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31日下午3:30分左右,我抱着刚刚5个半月的孩子,身穿红色羽绒服,拎着一大兜孩子的用品,从天安门广场的地下通道来到广场旗杆附近。我看到广场上到处是游人、便衣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还有由四、五个手持电棍的警察组成的队伍在广场上巡逻。突然在广场草坪的护栏西侧,出现两名大法弟子手持长99米、宽1米左右的黄色横幅,向南北两个方向飞跑,迅速将条幅向两边展开。
广场上所有的人都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只听见“冲啊……冲啊……”的声音,警车也鸣着笛,呼啸奔驰而来,场面十分恐怖。此时“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的喊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广场的上空。瞬间百米横幅展开了,形成了一道壮丽的风景线,金黄色的横幅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壮观。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们死死护着横幅。警察、便衣开始施暴,警棍和拳脚雨点般地向大法弟子们袭来,有的大法弟子顷刻间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昏在地,有的被强行拖上车……。
我目睹了这一悲壮的场景,我的心在激烈的跳动着,我也想飞过去护住横幅,可距离太远。突然一位老人打开手中的小条幅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试图引开抢夺横幅的警察。我也打开准备好的横幅,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那时便衣和武警都在拼命的向大旗方向跑,根本顾不上我们,我喊哑了嗓子。不知过了多久,我手中的条幅被警察抢走了,他们将我的双手拧向后背,我本能的大弯腰,头几乎贴地了(幸好当时用背兜带儿把孩子牢牢地捆在背后),这时我喊了几声“孩子……孩子……”,他们才撒开手,让我站起来。抬头一看,围观的群众已经把我们和警车围个水泄不通。此时,空气仿佛凝固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从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此时的心情。
* 在天安门分局
我是头几车被送到天安门分局的。一时间,我又被一大群穿着不同服装的人团团围住,年龄大小不一,有穿便衣的、有着警装的、有拿警棍的、有扛着摄像机的。有一个警察伪善地说:“你家哪的?咱们像是老乡啊!这孩子多遭罪呀!”我含着泪对他们说:“我抱着5个半月的孩子,千里迢迢来到这儿,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大法好’。这大冬天谁不想在温暖的家里呆着,只是因为我师父与大法遭到迫害,我们才从祖国各地来到北京,只为说一句公道话。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我和我的孩子犯了什么法?”这时拎着摄像机的人走过来,企图给我们娘俩儿录像,我头趴在孩子的背上,录像的人只好走了。围着我的人似乎明白了什么,就渐渐散去了。这时又陆续的绑架来很多大法弟子,男女分开各站一排,面向两边的墙,中间是两排武警。我对武警说:“你们以后可别再打大法弟子啦!真的!”一位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武警说:“我没打,真的没打你们。”不一会儿又换了两排武警,我还是向他们劝善。这时,有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女同修昏倒在地,过来两个武警,分别拽着这位同修的两只胳膊将她拖走了。这时有同修开始带头背诵《论语》和《洪吟》。我发现有特务藏在后面,探听是谁在起头,我马上抱着孩子,站到中间抢着带头背诵,特务看了看我。此时,似乎所有的生命都呼应着,背书声响彻云霄、惊天动地。背着背着,忽然分局的很多小屋里传来噼咧啪啦的打人声,叫骂声:“你说不说?你赶快报姓名,家庭住址……”,紧接着传出同修的惨叫声,我们外面的大法弟子不约而同的齐声高喊:“窒息邪恶、不许打人!……”屋里的打人声、同修的惨叫声消失了。
* 在丰台区留置处
我抱着孩子和一位女同修(她带着5、6岁的女儿)一同被送到丰台区派出所的“留置处”,我们在两个方凳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是2001年的元旦,晚上又送来八个同修,其中有一位怀孕七个月的女同修,还有一位带着刚出生四十天婴儿的女同修。有三位没带孩子的中年女同修,被关在我们同室的铁笼子里。刚出生四十天的婴儿,她的奶粉在她爸爸的兜里,她爸爸被关在其他看守所里,因此无法吃奶。我喂完女儿后,又喂这位婴儿。
怀孕的女同修开始带头背诵《洪吟》。一个管教抱起我女儿,嘴里骂着我们师父,5个月半的女儿平时小手根本不会抓东西,可她拽住管教的头发用力的揪,管教疼的直叫,还说奇怪。我们不停的讲真相,管教才明白了是自己说错了话。后来所有的管教都不骂我们师父了。我抱着孩子被叫到一个屋子里,一个男警察让我说出姓名和家庭住址,我不说。他拿起师父法像倒过来,我制止他,他刚要骂我,我女儿注视着他。警察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再干坏事了,抱起孩子高兴地和她玩了一会儿。后来一个副所长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里说:“我家孩子和你家孩子一般大,你说出你家是哪的,就让你回家。”我说:“你以为我说出姓名就能被送回家?那些当地警察会让我在家伺候孩子吗?孩子刚出生19天时,我家被抄,爱人被无故抓走,伺候我过月子的婆婆当场犯心脏病休克过去了,也没人管。再说了,我和孩子犯了什么法?凭什么抓我到这里?”这位警察很有善念,他听得直流泪,说:“你把孩子包好,别凉着,你回去吧!”第二天,我们就被无条件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