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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大法疾病消失 讲真话屡遭迫害
得法
没修炼法轮功以前，我体质虚弱，血色素长期偏低，有多种慢性疾病：慢性浅表性胃炎、泥沙性胆结石、慢性乙型肝炎、腰椎盘突出、还有风湿痛等等。人干瘦，脸色灰暗焦黄。还经常性感冒，浑身无力。夏天身体发烫像个火炉，冬天四肢冰凉象个冰棒。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到了三十七、八岁眼睛就老花了，四十岁才出头，医生说我的内分泌的数值相当于六十岁老年妇女的，是早衰症状。我寻遍了中国的名医，只要听说什么医疗方法对我治病有好处，我都愿意承受痛苦去尝试，还坚持慢跑、练太极拳等等，收效都不大。
我个性好强，工作起来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是单位的业务骨干。93年我主抓的工作，为单位创造了近百万的利润，年终被评为行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由于主抓项目需要连续不间断地操作，人很疲劳，我病倒了。医生们束手无策，说我身体虚不胜补，只有慢慢静养，适量运动。我只感觉浑身都痛，躺在床上，身体怎么摆放都难受，心里发怵，整天哎哟哎哟地呻吟。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因为我的对手是疾病缠身、自然衰老！
1995年我有缘得到一本《转法轮》，我通宵达旦一口气看完了《转法轮》，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与兴奋，他为我揭开了人类生老病死的千古之谜；告诉了我“真善忍”的修炼大法。我打心眼里决定：我要修炼法轮功。
我最难忘怀的是我第一次能够双盘的那一刻：我在北京出差，白天为业务忙了一天，晚上回到宾馆，心里想：今天非得盘上双盘。说来也奇：我腿硬，但第一次双盘并没有象炼单盘那样双腿的痛楚，我双手结印后，眼泪、清鼻涕、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潸然而下，弄湿了衣襟一大片。我没有哭，但是眼泪却止不住的流，整个人象浮在空气中，又象在母亲温馨的怀抱里。我深切地感受到师父对我的加持，我沐浴在佛光之中，那种幸福与美好是常人体会不到的。
我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以真善忍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走路脚下象安了个弹簧，步履轻盈。什么滋补品，美容护肤品，我统统丢弃不用了，而我脸上的气色却是前所未有的红润光泽，皮肤变得细腻。精力充沛，写起文章来思路敏捷，效率提高。干家务活也变得手脚麻利。所以认识我的人都说法轮功好。
法轮功是一块人间净土，我们集体学法炼功，学员们遵循师嘱，自觉做到不杀生、不贪、不赌、不嫖、不吸毒、不酗酒、不抽烟，自觉纠正自身一切不良的生活习惯，时时事事处处用法轮佛法对照自己，净化心灵，去除各种执著心。我所接触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在不同程度上都收到了道德升华，身体健康的效果。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江泽民在人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给人民、给国家带来灾难的大奸大恶的小丑。它设下“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烟雾、混淆视听的骗局，掩盖它对法轮功坚定者的血腥镇压。它要的“稳定”不是国家社稷的稳定，而是它个人独裁“权位”的稳定。它推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法西斯政策，动用四分之一的国家经济镇压法轮功，经营镇压法轮功的恐怖主义，就是为了维持他由自己的小人妒忌引发的对善良修炼群众的迫害。
江泽民与610歹徒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遭世人的唾弃！
上访被抓
99年4.25以后，我们炼功地——街心小花园被邪恶打破了往日的和谐与宁静，派出所与街道办事处的人员全部出动，扰乱推搡法轮功学员，强行遣散，不准炼功。
1999年7月20日以后，邪恶越来越嚣张，新闻媒体造谣越来越离奇。走出去讲清真相、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我们每个法轮功修炼者责无旁贷。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二步证实大法：第一步广泛地散发真相材料，揭露邪恶。第二步路走出去，与邪恶正面交锋。由于计划周密，我向全国（除台湾）所有省份散发了近五千份（五万张正反两面文字）大法真相材料，由于参与的人少，计划周密，做得非常成功。（中间有些小插曲，不过都是有惊无险。）
