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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白庙劳教所和巩义市戒毒所对我的摧残
1999年7月20日，江××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父母在压力与邪恶谎言的欺骗下停止了修炼，他们健康的身体很快又不行了，又都成了药篓子。
2000年6月份我去北京上访。在河北被截回，被非法关押在巩义市拘留所三个多月。其间邪恶之徒为了达到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目的，把我们几名法轮功学员拉到巩义市体育馆开我们的公审会，没想到这种文革期间惯用的伎俩会用在我身上。我被释放后家人告诉我，为了让我早日出来，家里被敲诈了好几千元。
回到家中不久，恶警又要绑架我，说我资助其他法轮功学员钱。天下竟有如此荒唐之事：我助人为乐，反而成为遭到迫害的借口。我被迫离家出走。我走后第二天，去了一车武装警察抓我，没抓着，把我的办公室翻的乱七八糟。在这期间，恶警想通过窃听电话抓我，但没有得逞。
2001年刚过完春节，巩义市新化路街道办想尽一切办法要找我，为了找到我，竟然把我母亲和我爱人关了起来。由于我爱人（不修炼）以头撞墙抗议，才把他们放了。十几个人天天在街上找我，一次我正在街上打电话，被他们发现绑架到了洗脑班。在洗脑班，我和其他同修被他们罚站，从早上8点多站到晚上十点多，连中午、下午吃饭都是站着吃。我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七十天，家里被勒索三千元钱。然后我被送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我给其他人讲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很同情，认为江××不该迫害好人。在拘留所我被关了两个月，2001年6月28日又被送到了郑州市白庙劳教所，法律在这些人眼里成了废纸。
在白庙劳教所，我发现那些恶警为了得到区区一点奖金，失去了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他们强迫大法弟子看污蔑大法的录象，指使犯人侮辱我们、找借口迫害我们。一次我们要求集体练功，被恶警杨绍锋指使犯人对我拳打脚踢、并对我加期四个月。还有一次我立掌，被恶警拉到办公室，由政委彭建国指挥，以韩洪涛为首的几个恶警用多根高压电棒电击我。还有一次我制止犯人打人，被几个犯人拖到空房里，用木棍打我几十棍，身上被打成了紫黑色，肿了多天未消，犯人打我时说：队长让我们收拾你。
2002年6月28日，我到期后被巩义市新华路街道办恶人丁红召接回，强行把我送到了巩义市戒毒所。在戒毒所，我为了抗议迫害，有次乘倒便桶之时往外边跑，但半路又被他们抓回，把我铐到树上近二十小时，手铐深深嵌进肉里，几乎把我痛昏过去。后来我绝食要求释放，坚持了十二天，恶人非但不放人，反而非法判了我一年劳教。我的身体刚一恢复，他们就又把我送到了白庙劳教所，关进了五大队。
五大队队长杨绍锋为了“转化”我，专门从三大队调来了恶警郭五一（此人非常狠毒，用电棒电击法轮功学员的阴部）。2003年12月9日下午，我被叫到办公室，以宋延龄、郭五一、张文中，于保红为首的几个恶警，把我捆起来，用多根电棒，电我的全身。我只感到我的脖子、脸、耳朵、肚子、脚撕心裂肺的痛。我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们就把电棒往我嘴里塞。他们从下午二点多一直电到下午五点多，还不肯罢手，后来电棒没电了，他们又从别的大队借来电棒继续电击我。最后，我被其他犯人架到号里，他们都用惊恐的目光看着我，我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照镜子才明白，原来我的整个脸都肿的变形了。我也认不出我了。
后来他们又多次殴打我、用电棒电我。有一次他们电击我时为了增加导电量，把我捆起来，向我的身上倒水，然后把电棒打开塞到我身上，不停地电击。还有一次是在2003年春节的前一天，当时，由恶警大队长杨绍锋坐阵，宋延龄、张文中每人手拿二根电棒电击我，最后四根电棒都没电了才住手，把我电的浑身伤痕累累，至今伤疤仍在。
2003年4月26日，白庙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迫害，恶警宋延龄表现最为邪恶，一拳把我的鼻子打歪，血流满身，一边还当着满屋警察的面无耻的说：谁迫害你了？谁看见了？没有人迫害你。
其实身体上造成的创伤很快就可以恢复，但在精神上的创伤才是最严重的。
快要释放时，我向新上任的所领导揭露对我的迫害。恶警队长杨少峰、宋延龄知道后想办法加我的期，但最后没有得逞。八月份非法劳教到期后，街道办丁红召等人把我接回巩义，又不让我回家，把我关到洗脑班，我乘看我的二个人睡觉时，铁门没有锁，跑了出来。丁红召等人四处找，找不到我，最后他们欺骗家人说，让我回来，不再抓我了。我就回到了家中，但上班没多久，他们又要抓我去郑州晚晴山庄洗脑班。我提前走脱了，至今流离失所在外。
以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根本不讲法律的。我只是千百万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中的一员。有多少法轮功学员为了坚持“真善忍”的正确信仰，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在中国有众多法轮功学员仍在承受着邪恶的迫害。我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能尽快制止这场践踏人类道德，践踏人权，践踏法律的邪恶迫害，将邪恶之首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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