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前,我在偏头痛、妇科等各种疾病的折磨下度日如年,家里负债累累,全家人难得舒心。最初听说气功能治病,由于交不起学费,只好作罢。97年秋天,我妹妹背着放像机,带着教功带来我家,告诉我现在可以炼了,不用交钱,谁想学就学。并写了张海报贴在大街上,告诉人们想学法轮功的人都可以去我家学。从此以后,我家成了炼功点,我负责给大家提供学法炼功的环境。很快,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全部消失了,这才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同时,由于不断学法,思想不断升华,我整天乐呵呵的,丈夫不再为我买药发愁了,孩子们不再为我担心了。遇上流行性感冒,就我们一家人谁都不得。村民们都羡慕我们一家人。有几个常年的“药罐子”相继走进了大法修炼的行列。有一个修炼前曾是村里有名的“骂断街”,自从修炼以后各种疾病全好了,再也不骂人了。整个村里传开了:“我们服了法轮功,连×××都不骂人了。”我们点只有姐妹俩识字,常常是她们轮换读法,大家听。渐渐的,新学员不断进来。学功后女当家的身体好了,精神好了,品德提高了,家里的矛盾常在笑声中化解了,饭有人做了,农活有人干了。我们在大法中比学比修,感到无比幸福。
99年7月20日,邪恶的迫害开始了,谎言、栽赃陷害铺天盖地,整个中国被恐怖笼罩着,我们村也不例外。派出所、乡政府、村长上门骚扰。从此,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连孩子听英语的录音机都被恶警抢走了,那时由于学法不深,没有到认识压指印是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当时,心想只是应付而已。没有了法学,不知怎么修了,心中的痛苦无以言表。2002年夏天,外地功友回家探亲时,我们经过切磋,才知道我们可以利用《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去北京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的实情。在功友的帮助下,我们点先走了两位,我和另一位同修打算后走。没过几天,先走的一位被警察押送回了当地公安局。整个乡一下子沸腾了,乡政府、派出所、村上、家属层层监管在家的大法弟子。公安局的向那位大法弟子的家人勒索了好多钱,家人东借西凑还没凑够。又听家人说,功友被警察打的浑身是伤,不能动弹,功友只对警察说了一句:“我自己想到北京给政府说实话。”恶警们最终也没有找到答案。它们难以置信,一个出了家门连东南西北都辨不清的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怎么到的北京?后来这位功友告诉我是师父的慈悲呵护让她挺过来的。从此以后,我们同所有的大法弟子一样,开始了证实法、讲清真象、救度世人的正法修炼。
我遇到的第一关就是丈夫的大闹。打、骂、哭都有用上了,闹到了从未有过的地步。我毫不犹豫的回答:“大法我坚修到底,我师父传给我们的是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既是家里出色的成员,又是一个修炼人。”最后丈夫写了离婚协议。等到要到乡政府办理的那一天,丈夫说协议丢了,不去了。从那以后,我的家里又成了炼功点,集体学法,互相切磋,丈夫时常给我们做掩护。有时陪我去功友家送经文、资料,有时我们一起去贴真象,闲时给我读法听。丈夫买来了VCD,在我家就可以放真象光盘给村民们看。我们几个功友分头给我村挨家挨户的当面送真象资料。渐渐的,清醒的人们对大法又有了正确的认识。有时为免丈夫担心,功友来家切磋时我打出一念:让他听不见,他果然什么也听不见。有时凌晨到家时丈夫还未睡,就想:让他别吭声,他就什么也不问。这是我在大法中修出的神通。师父讲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真、善、忍大法造就了一切。
我也体会到了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师父就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一次深夜我与一功友在马路上走着,后面来了一辆警车。我赶紧对功友说我们躲一躲,一边说一边我就躲了起来。功友说:“有啥怕的,大路是大家走的,我们这是救人呢!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没什么怕的。”等车过后,我再看功友,看见她整个身体在一个通亮无比的大法轮里。我却在外面。真是有多强的正念,法就显多大的威力。这去掉了我很多的怕心。从这以后,只要我按师父讲的法理做了,心里就踏实,就堂堂正正,那些冲我来的看似凶猛的邪恶就被我的正念给解体了,表现在人这面好象没有办法。学法跟不上时人心就起干扰作用,所以我时常告诫自己,就按法做,决不掺杂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