走第二步时，我有走出去回不来的思想准备。因为89年“六-四事件”期间，我正好在深圳，看到香港电视播放镇压学生的血腥场面，使我知道江泽民是不惜用无辜者的鲜血来大发淫威的。尽管我们有上访的权利，用的是和平方式，也会被抓、被打、甚至失去生命。
我把手中的项目向领导与同事作了移交。为了不牵连家人，凡是能表明身份的证件与手机等物品，都没有带。只带上自己制作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离开了家，就直奔火车站。
在火车站候车厅给便衣拦下，要我讲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才能放行。哪怎么可能呢！我心一横，一边掏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一边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深入人心！”几个便衣扑上来，把我往车站治安室拖，我就一直反复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原来人声喧闹的候车大厅突然静静的，空气好象都凝固了，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
我去北京的火车票被它们搜到。它们问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我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高德大法，能使人道德升华、身体健康。现在新闻报导严重失真，我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我有责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澄清事实。这没有错！”。他们问我：姓名、年龄、哪里人、家庭住址……。我一概不予理睬。他们急了，拿来摄像机，说让我上电视曝光。我不予配合，他们上来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掐住我的咽喉，一个在我身后掐住我的后脖子，让我不能动。我心如止水，也不挣扎，只是把眼睛闭上，不配合照像，也不配合录像。拿摄像机的人大吼：睁开眼睛！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闭着眼睛微笑着。那人急了，上来把我推翻在地，我看到一只穿着黑皮鞋的脚用力踹我，踢我，把我踢了一个翻身，又踢了一个翻身。我就感到奇怪：刚刚两个人掐我脖子，这个人又踢我，我怎么就没感觉呢？我立刻想到正法口诀。我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尘土，一个字一个字语调不高地说：“你们打我，我不痛。你们痛！”。掐我脖子、掐我咽喉与踢我的人惊恐地望着我，咧着嘴，又晃手又晃脚地露出一副丑态。这时有人说：“队长来了。”这个队长围我转了一圈说：“炼法轮功的。我八十几岁的老妈也炼法轮功，我就是不让她炼，她不就不炼了吗……”。我看了他一眼说：“你不让你八十几岁的老母亲炼法轮功，不等于是要她的命吗！我不屑与你这种不孝的人说话！”这个队长讨个没趣，什么话也没说，灰溜溜地走了……。
我在市看守所里的经历
看守所竟然把关押的人当苦力，让我们做布制出口玩具（有出口英文商标）的针线活。整个制作过程都要用手工缝制。牢头故意刁难我，给我的针比别人短三分之一，还要我完成比别人多得多的活。我这边积压了一大堆活，根本完不成。白天做活大家都坐在铺上，我还有一块地能坐下来缝，到晚上铺上、地下都躺着人，我只有站着缝。手指经常被针扎得鲜血淋淋。我们已经有三天三夜没合眼睡觉了。（大法弟子不应该配合邪恶，我没有做好。）我一直反复默诵《论语》。
单位领导通过关系到看守所来探视我。他们说我瘦得脱形了，说：这哪里是人待的地方！（当时由于层次不够，执著心太重，没有想到应该正念走出看守所，继续护法证实法）。我看到他们的善心，并不是为邪恶当说客来的，我感到很欣慰。因99年7.20以后，我利用汇报工作之便利，经常向总公司与分公司的领导介绍法轮功、讲真相，所以后来单位基本是维护我的。我告诉他们：同牢房关押的还有三位法轮功修炼者，其它都是吸毒、卖淫、小偷、经济犯、还有一个杀人死囚。我们被逼做出口玩具，我已经有72个小时没合眼了。牢房关押了29人，每天晚上有其他犯人轮流值班（二人一班两小时一换），监督法轮功修炼者。铺上要睡23人，过道只有一米宽，地铺宽一米，长二米，要睡四个人。与床铺上相比地铺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床铺上每人只有30公分宽度，只能侧身插进去睡，只能一个姿式，根本无法翻身。我快速地讲着，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只有五分钟时间），管教进来说，快走吧，时间长了我们不好交待。他们让我珍重，叹息着离开了。
