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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中国的第一大谎言
引子
公元2001年1月23日，正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正当千家万户忙着挂灯笼、贴春联，欢欢喜喜迎接新世纪第一个春节的时候”，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突然浓烟四起，烈火熊熊，上演了一出震惊中外、史无前例的火烧活人的大惨剧。一男四女在身上浇上汽油，要惨烈地自焚而死。
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一名女子当场死亡，其余四人身上的烈火在“一分半”之内被尽数扑灭，然后警车“风驰电掣般”将被严重烧伤的四人送往“急救中心”……
两个小时之内，“党的喉舌”新华社即向全世界发布英文消息，称五名“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同日，位于纽约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表声明，指新华社的自焚报道“栽赃陷害”。
在天安门广场上集体“自焚”并当场死掉一人，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本身就是一条爆炸性特大新闻；而在事发之后如此短暂、根本就不可能进行调查的时间之内，新华社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即分别信誓旦旦地肯定和否定了“自焚者”的法轮功学员身份一事，又为这一事件平添了厚厚的疑云。他们双方各自的依据是什么？“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又怎样？不是法轮功学员又怎样？难道“自焚者”的身份比“自焚”本身还要要紧？
“自焚”之“必要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不得不从九年前开始说起。
1992年5月13日，在如雨后春笋般地从中国大地冒出来的多达几千种的各式各样的气功当中，一种名不见经传的“法轮功”也开始在长春传授了。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大约有200多人。
接下来的两年多里，共有54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全国各地举行，参加人数大约在十万以内。
95年起，法轮功停止了学习班的开设，但许多参加过学习班的人开始在公园里炼功，自己拎着录音机建起了炼功点，义务教任何愿意来学的人炼。
令人不曾想到的是，在许多种气功以跟它们出现时同样迅速的速度销声匿迹、好多气功师再办学习班都很难招到人的时候，法轮功却异军突起，在短短几年之中仅仅通过那些自发建起来的炼功点就吸引了七千万到一亿之众的人来学炼。
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个一党专制、党要牢牢控制一切的社会，这样大的一个人群岂能不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作为非民主选举、踏着镇压“六四”的鲜血而上台的独裁者，有的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宝座不稳。这么多人在炼同一种功，他们要干什么？
1997年起，公安部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国范围内的秘密调查。许多公安人员装作要学法轮功的样子“打入”了法轮功的“内部”，一边跟着炼功，一边明察暗访，看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然而全国范围的调查所搜集到的情报都是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除了炼功很投入、向别人介绍法轮功很热心、遇到事情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向内找”、“修心性”、“重德”以外，没有任何“劣迹”和“问题”。
不仅如此，一些“打入”法轮功“内部”的公安人员一来二去的还真的变成了法轮功的修炼者。据说这样的现象更加大了某些人的恐慌，于是“搜集证据”和“舆论工具”的“旁敲侧击”一直没有停止，直至1999年动用到了中科院院士级别的人物来写文章攻击法轮功，并因此导致了天津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的被捕及99年4月25日北京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
一无口号，二无标语的万人大上访虽然因为人数的惊人而引起了海外媒体的一片惊呼和猜测，然而在总理亲自出面接待的情况下却在当天就有了还算不错的结局：被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得到了释放，万余名上访者秩序井然地安静离去。海外媒体在将此事炒得火热之后又盛赞“4.25”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以及“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先河。
一件本来可以就此划上完美句号的事情却在当天晚上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故。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模仿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手法，以个人名义亲自写了一封致政治局常委的信，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并在会议上公开斥责朱镕基“糊涂”，说“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
