我不报地址，一个年轻的大个子警察在我的太阳穴上猛击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蹲在地上几乎昏过去，还被罚站2个多小时，26日早8点，我被转送到丰台体育场软禁，下午2点，因炼功，我先是被一个警察打倒，后又被两个警察每人拽一只胳膊在地上拖出十多米远，同时后边有五、六个警察踢、打、踹，拖到墙根罚站，一天不让出去、吃、喝。我仍不报地址，晚11点被送到大兴县监狱非法关押。

到监狱后，被一名男管教抢去我的录音机、磁带和《转法轮》，到监号有两个女犯人让我们脱光衣服（包括裤头、胸罩）交给她们搜查。让我们自己买在号里用的行李和鞋。从进监狱我就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绝食到第6天，他们找来五、六个人，一个女管教一同坐车去一个急诊室，给我强行灌食。同车去的五、六个人把我按倒在床上，把小拇指粗的白塑料管一头插在我的鼻子里，另一头接在给病人洗胃的机器上，用水冲的玉米面、盐（盐都没化）混合液灌我，管子粗机器马力大灌速快，呛得我鼻子、口往外喷血，喷得他们脸上身上床上地下都是，灌得我七窍发胀，喘不上气来，几乎窒息而死。灌食后，我四肢无力浑身拆了件似的疼痛难忍，因管子粗，又是机器灌食，使我口腔食道破裂，鲜血从鼻孔大量涌出并带着唾液及灌进的东西，一喘气伤处就疼得我死去活来。还落下一天半不吃饭就吐血的后遗症。在大兴县监狱被关到第八天上午，我被哈市驻北京办事处接去，一天一夜后由依兰县驻北京办事处给我戴上手铐，在11月5日押送到依兰县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54天。交600元饭费，3000元保金释放。

2000年1月15日，因我又去北京上访，1月21日，我被押送回县公安局，一进门就被政保科科长龙德青踢打一顿，又送县第二看守所关押，又被龙科长拼命地痛打一顿，右眼打得充血，20多天才好。第二天提审时，龙德青第三次毒打我，他打累了就罚我90度弯腰低头，背着双手，大叉横步地撅着，等他歇好继续打，他累了还罚我象前边那样的姿势撅着，一直到他下班。第三天提审我时，龙依然用第二天的方式毒打我。

我和同修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迫害，绝食到三四天时，大冷的三九天，恶警把我们赶到看守所院里冻着，看守所的李班长又往我们身上扬两盆水。绝食到第5天，副所长林忠带所里十多个男犯人，给我们灌食，他们把我们从监号抬出来塞到刑椅里，一个犯人猛劲地揪着头发往后拽，四个犯人拽住胳膊不放开，一个犯人捏着鼻子不撒手，又一个犯人使劲地捏两腮，硬捏开嘴唇，用筷子撬牙，我的牙花子被戳烂，腮帮子被捏破，接着就用矿泉水瓶子装着玉米面咸汤灌我。李兰被灌得呛到气管里，当场休克，送医院急救，吴亚杰被这种灌法灌得胃出血20多天不好，马丽达被灌得在大铺上翻身打滚满地爬，全身冒汗哭叫不停，也送医院救治。

我被县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101天，罚款500元，交饭钱300元后，放回家。

2000年夏天，我正在建委工地上班，公安局政保科的副科长韩云杰把骗我到公安局，后把我送看守所。起因只是我在同修家吃了一顿饭，这样我就又被关押17天，导致工地丢失铁盒子板150多块，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最后要我交了150元饭费才将我释放。

2000年12月29日，我和同修再一次坐车去北京上访，车没到高速公路，上来几个警察，让我们谤师谤法，我们不干，被送到县公安局审讯到后半夜，送县第二看守所关押了17天。未通知家属就把我们非法送到哈市万家劳教所，劳教二年。

我三次被县看守所关押180天，他们却在我的上报市级劳教申请上写着，三次关押均为15天（因为它们知道那是非法的）。

2001年“三八”妇女节下午四点，万家劳教所的管教刘影把我和10多个同修送到三楼罚站到晚8点，还不放过，又带我到三楼会议室继续罚站，我不配合，她叫女犯傅丽娜、秦桂云二人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拽到一楼，把我飞机式的绑吊着，吊得我两只胳膊咯咯地响，痛苦万分。刘影让二犯人揪着我的头发去小号坐刑椅，被队长截去送到小号冻一宿半天。