快过年了，牢头传达管教的意思：让我们写“悔过书”，说写了就让我们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我对牢头说：到北京上访是国家宪法赋于每个公民的权利，我没有做错。没有什么好写。我根本就不相信，在节日敏感时期，邪恶会放我们回家？！这是利用过年人的观念动摇法轮功修炼者的意志。因撒真相传单而被抓的××写了“悔过书”，中午开饭后出去了，第二天中午开饭前又被带回牢房，放出去时间没有24小时。她说回家拿了几件衣服，到单位呆了三个多小时，其余时间是在派出所拘留室里度过的，当天吃过中午饭她被宣布劳教。邪恶对她一点也没有手软。
在看守所里除了没完没了的针线活，就是看污蔑大法的电视。白天要做出口的玩具，晚上安排所谓“学习”。要求每个人谈改造认识，牢头做记录。我就谈用真善忍要求自己的经历。
在看守所期间审问过二次。（因为恶警二次抄家一无所获，拿不出整我的新材料）。审问的人也没什么东西好再问下去，我就向他们洪法，谈我修炼法轮功的受益经历；谈我面对被抓、被打，如何学法调整自己的情绪不起仇恨心；谈自己在看守所这个特殊环境中，如何帮助那些从来不知道人间还存在真善忍的犯人消除身上的戾气，重新做人；谈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般人很难做到，所表现出来的高尚人品。我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修炼法轮功的结果，法轮大法确实能使人道德升华，身体健康。两位民警连说：“知道，知道，不是你一个这样说，我们听到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也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关进洗脑班
第一次离开看守所时，我所有御寒保暖的衣、被、棉鞋及换洗的内衣全部留给了里面家境困难的人，钱留给了没有家人探视的可怜人。（我以为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从看守所出来，把我一个人转移到一家宾馆，在一个窗户装有铁栏杆的封闭房间继续关押，并且所有的一切费用要我承担：宾馆每天住宿费用160元，要求街道指派一个人，单位派一个人24小时看守我，要我支付这些人每天的人工费用。它们逼我写“保证书”，否则不放人。
第一天来的是街道办事处的两位女主任，她们刚讲了个开头，我不想让诬蔑大法的话说下去，打断了她们的话头，用平静地语气反问她们：你们做转化工作的基点是什么？！她们面面相觑。我估计她们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接说：应该以国家的宪法保障人民的权利为基点，而不应该是精神上折磨、经济上拖垮、肉体上消灭的强权高压手段。我向她们揭露了我在看守所里了解的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事实：超负荷地干活、限制大小便、冬天洗冷水澡、用毛竹片抽打耳光、用高压电棍电击脸、脖子、口腔、胸部、四肢到脚心。还有一位大法弟子因为在狱中高呼“法轮大法好”被扒光衣裤只留胸罩与内裤，人成大字状绑在木板上扔在地上，上面只盖了一床薄薄的被子，关押在黑牢，外面是冰天雪地，室内是滴水成冰啊。我问她们：这是说服教育吗？这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吗？这只能是法斯西暴行！我又说：人要将心比心，如果是你们的兄弟姊妹遭到这样的凌辱，承受这样的酷刑，你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用这种强权手段，对待修炼法轮功的普通老百姓，太过分了！这是对信仰自由的践踏，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也就是对国家宪法的践踏！难道你们就没有恻隐之心吗？迫害修炼真善忍的人难道不正是暴露了某些人的假恶暴吗！假恶暴在全国风行，这难道不是国家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吗？！我的师父要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做一好人，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才是转化的基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存在转化问题，尤其是那些知法犯法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犯罪的人，更需要转化到遵纪守法的立场上来。谁敢说我没有转化，谁敢说我这样的转化认识是错的？这两位街办主任张口结舌，再也没说一句，起身就走了。从此再也没和我照面。
派出所的管段民警要我写“四不”。我就要求他代我向610办公室反映一个问题：把我继续关押，请拿出司法上的手续。不让我工作，断了我的经济来源，还要我支付宾馆房租和看押人员的工费，牵连单位，影响单位正常工作与经济效益。这是谁的主意？公安部有红头文件吗？是哪一级领导的主意？给我一个答复，没有答复，其它的事情免谈。