三个月以后，一场史无前例的镇压开始了。全国所有炼功点的“骨干人物”被“一网打尽”，电台、电视台、报纸开足马力，二十四小时轰炸式地批判，流传了七年多的法轮功一夜之间变得“罪大恶极”，电视画面上，成堆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在熊熊烈火或碾压机下被“消灭殆尽”，中共中央“不准共产党员修炼法轮大法”通令、公安部“六禁止”通令、民政部“取缔”通令、共青团通令……等等，一道一道地下发。多年的“运动”中积攒的一套驾轻就熟地使将出来，哪一个中国老百姓不明白党决心在三个月之内就将法轮功灭得干干净净？
然而，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一个据说主要是由想祛病健身的退休老头老太太组成的炼功团体在史无前例的镇压中却有了史无前例的惊人表现。从镇压令宣布的头一天起，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炼功人便开始走向北京和各地方政府部门上访。后来许多信访办干脆将“信访办”的牌子摘了，将上访的来一个抓一个，但上访的还是没完。
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上访无门的人开始到天安门广场继续“上访”：炼功、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好几千。据新华社报道，镇压之后一年多的2000年国庆节，警方用了整整四十多分钟才将广场上的法轮功学员抓个干净。
在八十年“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上，党什么时候遇到过将一种人“斗争”不下去的时候？十来年前的“六四”，上街游行的人最多的时候能达到一天一百万，坦克一进城、机关枪一扫射，还有谁再敢说个“不”字？就包括所有的“西方列强”，不也是过了没多长时间又照样跟中国恢复了一切正常往来吗？
史无前例的镇压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困境。镇压后的第一天，加拿大即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抗议信，谴责镇压法轮功；第五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三个多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的决议案；人权组织和国际舆论也时不时对镇压表示强烈愤慨；中国老百姓，包括许多具体参与镇压的警察都怨声载道，觉得这一场耗时耗力的镇压实在是师出无名。报纸电台虽然仍然一天天“邪教”、“邪教”地喊，但这空泛的口号已经让许多人厌倦不已……
终于，“自焚”发生了！12岁的懵懂女童，19岁的花样少女，听信“妖言”，在“愚昧”的“邪火”中“点燃自己”，为了“升天”而被烧成了黑炭，满脸燎泡的女童痛苦地一声声喊着“妈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伸着被烧得只剩半截的手念念不忘要去“天国”……
这样的悲惨镜头一经播出，国民一片愤怒，已经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宣传机器再次全力开动，各色各样的人等争先恐后地在电视里义愤填膺地“声讨”法轮功，再时不时再插上一两个触目惊心的“自焚”恐怖镜头……于是“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很“自然”、又很“自觉”地接受了新华社关于“自焚”事件报道中的最后结论：“如果没有‘法轮功’，如果不相信邪教，这些无辜的人们、这些天真的孩子怎么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
──谁还能说党不“英明、伟大、正确”？！……
至此，我想我们已经能够回答引子里提到的问题了：“自焚”者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对于镇压者和被镇压者确实都非常重要。是，就说明“镇压有理”，或至少能让更多人相信“镇压有理”；不是，那无论是“自焚”者还是因“自焚”而变得处境更糟的被镇压一方就更冤了。
在国内媒体的一片“声讨”之声中，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出面接受采访、发表声明，反复强调法轮功有明文规定，不能杀生、不能自杀，绝不会号召成员去“自焚”，而且炼法轮功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入会”程序，只说你按法轮功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就算是炼法轮功的，没有做到就不算，哪怕你天天做动作，所以海外法轮功一听“自焚”立即就知道这些人是冒牌货；
他们苦苦地解释着，然而这些说法听来却似乎不象“自焚”的恐怖镜头那样“真实可信”；同情法轮功的人士则表态说如果人民已经被逼得去“自焚”，只能说明政府应该反过头来检讨自己的政策。
不过，这些声音国内的百姓是听不到的，新一轮“反法”宣传只管如火如荼地进行。不管怎么说，死了人总是真的，“自焚”总是真的，只希望幸存者能保住性命，只希望不要再有新的悲剧发生，只希望法轮功“痴迷者”能早日清醒……
“自焚”之后续故事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自焚”后的第二天，海外网站就有人撰文称：天安门“自焚”与十年前的小说《黄祸》第二章中的情节有惊人相似。小说中安全部买通绝症病人制造自焚事件以便为镇压制造借口：
……
只剩下一件事有人说过，至今没有人做——自焚。
