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见证

【明慧网2004年10月21日】从精神病院，我被送回娘家，当时手脚僵硬，生活不能自理。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这条命捡回来了，至今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头发又长出来了，但满头白发了，脸由黑转为青黄，两只脚板还没有知觉。在我被迫害期间，我孩子遭受的打击很大，经济压力迫使她失学，去打工维持生活，现在十七岁的她还要承担我的生活费。

作为一名被迫害的幸存者，我恳请法官、律师及所有善良的人，为我和仍在承受无名苦难的数千万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让人权、信仰不再被专制者践踏蹂躏，让无辜者不再受牢狱之苦和被屠杀。今天，我把我的见证写出来向所有的人公布。

我叫李永贤，女，43岁，农民，1961年4月26日出生在四川省彭州市隆丰镇西北村，在没修炼之前，我是一个身体极差的人，风湿、胃痛，还有最让人痛苦的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放学跑着回家，右脚大拇趾踢在石头上，当时痛晕过去，从此天天吃药，扎银针，到后来反而脚拇趾萎缩了，每走一步，脚心就痛一下。直到97年幸得大法，才摆脱这一切痛苦，我才真正体会到做人的快乐，修炼的重要。

我元旦节那天看完《转法轮》，晚上就象书中说的那样热得不行，秋衣秋裤全被汗水湿透，而睡在我旁边的女儿一切正常。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书太神奇了，我激动得睡不着觉，只等天亮，请妈教我炼功。更奇的是第三天起床，我的头不能动，让我那九岁的女儿帮我穿毛衣，可奇的是头不能动，但没地方痛，能照常干活，一顿饭做好，不知什么时候头又活动自如。第三天的感受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这是我三十几年来从没体会过的。所以只要我与人接触，都要介绍法轮大法好！

然而没想到，99年7月20日江××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运动，我在这几年的迫害中，四个春节都是在狱中度过。

法轮功教诲我以“真善忍”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要做一个先他后我，最后达到无私无我的好人。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要被“取缔”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要用亲身的体会向中央领导、信访办反映。99年7月20日那天，我到省政府去反映情况，刚走到省政府院坝，两纵队步兵把我和其他人赶了出去，说不在此居住统统出去，我说是来反映情况，这时不知是什么人挤到我面前录了像，说：“还戴着法轮章呢。”就这样等到天黑也不让进去，我只好回家。

一、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

我认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是错误的。中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我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义务，于99年12月30日到北京上访，但上访无门，全被警察非法挡出。我只好去天安门广场表达心声。我双手举起“法轮大法好”的小横幅，高声喊“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以表达我的心愿。立即一边一个便衣将我双手抓住，推向面包车座椅过道，把我面朝地背朝天向车壁碰去，紧接着我身上压了很多人，我差点休克。就这样不法警察把我们劫持到天安门分局。晚上把我们送往各地驻京办，由当地政府、派出所来接。

派出所所长沈兴发把我叫出来就是拳打脚踢，打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耳如雷轰，快站立不稳，驻京办工作人员怕出事，才把我拉屋里去。

过后很久，我张不开嘴，血往肚里吞，腮帮的肉咬掉一寸多长。所长沈兴发、镇长刘延凯勒索我娘家人交出一万六千元钱才放人，不交就送去拘留。就这样2000年新春佳节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中度过。

二、遭任意拘捕，再次上访

2000年春通知我到乡政府去开会，天天逼家里人给我打电话。我到乡政府会议室时已坐满了法轮功学员。派出所所长沈兴发大发雷霆，拍桌子大骂，通通不准炼法轮功，再敢炼抄家、罚款、送劳教，（因我长住成都丈夫家，所以对政府干部、派出所工作人员很陌生）。我仍然坚持要修炼，他们就非法把我送彭州市拘留，还有一位只因和我说句话，也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她告诉我：所有会场学员全都罚了款。

我觉得政府干部这样的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不让人说话，所以2000年12月份我再次去北京上访，被广场便衣塞入警车，载往延庆看守所。

我觉得上访无门，说句公道话也要被抓，所以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这里的警察就把我们衣服脱了，只穿毛衣，鞋拖掉了，只穿一双袜子，逼迫我们在风雪巷道站一排挨冻。那时雪风的声音象狼嚎，吹得我脸象刀刮，嘴是张是合都不知道。

警察坐在空调车里守着我们，看我们冻得不行了，就拉入办公室问，见我们不回答，就打耳光，然后又拉出去冻，冻得不行又拉去烤，就这样反复折磨。

三、感化警察

遭受了几天的折腾，我人虽瘦了，但没有病。一个警察恶狠狠提着我的头发往上扯，我说能解你对法轮功的恨，你就打嘛。他把手松了反而不打了，他说背你师父的洪吟给我们听，我就背了一首《无存》：“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另一个警察说再背，我又背了《做人》给他们听。有几个骂骂咧咧的走了，其余十几个很高兴。