它们说：法轮功上面是定性的，你不写认识，是回不去的。我说：人要讲一个“理”字，被关押人要支付牢房租金，还要支付看管人的工资，这种作法，从古代画地为牢有司法历史以来，中国司法历史上没有；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司法史上也没有，这种作法，这不是天大的荒谬吗？！那个民警最后竟然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不一样。”我也不客气地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爱国，修真善忍才是社会真正的安定因素，而那些镇压法轮功的人，是腐败的头脑想出腐败的政策，毁坏国家形象，丧失民心，才是真正在背叛国家人民啊！”
我向他们要求：“宾馆的关押费用、不让我炼功，身体老毛病又发的治疗费用，有谁对我负责，这个人是谁？我要他个人承担这些费用，并且要给我一个经过公证的书面承诺。你们能拿得出来吗？”
我这一招还管点用，什么批呀什么抄报纸呀，他们再不提了。十几天除了看守我的人以外，没人来，事情就这样拖着。（后来听说，民警把我的意见与有关腐败的头脑想出腐败的政策的原话，反映到610，610恶棍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下发怒了，责备小民警帮腔。小民警在旁边吓得一句话不敢说。）
宾馆的费用一天天在累积，经济上的负担越来越重。这就是政治流氓江××与祸国殃民的610办公室，从经济上拖垮法轮功修炼者的手段。它们就是以这种阴险、毒辣、无耻的手法，调动家人及单位做它们洗脑工作的帮凶。由于自己执著心太重，承受不了来自亲人的压力和单位领导“好意”的相劝，写了“保证书”，做了大法弟子决不应该做的事。[注]
尽管如此，区610办公室还说我没有写揭批材料，如要求放人，必须街道办的书记、单位领导、我丈夫、弟弟、姐姐等等联名担保，同时家里要交三万元担保金。后来宾馆结账家里支付了三千多元。
从宾馆放出来以后，恶人对我继续监视，限制人身自由。每天要家人陪我到单位上班，下班后，单位要派人送我到家门口，想阻断与我外界的联系。
放出时间不到一个月，派出所又把我带走，说有七、八人指证我有问题没交待。并拿出几个人的照片问我认识不认识，我说不认识。在派出所拘留室连续审问了五个昼夜，说我使市里二百七十多人受牵连。我要他们把话说清楚，不要冤枉人！要他们把指证我的人叫到当面对质。他们拿别人的审问记录在我面前晃，说别人都说了。我要看，他们又不给看，我就不理睬。他们看我不主动说，就讲：××印资料的机子是不是你的，如果你不讲复印机的来源，那么××的麻烦就更大了。我一听，我的事不能让别人担着呀，其实这时已经有些中了邪恶的圈套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说：我是有一台，那是我准备开公司用的。有个朋友公司办事处要用，我就借出去了。现在出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他们左一批人右一批人的连续审问：要我交待机子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时间买的，用机子作了什么，有没有参与策划……。我说：我的事我会承担，我没有做过的事，休想逼我承认！不管怎么审就是这几句话。第五天的上午，让我签拘留书，落款时间却是四天前的日期。它们知法犯法，掩盖非法把我关押在派出所的五个昼夜的事实。（按国家有关规定：派出所只能关押人24小时以内。）
二次进看守所
刚进牢门，牢头对我说，上面有交待要我写揭批。不写不要想出去。我说：我刚来，你知道我姓什么名什么，为什么要我写揭批？牢头说：告诉你，你叫×××，你没来之前，管教就交待下来了，对你就是要严格控制。我立刻就听懂了：这是利用犯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我问她这里要干活吗？她说没有生产任务。我想这次没活干就好。哪里知道晚上睡觉让你受夹击，一面是墙壁，一边是吸毒女睡觉时的突然袭击。不是有人踩着你的头发，就是屁股突然对你一拱，让你的脸突然撞向墙壁，或者是手推你一下，脚踢你一下，这些小动作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发生几起。当时我唯一想到的是学法。一直默背《论语》，把我弄醒了我就接着背《论语》，心境一直保持平和，不气、不怒、不争。她们几乎天天晚上如此，妄想用这种办法摧毁我的意志。晚上不给我睡安生觉，白天不让我闭眼睛，说我闭眼就是炼功，千方百计地挑衅想激怒我。我就是不理睬这些人，心里背着《苦其心志》。（那时要知道发正念就好了，每天可以近距离发正念大量清除邪恶、清除迫害。）