自焚不像绝食可以当面绝，背后吃。汽油一燃起来就要经受里里外外每个细胞每根神经每滴鲜血燃烧的过程。在这个利润的时代，这种没有一丝赚头的残酷献身几乎不可能想象。然而公安部长的想象力却不那么悲观。他确实找到了一个，而且通知了外国记者，让他们带着所有记录和传播的工具，赶到天安门广场。……
“她来了。”公安部长的声音喜忧参半……
她是个癌病患者。两个乳房被挖得干干净净。未婚夫吓跑了。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医生断言她只有半年好活。她等不及，自杀过两次，都被家里人及时发现，硬救她活过来。打着“人阵”招牌的公安部人员许诺，只要她用自焚的方式死，就给她家三百万元钱……
“六四…… ”姑娘颤声张开黑洞洞的嘴。交易规定她必须在点火前喊出口号，以证实她是为“六四”翻案而不是为别的事自焚。她背了无数遍拟好的口号，到头来还是没记住。“……翻案……”只出来两个词。
好在也够了。火苗从打火机上窜出。那是事先一试再试绝对保证一打就着的防风打火机。然而就在火苗窜出的同时，一只巨手已经抓住了打火机。陆浩然（注：小说中中共当局的最高层人物）几乎要喊出声来，功亏一篑！火苗没接触到汽油，姑娘没有被点燃。另两个大汉已经抓住她的身体。她再挣扎也敌不过三头大猩猩。何况她半点挣扎的意思也没有，一动不动。全部过程只有零点几秒。打火机眼看着进了大汉的手。突然轰地一亮，姑娘化做一团爆发的火球。三个大汉被弹射的火焰扑面打翻。火团中发出一声姑娘凄厉的长叫，如同野兽，只分辨出其中两个字：“……骗——我——”她像飓风一样扑向广场人群。
需要顺便提一句的是，已经畅销十年的《黄祸》在“天安门自焚”之后不久就在中国大陆被“取缔”了──“自焚”制造者之“此地无银三百两”由此也可见一斑。
接下来的几天里，海外媒体连续发布了从中央台“自焚”录像和新华社报道中发现的“三大疑点”、“七大疑点”、“十大疑点”，包括：
1、警察先到位然后自焚者才开始点火；
2、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从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火毯？
3、“自焚”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最近的拍摄距离离“自焚”现场不到二十米。若非事先安排，岂能如此完备？
4、新华社对于敏感新闻的发稿向来需要经过多次审稿，但这次两小时内就发了英文稿，动作快得令人起疑；
5、“自焚”的“王进东”全身烧得漆黑，却能声如洪钟地坐在地上喊口号；
6、“自焚”中严重烧伤的12岁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割开后很快就能唱歌，完全不合医学常理；
……
十二天以后，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报道《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里面公布了菲力普。P.潘（Philip P. Pan）深入“自焚”中当场死去的刘春玲生前所在城市河南开封调查后所得的惊世事实：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很快地，海外法轮功成员从中央台的“自焚”录像中发现了若干漏洞，其中最明显的是，电视录像清清楚楚地显示：“自焚”发生的时候，刘春玲的脑后结结实实挨了一闷棍，然后她才应声倒地……与其说她是被烧死的，不如说她是被打死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更是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称：“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
据说这份声明公布后，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噤若寒蝉，连抵赖的机会都放弃了。
“自焚”事件两周年，刚刚成立两天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便宣布将“天安门自焚”列为其第一个追查对象并公布了第一批取证人名单；四个多月以后，该组织公布了委托台湾大学语音实验室对中央台《焦点访谈》节目中前后出过三次的“自焚”幸存者“王进东”的语音鉴定报告，结果证明三次出现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自焚”背后之史无前例
也许，到此为止，对于“自焚”是真是伪已经不需要再作什么讨论了。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我党制造个把谣言和惨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天安门自焚”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新世纪第一红朝谎言，是因为它所掩盖的这场迫害之惨烈以及被迫害者在迫害之中的表现之壮烈都是空前的；迫害与反迫害所挑战到的社会伦理、社会道德和社会体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而法轮功问题的进一步处理方式甚至有可能关系到整个中共政党和政权的存亡问题。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导，迄今为止，能通过民间途径被证实的迫害致死案例已达791起，而据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高达1600多人。被关押人次超过10万，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四年多来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迫害中家破人亡、为逃避迫害而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者更是数不胜数。
