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警大叫:电棒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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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2月26日】
  • 恶警大叫:电棒漏电!

  • 正念抵制迫害 行恶者遭现报

  • “张书记的嘴歪了还没治好,腿又变得不利落了”

  • “队长们打起来了”

  • “司仪”的遭遇

  • 暴徒互殴

  • 恶警大叫:电棒漏电!

    2001年底,郑州白庙劳教所五大队恶警强迫大法弟子看诽谤大法的录像,一位大法弟子和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共同抵制,不看电视。恶警于保红和王某把他带到办公室,绑到椅子上,拿出两根高压电棍电击他,他不惊不怕,念正法口诀,恶警就用电棍电击他的嘴,他继续发正念。突然两恶警大叫:“电棒漏电,电棒漏电!”立即停止了对他的暴力迫害。


    正念抵制迫害 行恶者遭现报

    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无理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四年多来,我在抵制、破除邪恶迫害的过程中,曾遇到过这样几件行恶者遭现报的实例。

    “张书记的嘴歪了还没治好,腿又变得不利落了”

    2000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与几位法轮功学员到一位功友家切磋交流,遭恶人举报。奎文区公安分局的刘珍川(男,48岁左右,奎文公安分局副局长)、孙××(男,27岁左右,潍州路派出所警察)等7、8名恶警将我们非法抓到潍州路派出所。在非法审问时,我不配合他们,告诉他们:晚上到朋友家串门,不违法,而他们乱抓好人才是真正违法的。警察在关了我20多个小时后释放了我,而有6位同修却被送进了治安拘留所。

    我第二天上班后,便打电话给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张爱军(我与他以前是同事),向他反映奎文公安分局警察执法犯法、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并将6人非法拘留的有关情况,要求立即释放6位同修。哪知张副书记邪气高涨,在电话里又吼又叫地对我大发其火,我平和地跟他讲真象他根本不听,我就义正辞严地制止他的一派胡言,并警告他:你这种态度,对自己不好。

    可能张副书记觉得在电话里冲我发顿火还不解气,于当天下午,他又下令杨兆晏(男,30左右,奎文公安分局网络安全监察科科长)等4名警察身着便装、开着民用面包车,将我从单位绑架到治安拘留所,非法拘留了我15天。

    此事过后不久,这名当时年龄不到40岁的张副书记突然得了面瘫,嘴歪斜的厉害,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也没能治好。

    前些日子,我碰到一位熟人,他告诉我:“市政法委的那个张书记,嘴歪了还没治好,腿又变得不利落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队长们打起来了”

    2000年10月我进京为师父、为大法上访,被非法押回来后,孙奎珍(男,37岁左右,奎文区公安分局610办公室负责人、治安拘留所所长)、蒋恩祥(男,30岁左右,潍州路派出所副所长)等恶警将我送进了奎文看守所。

    与我同时关进去的有50来名大法弟子,其中女同修30名左右。那时,师父关于正念清除邪恶的经文还未下来,但当地有几名女同修就已经悟到用功能制止邪恶,并且她们曾用功能成功地制止了一名举报大法弟子的恶人继续行恶:她们让那名监视大法弟子的恶人生眼病,看不见大法弟子的进出,那恶人果然双眼红肿、泪流不止,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事儿。这几名女同修当时也被关在奎文看守所。

    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公开炼功、背法,一些大法弟子绝食抗议迫害。看守所的恶警便使用电棍电、胶皮棍打、坐铁椅子、吊铐、灌食等残忍手段进行折磨,有几个女大法弟子被恶警王立红(女,25岁左右,外号“王所长”,打起人来的凶狠劲儿,就连一些男刑事犯都怵她)电昏。我当时想,这些恶警这样做是一定要遭报的。

    在一个休息日的晚上10点半左右,号子里的人都睡下了,我正在炼功,忽听得警察办公室里传来很响的吼骂声,并夹杂着“乒乒乓乓”的玻璃瓶爆碎声、桌椅的撞击声,接着又传出了男人、女人的哭叫声,睡着的人都被惊醒了,可都不明白是咋回事。

    第二天早上,一名流动号(在看守所执行刑期的短刑犯)趴在窗户上悄悄地告诉牢头:“昨晚上5、6个队长(狱警)在办公室里喝酒,喝着喝着,队长们就打起来了,X副所长把朱医生(男,30岁左右,嘴里经常胡言乱语地辱骂大法与大法弟子,尤其在用灌食手段折磨大法弟子时心狠手辣)好‘撮’(整治的意思)一顿,朱医生的嘴唇都给打翻翻了,朱医生哭了,那位‘王所长’(指王立红)不知是挨了打还是挨了骂,也哭了。还摔了好几个啤酒瓶子,办公室的地上全是玻璃碴子……”。