还有几天就关满30天了，牢头（是个经济犯）知道我在牢里是呆不长的，最后几天竟然对我恋恋不舍，要我在牢房放风的一块2平方米不到的小花圃里插一枝月季花。我说，你插一下不就行了，干嘛非要我来插，我可不想在这鬼地方留什么纪念。她竟然叹息着说：我在这里二年了，每年春天我都想多插几枝花，我的手业力太大了，插不活。去年你们法轮功帮助插了一枝活了，你看就是这一枝，长得多好，你帮我插一枝吧。我看她眼里闪动着泪花，是有一份真诚，我说：我知道你有一身的病，又是青光眼、腰椎盘突出，全身关节疼，你活的很苦、很累，你是在以花作为寄托暗喻新生。我告诉你：要想脱离人生的苦海，只有修炼法轮功，道德升华，身体才能获得健康。我接过她手中刚剪下的花枝插入土中。平常凶巴巴的牢头泪水滴在刚入土的花枝上。
过后她惊奇地问我：你怎么知道我的病还有青光眼？我只能告诉她我感觉到的。她给我看她的颈椎、腰椎动过手术留下的刀疤，说一到阴雨天就浑身痛。我告诉她：今后要善待大法弟子，才会有福报。她点点头说：出去以后，我也要炼法轮功。我说：法轮功主要是修心性，从现在开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就是在修炼了。
再进洗脑班
所谓的普法学校，实际上是专门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集中营，铁门、铁窗、铁栏杆的房间（十平米不到）。室内配置了电视机，还安装了摄像探头和高音喇叭。吃喝拉撒抹身用水全部在他们的视线之下。我的床铺是一张2尺5寸的木板床，我太困了，倒下就睡觉了，并且睡得很沉。室内喇叭大放厥词。我却什么也听不到。一连七、八天都是这样。同室功友说我真能睡，问我原来失眠过吗？我说没炼法轮功以前，我是长期失眠，现在不会了。她被关在洗脑班里已经有6个多月了，不给回家。
我能够走出十平米不到房间，就是每天一次出去倒屎尿盆。（这个屎尿盆还让我们出钱买）而且每次都有两人跟着。我手提尿盆，走起路来歪歪倒倒的。同室功友说：你走路怎么歪来歪去的，我说：这个路是斜（邪）的，我是正着走的。一番话把功友说乐了。她以为我是有意的。因为当时路边有攻击大法的黑板报。我这种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后来就觉得天旋地转，脚下站立不稳了，而且吃什么吐什么。它们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用，只要让我炼功，马上就能恢复正常。它们说：不行，要对你负责，有病要到医院去看。（假惺惺都关心啦，不就是这种表面关心文章掩盖下，用软刀子杀人吗？）来了两个人硬把我架上车拖到了医院。
医生问我：你哪儿不舒服？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被他们关了几个月不能回家，现在觉得天旋地转，吃东西就吐，你知道这种症状是无药可治的，我需要的是休息。医生听了这番话，控制不住地大声说：她说的对！是没有什么药好治，她需要的是休息！当时我就感到这位医生还有良知在。它们毫无结果地把我从医院送回来。我坐在床上当着它们的面打坐炼功，它们没敢打扰我，悄悄地退了出去。
与我牵连的几个同修，均被判劳教有三年，二年，一年半的，最长的被判劳改六年。警车吼叫着把他（她）们送往劳教所，我向他（她）们合十，目送他们离去。
轮到我了。法院来了二个人找我谈话。他们做了自我介绍后，我立刻说：非常高兴能见到你们两位。女法院惊讶地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们是在法院工作的呀，你们懂法，你们一定知道：法制社会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必须在法律的监督之下进行，这个高级普法学习班是铁门、铁窗、铁栏杆，室内还有摄像探头，一天24小时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不准我们打电话，割断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这是不折不扣的牢房。把我们这些人拘留在此，没有任何司法手续，这个普法学习班不合法！如果你们认为合法，请问现在是经历那一道司法程序？！这个普法学习班为什么竟能游离于法律的监督之外，“普法”非法！决定办这样的普法学习班的当权者，有没有法律意识与法律常识？！请二位向你们的院长汇报，应该立即纠正这种不法情况。我告他们：我向学校负责人要求请律师为我辩护，他们通知我说上级有文件不允许法律界接法轮功的案子。你们能证实有这样的事吗？这么说，在中国法律的阳光就照不到我们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上了？！我们法轮功修炼者就不受法律的保护？！那么现在中国是法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让我回家，不让我工作，不让我与亲人团聚！这二位法院的人张口结舌，他们低声互语：这样做是不合法的，面露尴尬。搪塞我说：你的情况我们不了解，我们调查一下再谈吧。一句洗脑的词没说出就走了。
它们加强了对我的洗脑力度，让我一个人呆在一个房间，室内的高音喇叭大放厥词。我充耳不闻，我就背诵《论语》。街道办的人一个也没出面，管段民警悄悄告诉我：我的话很有说服力，街道的人不愿意来。洗脑班的所谓书记对我说，跟我谈话，他头痛，感觉脑子不够用、不好使。