仅仅是这些数字听起来就已经够惊人的了，但这一场迫害之惨烈并不停留于这些表面数字，而更在于迫害中所使用手法之残忍和反人道、反人类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境地。
一般人认为，坐牢、失去自由就已经够悲惨了；但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悲剧却不仅限于此。他们的坐牢与其他人坐牢所不同的是，其他的人坐牢时，所失去的只是人身的自由，而法轮功学员被送进牢房的目的却只有一个：改造思想、放弃修炼法轮功。
在国内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传到海外的不足冰山一角的迫害实例中，我们会读到太多的恐怖故事：电刑、站刑、坐刑、火刑、跪刑、铐刑、注射精神药物刑、放狼狗、毒蛇和蝎子咬刑、新时期炮烙刑、细菌刑、吊刑、灌辣椒水刑、灌屎灌尿刑、月经纸塞嘴刑、当众强奸刑、十五天十五夜不许睡觉刑、电棍插入阴道放电刑、四把牙刷绑在一起毛面朝外插入阴道用手搓转刑……
“日本鬼子”和纳粹分子都不曾对自己的人民使过的惨无人道的酷刑每天都在用人民的血汗钱建起来的监狱、劳教所、拘留所里“和风细雨”般地悄悄进行着，直至将活人逼死，或把逼不死的人逼疯……
也许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这一切，但只迷信于暴力的镇压者却认为只要加大“打击”的力度，就一定能将被镇压者征服。在手握着整部国家的强大机器和所有国家资源的时候，这多么年想打倒谁会做不到？
但这一次确实遇到了意外。独裁者所不能理解和相信的是，存乎于人心的精神力量之顽强和强大是任何强制机器都不能比拟的。
在铺天盖地的谣言攻势和所有的监狱都张开大嘴的时候，手无寸铁，除了自己以外一无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曾经显得那么被动无助；而且他们还显得那么“天真”，执拗地认为镇压的发起仅仅是因为政府不了解法轮功，于是选择了上访这个途径，想向政府“反映情况”，却发现信访局的门口蹲满了警察，来一个抓一个，有去无回。
于是，不知从哪天起，法轮功学员的“讲清真相”变成了面向民众，方式是自制传单、VCD光盘、标语等在公共场合张贴或散发。这种“讲清真相”中所蕴涵的艰辛和惊心动魄也不是许多人能够想象的。制作传单的大多是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被卡断了脖子，而自掏腰包制作材料的结果面临的可能是警察的当场射杀。
在追踪和反追踪中，数不清的秘密“资料点”遍地开花地运转着，有的资料点一个点所制作的传单就达到了百万份之多；“资料点”被破获后被处以十几年重刑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多；而特别要提及的是，曾被当局用来栽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到头来却变成了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的最有力工具。大名鼎鼎的光盘刻录软件“Nero Burning Rom”（尼禄焚烧罗马）问世以后，个人使用它刻录得最多的光盘既不是大腕歌星的专辑，也不是好莱坞的热门电影，而是数以千万计的“天安门自焚案真相”VCD；冒着杀头危险插播有线电视节目的法轮功学员所播放的影片中，必定也有《是“自焚”还是骗局》！……
也许冥冥之中确有某种应该让人类敬畏的因素。古罗马的暴君尼禄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信仰基督的人，使基督教遭受了早期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迫害。许多年以后，当历史翻过那一页，人们才意识到，“Nero Burning Rome”（尼禄火烧罗马城）的那一刻，正是罗马帝国的盛衰之交；那一刻起，凯撒的罗马便灭亡了，便成了殉道者的罗马。而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了21世纪，与新版“Nero Burning Rom”（尼禄焚烧罗马）──“天安门自焚”这个新世纪第一红朝谎言相关联的一切却还没有结束。
红朝谎言难以为继
对法轮功的迫害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基础。面对谎言与虐杀，每个人在道义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政治体系。当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而将整个国家拖入一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针对上亿修炼人众的迫害、又因恐惧着迫害的后果而甘冒骂名死不下台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政治危机和政治风险正因新旧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日益加剧；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经济体系。为维持这场大规模的迫害，四分之一的国力被投了进去。当国民经济已经因为官僚腐败、金融黑洞、银行呆坏帐、巨额财政赤字、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信用危机、统计数据造假、国有企业全面破产、城镇农村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空前扩大而危机四伏、千疮百孔之时，因维持镇压而造成的财力上的难以为继随时都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使之全面崩盘；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法制体系。