有的问：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说“人是从宇宙空间来的”，是我们变得不好了，不符合那层空间要求标准掉到人类这层来的。他们提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他们。他们都说我们不干这行了，我们也想修炼；我告诉他们，我师父讲“百忙之闲可自修”，不管做哪行，只要把心摆正，明辨是非，就会把事情处理好，你们千万不能干助纣为虐的事，你们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她们都是好人，他们齐声回答：我们知道，所以才不想干这行，以免成为千古罪人。

他们又问谁给钱？你们这么多人上访。我告诉他们：你们看看眼前这些都是老人，妇女，一个个都素不相识，就是为了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用自己亲身受益的体会，证明报纸、电视说的都是谎言；有的走路，有的农村人靠卖鸡蛋存的钱，大法弟子个个都是省吃俭用自费来的；大部分人是冒着被抄家、罚款、株连九族，她们为了什么？她们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全中国人民个个都能有个健康的身体，好的思想。如果法轮功被“铲除”了，那以后的人想学都得坐飞机到外国，那是人人都办得到的吗？请你们千万珍惜这千年不遇、万载难逢的机缘。你们离中央领导信访办近，能把我们的心声反映上去吗？

他们都说愿意，还问我可以到你们四川来作客吗？我说只要你们支持大法，我深表欢迎！有的掏出钱叫我买车票回家，我又给他们讲了师父教导我们的得与失的关系。有个眼圈红了说：不知你们回去还要受多少苦难。

四、第四次被关押，在劳教所遭受各种精神和肉体折磨

我被崇州市警察押送回四川。不法人员非法判我劳教一年半。当年春节我在彭州市看守所度过。

刚到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就是全身脱光检查，每天面向墙壁，鼻子、脚尖抵墙，两手伸直爬壁，如坚持不住动一动身子，一边一个包夹（吸毒犯）就拳打脚踢。每天干警、犹大、杂案十几人轮番上阵轰炸，加之打骂恐吓。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心中记不住大法，是很难承受过去的。就是吃饭也不许坐一下，不准和任何人说一句话，看一眼。晚上手脚肿胀僵硬，不准洗脚，每天就这样16小时站着不许动一下。

为了对人实行精神控制，为了彻底剥夺人的道德和精神信仰，让人们屈服于迫害者的淫威，江××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手段有很多种。每天包夹在耳边念诽谤书、转化录音，还逼我们谈心得写体会，如不服从，就挨包夹的打骂。我拒写三书（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哪怕把手给我宰了也不写，最后包夹没办法，报告队长去，让我蹲小号，强迫坐小凳，不准动，动就打。我每天就在这各种精神和肉体折磨中度过，真是度日如年。

有天楼下开揭批会，不法人员强迫我参加。我站起来抵制，遭一顿毒打。队长经常找我谈话，接触时间长了，对大法有所了解，对大法弟子不那么凶了。这时所上不法人员又要把此队长调到生产科不再管迫害法轮功了，并把我们八队法轮功学员分到七队、九队去。

我被分到九队，队长李琪恶毒的说：我对这些“顽固分子”有的是办法。在盛夏季节，起床就逼迫我们到操场坝晒到晚上十点。我们以前是被关禁闭，现在来个曝晒，脸被晒得火辣辣的痛，双臂密密麻麻是水泡，全身被汗水湿透。晚上水泡痛得不能挨床，我只有默背师父的经文才勉强入睡，天天如此。警察在空调屋里乘凉，有的警察还伤风中暑，而我们在烈日下曝晒却安然无恙。

在劳教所不准我们见亲人、写信、打电话等，与世隔绝。我被超期关押一个月，回家时已面目皆非，成了“黑人”。

五、才出狼窝，又被关入人间地狱洗脑班

回家两天，乡政府610不法人员杨勇等十几人到我家，说你现在没抚养能力，把你孩子送成都丈夫家（丈夫已下岗，婆婆已去世，公公带着每月三百元的生活费住乡下老家），跟我们去趟把孩子户口转了；然后马上又问你还炼不炼功？我说这么好的功法为何不炼？我就讲了北京受冻、楠木寺被晒，你们看我身体没病，难道你们还说法轮功不好？他们说跟我到乡政府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我说不去，它们马上变脸，不去绑去，强行把我送到彭州市洗脑班。

我是一个好人无罪无错，才出狼窝，又被关入人间地狱里，我实在不甘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于是我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然而在中国，法律被不法官员和警察亵渎，我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绝食是我付出极大的痛苦，来以此唤醒被谎言蒙蔽的人。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强行灌食是一种非常残酷的酷刑，被灌的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我来到洗脑班就绝食，天天和这里的工作人员讲法轮功是千古奇冤，你们这些都是被蒙蔽利用的工具。洗脑班头目杨建华扬言：劳教所转化不了你，我们能把你转化。我说我修炼没错，做真善忍的好人没错，为了真理，哪怕付出生命也不足惜！我们在这里炼功背经文被打手看见或被工作人员看见，就要挨打。但我们是修炼人，既要修也得炼，并不惧怕他们的淫威，我们抵制他们念诽谤的书、放诽谤的录像，都会遭到不法人员的毒打。