它们安排了两批的我根本就不认识的什么退了休的什么区的局长呀，什么外经处的处长呀，来给我洗脑。一来就是三、四个人。我采取的是主动出击的办法，一上来我就说很愿意和你们交朋友，紧接我就介绍我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给他们讲故事：讲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修炼历经苦难与度人的故事；讲耶稣受难故事；讲中国历史上清官遭迫害的故事。话锋再一转说，我现在要是说假话，立刻就能出去，恢复自由。说真话，就会丢工作、就会遭受牢狱之灾。而说真话是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我还告诉他们：现在说真话的法轮功修炼者正在付出血的代价，一个有良知的人能无动于衷吗？！二、三个小时一瞬间就过去了。什么局长、处长的都没挨得上发话，他们说下班时间到，就走了。
后来几次是外经处长手下的人来，他们抱怨说：上边安排他们来，他们不得不来，他们为我讲了不少好话，希望我写认识给他们回去交差。我一时糊涂，又将以前写过的几句话又重复了一次。（因为当时我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给自己修炼的路上留下了污点。）
后来，所谓的校长与书记就亲自找我谈话，继续逼着我写揭批，并数落我的所谓罪状：在洗脑班炼功，对自己借复印机给别人使用问题，没有认识等等。我说：我不能昧着良心谈认识。我做什么样的形体动作健身，还要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吗？健身动作难道有什么阶级性吗，打坐炼功在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没有哪朝代是禁止的，你们就不觉得过分吗，不觉得荒诞吗？！复印机不是非法物品，拥有没有罪。我要求把机子还给我。它们无言以对，反过来说我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说：《转法轮》印在我的头脑中，这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没有妨碍任何人，犯了什么法？！杀了我也没用！后来它们就不理我了。
室内电视三天二头的放被洗脑者痛哭流涕的录相片让我们看，还要让我谈认识。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公安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当初他炼功好几种疾病不翼而飞了，也是他发言给我们讲过的，现在有压力了，受不了了，又反过来这样说，这人有什么意思！”公安楞住了。
因为几次抄家，邪恶一无所获，没有证据。家里人多方奔波，单位领导也多方疏通，说我对省、市直至单位都是有贡献的，联名力保要求放我出来。50多天的洗脑班，家里又支付了三千多元。
回到家后，不久，我丈夫公派出国，照正常规定我可以随行。它们说我“转化”不彻底，我上了公安的黑名单不发给我护照。
每当想到我写的保证，想到还有那么多同修在牢里受煎熬。我心里就很难受，心情浮躁，影响学法和炼功。在邪恶面前，我没有一滴泪，但在家里我会忍不住嚎啕大哭。在我最消沉的时候，我接到了讲真相揭露江泽民罪行的电话录音。我真高兴啊，眼泪止不住地流呀。我骂自己没出息！大家都在讲真相出生入死，无所顾忌。我又干了什么呢，把自己关在家里学法炼功，就能荡尽心灵的灰尘，脱去人的这层壳吗？！能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静静地反思：发现自己思想上有很多不好的因素：有维护常人社会的东西，有旧势力的观念，有怕心，尤其是在出来后，没有继续进行讲真相，思想上存在旧势力的干扰，默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痛定思痛：正是因为自己心不净不纯，旧势力的乱法烂鬼才能钻了我的空子，因为我有漏啊……。
我郑重声明：我写的四不保证与审问、治安处理等相关材料的签字、手印，一律作废！与旧势力彻底划清界线，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出旧势力的阴影。投入到正法洪流中来，不断同化大法，紧跟师父做好三件事：学法炼功、讲清真相、发正念。
法轮功修炼者的讲真相，绝不是在参与人的什么政治，不是什么反政府、反华……等等。这些罪名，恰恰是江泽民与它的“610办公室”恶棍手中挥舞的大棒，用来给维持迫害找借口。我们知道：江××种植仇恨靠的就是谎言，江××维持仇恨靠的就是掩盖，掩盖靠的是阻止法轮功讲真相啊。它们对法轮功信仰坚定者，施以七十多种酷刑，正暴露了它们自己反政府反人民的本质。每一个良知未泯、心存善念的人，都应该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维护真、善、忍。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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