当专为镇压法轮功而成立的新时期“中央文革小组” ──“610办公室”凌驾于党、政、公、检、法、司之上，以口头传达、看过即烧的“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代替法律的时候，当身披警皮的“人民警察”们在“转化率”的逼迫下“合法”地干着土匪都干不出的残忍之事的时候，整个国家又回到了靠特务和恐怖统治的无法无天时代。为给法轮功学员腾地方，真正的罪犯被释放回社会，全国公安、劳教、监狱系统的警察长时间超负荷运转，都已经被迫害拖得精疲力竭，而不再有精力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新闻体系。当整个新闻界再次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样充当打手和帮凶的时候，新闻界的良心、职业道德、新闻自由根本无从说起。本应由新闻从业者担当的报导事实、揭露不公的任务却正由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替他们承担；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小学生都被裹胁进了反法轮功“运动”、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被放进高考题的时候，“为人师表”、“百年树人”的教育界所扮演的角色令人担忧；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文化体系。当文人、艺人们为政治任务拍出完全颠倒是非黑白、为刽子手镀金、为酷刑残杀喝彩的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人们会再一次质问，中国的文化界、艺术界还有没有拥有独立人格和良心道德的可能；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价值体系。当“真善忍”被宣布为“非法”，当嗜血的杀手将民众用暴力征服一部分，用利益收买一部分人，用谎言欺骗一部分，用粉饰的太平麻醉一部分的时候，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体系正在被连根掘断，“舍生取义”、“邪不压正”的信念正在被“有奶便是娘”取代。在共产主义全面破产的今天，整个民族将信奉什么？
迫害挑战了“一国两制”和“和平统一”。引发香港回归七周年纪念日50万人大游行及香港政治风暴的23条立法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与大陆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的法轮功活动让镇压者丢尽了脸面，已经成了江某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一日不拔就看着难受，而承认“一国两制”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向每日里来自大陆的川流不息的旅游者发放揭露迫害中的谎言的材料，包括播放“自焚”疑点分析的录像影片。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呢？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从镇压之初的五千多人增加到今天的三十多万。已经充分拥有了信仰自由和实现了民主选举的台湾民众愿意投入那充满了血腥之气的“祖国”的怀抱吗？这也很让人怀疑；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镇压伊始，美国、加拿大等政府便纷纷表态谴责镇压，“国际特赦”等著名人权组织更是因江氏迫害法轮功等罪行连续几年将之评选为“人权恶棍”。为躲避前来抗议镇压的法轮功学员和其它团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主席”外访时却不得不丢人现眼地从垃圾道出入下塌之处。最要命的是，镇压进行到两年多时，法轮功学员开始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将包括江泽民在内的9名中共高官和“610办公室”告上了国际法庭，并已得到国际顶级人权大律师的支持和帮助。成立类似于二战以后专审纳粹战犯的特别国际法庭来对江氏的罪行展开审判的呼声日高，“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成立在即，“独裁者最坏的梦魇”──被押上正义法庭，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街头剧频频在各国上演……当初为了说服世界中国已与世界“接轨”而签下的一个个国际条约今日也变成了“独裁者最坏的梦魇”：按照这些条约，江氏及其追随者足够一千次地被押上法庭。为了“死要面子”，江氏号称“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起诉案的继续，中国司法部也公然违背海牙公约，不敢履行将法院传票送达至被起诉于美国法庭的中国国安部、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等，还以为国际社会跟中国一样，“法律”可以跟着“政策”走呢。种种“驼鸟政策”不但让国际法律界嗤之以鼻，也让国际社会不得不质疑，中国有没有走出“文革时代”；
……
迫害中尽失的民心就不用说了。如果新一届政府没有勇气和果敢与江氏的错误决定彻底决裂而结束这场荒唐的迫害的话，那么随着新世纪第一红朝谎言及红朝建政以来的无数谎言被一个一个地揭穿，由谎言支撑、靠谎言统治的红朝体制也将难以为继。
（原载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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