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是一部高德大法,告诉了人如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能使人心向善、社会道德回升,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了迫害诽谤。
99年4.25以后,我曾两次进京上访。
2000年6月20日我和同修们一起进京,同去的同修有的在车站被抓,我和同修孙士权躲过了一道道警察的关卡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时一个大法弟子在英雄纪念碑前突然打开了一条“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警察上去就抢,我赶紧过去将横幅夺了过来打出去。这时广场上到处都是横幅,耀眼夺目。我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几个警察抢走了横幅并把我推上汽车,当汽车开出广场时,我把窗户打开,将横幅打了出去,一直打到公安局,一个警察看到我的横幅说:“这小子还打呢。”车一停那个警察就把我拽下车,抢去了我的横幅,对我拳打脚踢,然后让我站到一边,样子象是要单独对付我,一会儿孙士权过来,把我叫到了同修中间,我们进屋后,那个警察找到我,又对我大打出手,同修们都喊“警察不许打人!”在同修们的谴责下,那个警察打了我旁边一个同修几下后就走了。我们都被关在地下室,只能人挨人地站着挤在一起,我们一起学经文、背《洪吟》,一会儿横幅就挂满了地下室。
当天晚上,我们被送到了北京怀柔看守所,被强行登记和搜身。我没有报姓名地址。警察把我带到了监号里、对一个犯人嘱咐了几句就走了,然后那些犯人就按着我让我蹲在便池上,强迫我脸向上仰,从头顶往我身上浇水,我被呛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又用保温桶的热水浇我,就这样几桶凉水、一桶热水交替进行,还用多种手段体罚我。我连夜被提审,警察没有达到目的,就把我全身浇上水,浇得衣服全湿透了,然后强迫我坐在水泥地上,过一会干了再浇,只要我一闭眼就打我,让人看着我背监规,两人一班、每班两小时。我说:“我没犯法、背什么监规?”他们就对我连踢带打,这样几次之后,他们不让我背了。
我被好几个提审室非法提审。第一提审室问我:“国家不让炼法轮功、定为××了,你知道吗?”我说:“定错了,我是来上访的。”我就把我炼功受益的情况讲给他听了。我说:“大法是修炼,是教人做好人的,能使人心向善、社会道德回升,法轮功是正法。”警察说:那是人大会议定的。(其实人大的所谓立法也并未提及法轮功,对法轮功的定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说:“这是偏听造成的,可以派人去调查,就会有一个公正的说法。”警察说:那是不可能的,定了就得执行。接着是第二提审室、第三提审室,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和看法、跟他们洪法。
几天里我没吃没喝,也没合上眼睛睡觉,不知挨了多少次打,伤痕累累,站着都要摔倒,一天下午警察把我叫出去,说:把你放回去,以后别再来了。门岗说没有放票不能放,这时过来一个人说:不放出了生命危险你负责吗?这样我被放了。
2001年,我和妻子李玉杰为证实大法挂横幅被非法劳教两年,我被送到葫芦岛教养院,妻子被送到马三家教养院,家中只剩儿子一人。全家支离破碎,亲朋好友都受到了很大打击。儿子心灵上受到的创伤更大。我和妻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受到这样的迫害。
2003年1月6、7、8日,葫芦岛教养院对坚定大法弟子进行了一次血腥暴力的强制转化,动用了教养院所有的警力、刑具和帮凶劳教犯,整整进行了3天。
那次以院长姚闯为首,大队长刘国华等坐镇指挥,二楼东侧三个教室变成了三个行刑室,对三个班的坚修大法弟子同时进行了毒打、吊铐、电击。刑具多种多样:除了警棍之外,还有钢筋缠塑料、折几个来回的电话线、塑料管、狼牙棒、老虎凳……
1月7日下午,大队长丁文学、范永杰把我叫出去,以检查身体为名找狱医高××拿了几片药,然后将我两手紧紧铐上,让两名帮凶劳教犯架住我的双臂,恶警张福胜一手捏住我的两腮、一手用鞋刷撬开我的嘴、把药灌进去。张福胜、王维珍、宋忠天、吴扬等恶警手执电棒放进我的裆部、小腹、脖子、头顶等处,几根电棍同时点击,同时毒打,6个小时之后又强行给我灌下了那种不知名的药,张福胜说:非把你打迷糊不可。丁文学也多次扬言:“裴忠华你不转化后果自负,这里是专政机关,没人管的。”最后他们扒去我的衣服给我全身泼上水再用电棍电,我当时正念很强,电棍反电,恶警们面面相视说:这小子有功吧?张福胜挨了电气急败坏,颠倒黑白地反骂我:不打你我能挨电棍打吗?之后,他们有所收敛,不用电棍了,而是用打耳光、坐凳、垫板等体罚方式继续折磨了我10个小时左右。这次迫害之后,我小便处红肿、裆部、腹部、脖子等处都是血泡、伤痕,牙床红肿不能嚼东西,这种情况下恶警还要我们下楼走步、跑步,我们身上的血泡都磨破了。
2003年夏我两年劳教期满,才离开了葫芦岛教养院那个人间地狱。
上面这些只是我几年来所受迫害的一部分,我只想做一个好人,有个好身体,却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毫无道理的迫害,我承受的这些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几年来所承受的一个缩影,而迫害至今仍在继续,我希望更多的正义之士能站出来支持正义,希望更多的善良人能站出来维护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