    “司仪”的遭遇

    2000年11月,我被刑事拘留30天后,恶警蒋恩祥、孙××又将我从看守所转到治安拘留所,在那里又非法关押了我21天。

    期间,我前前后后共接触了6名被拘留的非修炼者,经过我与法轮功学员们一起讲真象,使5人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其中4人还得了法。

    唯独有一名因打架被拘留的小青年,任凭我们几个大法弟子怎么善心地跟他讲真象,他就是不听。并且狂妄地说了许多诋毁大法与大法师父的话,他还邪恶地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该抓该打”,我们制止他的恶言,并多次警告他:这样对他自己不好,可他根本不理会。

    这名小青年在社会上的职业是司仪(“司仪”是指以给他人主持婚礼为职业者)。有一次,这位“司仪”在与拘留所警察拉呱时,吹嘘他父亲是区人大代表,哪个警察也不敢动他。结果当天警察就把他提到办公室,将他又打又电地折腾了半天,接着,又把他单独关到一个阴冷的小号里3天3夜,不给被褥,不给吃喝。他又冷又饿又孤独,忍受不了,就趴在窗户上大声喊叫、求饶,警察也不理他,有的警察还说:“再叫你狂!……”。

    一名了解了大法真象的唐姓小伙子说:“‘司仪’这小子真是现世现报,活该!谁叫他骂法轮功。”


    暴徒互殴

    2000年11月底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恶警孙奎珍、蒋恩祥等4人将我押送到潍坊昌乐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后所外就医)。

    期间,劳教所恶警为了“转化”我,安排了中队劳教人员头子刘某(38岁左右,奎文区人,一中队大组长)领着十几名心狠手辣的劳教人员,采用洗冷水澡、向嘴鼻喷灌水、坐老虎凳、坐在地上双手扳脚尖等残忍手段昼夜折磨我。

    有一天,几名暴徒在储存室里将我捆绑起来坐老虎凳,后又把我的双手用胶带缠在脚尖上,我的双手变得黑紫它们也不给解开。我对它们讲:这样对待大法弟子是一定要遭恶报的,它们不听。

    几个小时后,刘某叫一张姓劳教人员(23岁左右,寿光人,对我实施包夹者。曾伙同他人4昼夜不让我睡觉,一合眼,他就摇醒我)去拿胶带再缠我,张某只说了一句:“胶带可能不多了。”刘某就猛地扑过去,揪住张某就打,而张某也不肯吃亏,奋力反击,二人都下狠手将对方往死里打。站在旁边的4、5名劳教人员,愣了一会儿后,也都扑了上去,可我在一旁看得有些纳闷:因为它们不是上去拉架,而是火上浇油胡打一通,多数是打张某,也有的趁机打刘某,……一直打了7、8分钟,它们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张某捂着被打得充血、红肿的一只眼,哭着质问刘某:“为什么打我?!我怎么着你了?!”刘某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搓揉着被打伤的部位说:“不为什么,刚才看着你不顺眼,来气,就下了手。”

    此后一段时间,张某的眼充血红肿了好几天,而刘某则尿血,打了好长时间的吊瓶。

    我曾于2000年、2001年先后两次被绑架至潍坊昌乐劳教所,共非法关押了我6个月的时间。期间,刘建光(男,40岁左右,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曾暗中唆使劳教人员对我采用喷灌水等“害死人不留痕迹”的残忍手段往死里整我。他们在与我谈话时,我向其讲真象劝善,他们非但不听,还态度骄横地斥责我。我对他们讲:做了昧良心的事,将来自己是要承担后果的,谁也不例外。2001年春节期间,年龄不到40岁、师专体育专业毕业、自称“身体是铁打的”刘建光,突发心脏病,要不是及时送医院抢救,差点丧了命。

    以上我所见经历的这几件事情,是在当时自己还不十分清楚、明确地认识“正念制止行恶”的法理,只是以不配合邪恶、抵制迫害、对恶人劝善、警告的状态下而出现的。自2001年4月以后,师尊将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使用“正念”的法理逐渐地明示给我们,尤其是近日发表的《正念制止行恶》的经文,对“用正念反制行恶者”的法理讲的更是清楚明了。我相信,在今后的反迫害、证实法、救众生中,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将会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施恶者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所反制的事例也将会越来越多地大量出现,这也是正法进程推进至最后阶段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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