2001年秋天，我因炼功被管教张志宏、马晓茜和犯人王树华、秦桂云等四人连掐带拧，还抠我眼睛，两腮多处抠破出血，脸打得肿痛多日不好。他们还用膝盖压我肋骨，用胳膊肘垫我前胸，用黄胶带封我嘴，用约束绳从早七点吊我到下午两点钟。

有一次毕管教拽着同修杨丽霞的头发往墙上撞，拿装满开水的暖瓶砸我和同修，管教李宏拿木棍在我们身上和手上乱打一阵。王敏、刘白兵管教多次把同修孟宪芝、仲晓燕拉出去毒打，孟宪芝就这样被酷刑蹂躏致死，身上留下累累伤痕。

2002年7月，七中队又来一个恶警张波，在会上喊着说：“对大法弟子杀无赦！”在他建议下，于7月25日成立了女集训队，专门对付法轮功学员，集训队由赵余庆、吴洪勋（集训队队长）、姚科长、吴宝云、王管教和被转化的人，李宪梅、华凤霞、徐凤萍等，女犯人白雪莲、秦桂云等20多人组成。他们对新来的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强行转化，罚他们连续蹲着17天，不转化，就上大挂。上大挂就是把人的两手背着戴上手铐，由二人抱着用约束绳吊起，两脚尖略微沾地，接着用高强度电棍电上大挂的人，轻者电成大麻脸，重者电出蛋黄般大的黄脓泡。

2002年8月，张波指使万家劳教所七中队男干警进入，逼着背队规队纪，勒令写三书，若不写，就让我们整天按军姿坐小凳，看洗脑录像，要我们谤佛谤法写揭批材料，要不干，就拉出去折磨到骂千遍为止。

2002年9月29日，祁凤芝带我到仓库包夹，到下午2点钟，因我拒绝写三书送我去小号上大挂，在酷刑折磨下，我违心地写下“三书”，我大哭不止，痛不欲生。由于没按要求写，祁凤芝送我到三楼，因不写揭批材料，吴宝云叫我到值班室，向领导诬告我顶撞她，吴洪勋，赵余庆、姚科长一怒送我到刑罚室罚蹲，三人用电棍一齐电我，直电到我答应抄写一份别人的材料为止。

我在万家劳教所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房间，夏天湿得发霉的墙散发出刺鼻的异味，盖盖虫满屋飞，苍蝇嗡嗡叫，蚊子到处叮人，偶尔还有老鼠出现，被褥潮湿睡不着，40多人住一室，热得气难喘；冬天因不能把洗的衣服晾到外面，屋里潮湿冰凉墙上淌水不止，地上墙上的水，得用抹布看着擦，每天抹布擦墙和地拧出的水有两洗脸盆。

我们每天三顿吃的是一箩到底的玉米面做成的板糕，吃到嘴里很牙碜，一盘咸菜，不够的喝玉米稀粥，有时连这都没有。中午、晚饭每顿每人喝一碗烂白菜汤，或冻大头菜汤，或罗卜汤，这样的汤一喝就是七八个月，夏天也能喝几顿老柿子汤或菠菜汤，上级来检查，才能勉强应付的改善一下伙食，蒸的包子半生不熟，吃后就拉肚子。墙上挂的伙食标准和实际伙食相差太远。小卖部卖的东西高出市场价格的二三倍，上级来检查小卖部就停业。

由于上述吃住条件，致使我与同修身上长许多脓包疥，重者生活不能自理，卧床不起长时间不好，轻者浑身流脓淌血，两脚不能走，双手不能干活，四肢驱动不灵。

从1999年7月21日起到2003年1月28日走出万家劳教所为止，我被非法关押31个月，约749天，扣除春节休息日45天，剩704天，日工资为10元（按最低计算），挣工资7040元，加上被非法勒索的饭费、保金等5876元，共计经济上的损失是12916元。

经济损失尚能计算，精神上的摧残是无形的、无可言表的，心灵上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肉体上的折磨是剜心透骨的，生活上的待遇是猪狗不如的。

试问苍天，佛法修炼何过之有？何罪之有？法轮功是佛学、是佛法，因此说：“法是科学的，功是神奇的，师是永恒的，真修者是高尚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编者注］署名的严正声明将分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