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师父,亲爱的同修,
当我回顾去年时,我觉得,在我的修炼道路上,在我做正法工作时,我是摇摆着走过来的,有时我做得好,有时我做得不好。这都直接与我对法的理解和与我自身的修炼提高有关。
例如,当我花很少时间去学法时,那么我谈起迫害和真相来,总是苍白无力,不能打动人。而当我读法读得很多时,我的几句话语就可以命中要害,因为我总能马上找到我该说的。
尽管大家早就知道这一点,每次我们还是会惊喜地发现,的确是这样。有时我有些机械地做着证实法的事,就像在做一件常人的工作,也不能起到证实法的作用。在与别的同修相处中,有时也这样。
例如,有一次在欧洲议会,我和一位修炼者去约见一些议员。当我们见到一位官员时,这位修炼者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说起我们此行的目的。他说得很多、很快,也没有停顿,我能看出,那位官员有自己被强迫着听的感觉。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时间很少、我们已经打扰了他。我看到,我们的好的动机在讲真相中几乎达到了相反的效果,那个官员甚至开始产生怀疑。这使我很不安,于是我也对这位同修失去了容忍,在心里抱怨他。当我们离开时,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不久我又遇到一次类似的情况,我和一位同修去找一个官员,那位官员开门见山地说他时间不多。然而我又发现,这个好心的同修讲得太多,因为那位官员又失去了耐心,于是我又不安起来,因为我担心,我们因为说得太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可是,当我再细听这位同修讲话,我发现,他讲这么多是很好的。和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我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我越来越能宽容这位同修的讲真相的方式。我不时地用我的方式插几句话,提醒同修,这位官员的时间不多,但我内心对同修是满怀宽容的。我们的谈话进行得越来越好,那位官员也越来越愿意和我们谈话。我们和他谈迫害谈了很长时间,比我们原先计划的时间长了两倍。
这次经历使我明白了,宽容可以创造一个符合大法的能量场。所以那位官员尽管时间不多,但还是对我们的谈话越来越宽容。只是在谈话后我意识到,这两次谈话在刚一开始时是多么的相像,而通过对同修的宽容,谈话的结果也发生了变化。就像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的:“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地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
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几句话的含义,而在这之前,在几次的大法工作中,我经历了同修之间互相批评抱怨的事情。通过批评别人,在大法工作中我把自己障碍住了,而且这又使我削弱了自己的创造性,现在我认识到,这恰恰是放大我自己宽容心的时候了。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对我而言,修炼者所带的这个和谐的场不是一个表面形式,或者一个外在的事物。我认为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正法中应该负有责任的那些人。我相信,当我们和谐了,民众对法轮功的兴趣也会增加。更准确地说:“我们和谐了,旧势力就失去了捣乱的空间,它们也无法继续阻止人们来了解迫害的真相。”
就像我开始所说的:当我学法、修好自己时,我就能更好地讲清真相。当许多修炼者修好自己、彼此和谐了,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好的影响。最近我从同修的交流中得知,突然间,很多不同的人和组织访问几个同修做的网页。我想,这是因为修炼者正的场把很多障碍清除了,所以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大法。
在一次信息日活动中,我发报纸。有时我变得有些麻木,或者当我的报纸发得好时,我生出了欢喜心。每当这时我发现要报纸的人马上就少了。于是我向内找,发现并去掉这种状态时,要报纸的人立即又多起来了。由此我看到,正确的心态对大法工作多重要啊!调整好心态对大法工作的影响又是如此地立竿见影。我觉得,我们的心决定了常人是否能正确的理解大法。事实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另外的层面上发生,只是从表面上看,好像结果仅仅依赖于我们工作的数量。例如当我们发了几千封信时,我相信,只有当我们心态纯正时,这些信才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我眼里,这心态又和宽容紧密相关。
师父在经文《何为忍》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我想不仅指自己的心性,也指整体的心性。另外师父在经文《无漏》中说:“忍中有舍。”我理解,人有时应该放弃自己的立足点和观点,来倾听别的同修的意见。就像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用不用你的意见,用不用你的办法这并不重要。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你并没有去执著你自己,相反地,你同意了别人,……神可都会看见:你看看,他没有执著的心,他能够这么大度、宽容。……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
每次我倾听别人时,我总会收益非浅。师父在经文《金刚》中说:“其实对于大法的干扰,多来自我们内部”,我相信,宽容将会赶走这些干扰和弱点。
(德国2004年新年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