有一天，不法人员组织跑步，被我拒绝，我绝食十几天了，根本没力气。彭州市秘书长夫人尹显芬说：站起来，面向墙壁，其他法轮功学员全回监室，就用竹杆打我的腿和背，直到竹杆打得粉碎不能用为止，恶徒尹显芬已累得喘不过气，我两腿已紫乌一片带冒血，没一点好肉。他们怕功友看见，把我隔离关入死室，从不开门，每天只从风门看一眼马上关上。

又过几天，她们从风门喊我，声音已很微弱，打手罗科把我拉出去，还有王东、杨建华、尹显芬以及给他们煮饭的厨师等，他们一伙为把我按在椅子上，一边一个抓住我的双手，有的按头，有的摁腮帮，有的拿筷子撬牙，有的捏鼻子，用他们几人喝剩下的茶水灌，使我窒息昏迷过去，等我缓过气来，又把我关入死室。恶徒杨建华说：死了算自杀，死了法轮功当不得一根烂红苕，你死了去找你们乡政府，是他们把你送来的，又不是我到你们家来抓的你。

六、在精神病院被锁在床上十个月

我绝食24天，已是奄奄一息，不能动弹，连声音也没有了。不法人员又把我送彭州市精神病院继续折磨。在精神病院，我们被强行用铁链子把脚锁在床上十个月，血液不流通，脚背痛得发紫；被迫输液几个月，没洗过脸、澡和衣服。偶尔精神病人的家属帮我们用矿泉水瓶子装点凉水擦眼睛和手，试想一个女人几个月不洗脸、澡和衣服有好臭，寒冷的冬天加上铁链子日夜陪伴有好冷。精神压力、肉体摧残导致老年功友王易英精神失常。

身体一天天再垮，而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坚定。我心中只有大法，全靠大法的威力，师父的呵护，自己的毅力才坚持过来。有一天，洗脑班头目杨建华带着人来叫我们按手印，上面写的什么不知道，我们都拒按，他们就强行按，手指象被掰断一样痛。打手王东说：“我看你比江姐还江姐。”

到后期，血管也看不见了，每天要扎三十至四十针才能输上液。我的整个两条腿脚、两只手臂到处在冒血，苦不堪言。后来，我一天只能输一至两瓶，手肿得象包子，每滴一点就象刀割一样疼痛难忍，背象断成两截。多次血液流入输液线，没人管，我身体弱到没力气喊人，小便在床上又睡干。最后一天已没办法输上液，呼吸困难导致休克，没人过问。第二天上班他们才发现我，副院长廖明芬说：我们请示610，610请示省委，明天开始插胃管。

在我呼吸都困难的情况下，我的四肢被捆在床上，铁链子照锁，省610和彭州市610以及洗脑班不法人员有几十人到现场，有的说李永贤全家都炼法轮功，她是彭州市第一个到北京上访的“危险分子”，有的说比江姐还顽固，有的说插不进胃管切喉管，死了也不放。不法人员们就强行按住我的头插管，呼吸更困难了，口水顺脸流到衣服上湿一片，这是深秋及近冬天，护士拉着胃管灌食时，鼻子和胃痛得我直落泪，说话都艰难，又拉血粪，痛得满大汗，扶床晕厥，整个身体象散架一般，无法形容。而且我的头发脱得只剩一绰指头粗。

约过一周，不法人员将胃管抽出时胃管都黑了，大概2002年11月9日吧，开始灌喂猪的玉米糊，直到2003年5月，又把我转到610洗脑班继续迫害。在洗脑班一天灌一次稀饭，一周五次。民以食为天，如果我们没有天大的冤屈，怎么能食物及水都不要哪？加上他们的折磨打骂，我每过一天都是非常艰难的。这次我一个人被关一间，王易英也是被关单间达半年之久，她精神失常后和我关一间。不法人员哄她吃饭就放她，她吃饭后不但不放，又把她和我分开关，在我俩分别关单间时经常遭洗脑班人员打骂。打人者有曹俊平、钱安菊等。

我心里很清楚，活着的这一天，我也在遵循着“真善忍”的标准而做，我不会向谎言和丑恶妥协！我奄奄一息，一天昏过去几次。洗脑班为了推卸责任，想把我送精神病院，说请最好的医生给你检查。医生来了说：“打针吃药也无效了，肌肉已严重萎缩了。”

我只剩皮包骨，脸黑得象锅底，膝盖在水泥床边刮一条口都看见骨头了，却没有一点血，象僵尸一样，只有一口气。因有个功友从洗脑班回去就死了，他们说：你也活不了，送精神病院去。

从精神病院，我被送回娘家，当时手脚僵硬，生活不能自理。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这条命捡回来了，至今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头发又长出来了，但满头白发了，脸由黑转为青黄，两只脚板还没有知觉。在我被迫害期间，我孩子遭受的打击很大，经济压力迫使她失学，去打工维持生活，现在十七岁的她还要承担我的生活费。

作为一名被迫害的幸存者，我恳请法官、律师及所有善良的人，为我和仍在承受无名苦难的数千万法轮功学员申张正义，让人权、信仰不再被专制者践踏蹂躏，让无辜者不再受牢狱之苦和被屠杀。今天，我把我的见证写出来向所有的人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