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上访讲真话而被多次非法关押的遭遇

【明慧网2003年8月1日】我是在98年正月初一有幸得法轮大法的。在修炼前一身病：神经性头痛、神经衰弱、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脊椎、颈椎、腰椎常年疼痛得睡不着觉、坐立不安，真是苦不堪言。正如老人所说，一身骨头没有一点好地方。家庭又困难，看病又看不起，只能挨着。由于病痛的折磨，我整天心烦意乱，经常和妻子打仗，有时真的觉得生不如死，经常借酒消愁。就是这样一个人，修炼法轮大法后，在短期内无病一身轻，家庭也和睦了，大人孩子都有了欢声笑语。可是面对这样的好功法，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嫉，从1999年7.20开始，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好人的浩劫。

在99年7月4日晚上我去炼功点集体学法时，发现辅导员不在，同修告诉说天津又开始抓人了，辅导员和一些同修进京上访去了。我听后心里非常着急，当时只有一念：我也要去进京上访，证实大法，为同修鸣冤，救出同修。因没有钱当天晚上没有走，第二天去单位预支500元钱就去了北京。大约晚上9点多钟在天安门与中南海之间被恶警抓捕，当时把我送到一个警车上，警车上已有好几个大法弟子，10点多钟后把我们送到离天安门很远的一个体育场内。当时体育场内已有上千名大法弟子，体育场内戒备森严，按地区分开由警察轮班圈起来看管。午夜后两点多钟，用车把所有大法弟子送往各地，不上车的就遭到恶警的毒打。第四天我由当地公安局接回，在办事处又有办事处和局为两级官员对我施压、谩骂、侮辱，又找到我的父亲、兄弟等亲人逼迫他们做我的工作。最后在胁迫下，我由于执著心没放，写了保证才放我回家。

同年11月我又一次去北京上访，可到了北京后自己又不知如何做，就想等大法弟子多了一起证实法。可我在天安门和中南海转了一天也没有碰到一个大法弟子。天又整整下了一天的小雨雪，我穿的皮衣也湿透了。下午3点半多钟我想，算了，先回去吧以后再说。当走到广场中间时，忽然闪过一念，我来干什么来了？难道就是我自己就不用证实法了吗？就这样一想顿感自己顶天立地，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一样。我想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在中南海，所以我又回到了中南海，直接走过去和大门值班人员说：我是学法轮功的，请你给通禀一下，我是来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来了。那人用手一指大门左侧说：你去找他们吧，这事我们不管。我一看那里停着一辆依维柯，还有好几个警察。我说了一声谢谢，就直接过去找警察，他们说这事我们不管，你去国家信访办公室吧，我问他们信访办怎么走，他们和我说坐哪路车到什么地方下车然后再怎么走。我就按他们指的方向去了，一直到了很晚很晚也没找到，我就到前门住下。

第二天我又去找，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后来遇到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一问老人说你跟我走就行了。到了信访办一看，通道两边有好多人，我以为都是来上访的，（因为穿的都是便衣）以后才知道都是各地驻京办的人专门在那里等着抓自己本地法轮功学员的。这时才知道我昨天为什么找不到信访办，他们把信访办弄在一个很深的小巷子里的一个见不得人的地方。我刚到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好几个人围起来，问你是不是为法轮功来的，我说“是”，其中两个人就神神秘秘的拉着我走，直接把我送到一个警车上。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地区驻京办的人。他们把我送到驻京办事处，把我和另一个同修用手铐子铐在一起坐在水泥地上关了好几天。后来他们通知当地来人把我接回，去接我的人心也非常黑，一共去了三个人，旅差费就接近五千元人民币。（其中把去北京旅游、请客、送礼等钱也算在内了。）

回来后把我关在派出所里预审好几天，又照相又按手印，还要照相费50元。后来把我送到办事处关了好多天，其中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女同修。在关押期间公安局的去审我，审我的人更邪恶，叫我长时间的罚蹲不让动地方。办事处叫居委会每天抽调四个人看着我们，白天两女办事处人员、晚上两男人，他们每天每人50元都从我们身上出。后来把那位女同修转到党校去了，政法委书记把我带到顶楼说送我个地方“享受享受”。我到那儿一看那里已关了好多大法弟子。那是个废旧的会议室，窗玻璃都打碎了，非常的冷。有的邪恶政府人员还取笑我们说：这里风凉得够不够，我看还不够劲。他随手就打开电风扇。就这样的恶劣环境又关了我们好多天。之后转走了一些人，只剩下我们十几个人了。后来我也被不停地转地方，每转一个地方关多少天我都记不清了。

有一天晚上又把我们转到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家属院内的一个底楼，常年不住人的一个空房子里，在各地派出所里抽调一些小青年来管我们。这些小青年被江氏邪恶集团谎言欺骗毒害得很深，所以也都很邪恶。让我们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不让我们睡觉。有的法轮功学员向他们洪法讲真相，他们不但听不进去，还叫我们全部脱掉鞋站在水泥地上。一个女同修给他们洪法，炼功，他们把这位女同修毒打了一顿。再后来又把我们在一天晚上转送到一个医院的破旧房子里秘密关押起来。一到地方首先把每个学员的棉衣全部脱掉，房子的门窗都没有玻璃，有的有玻璃的也被他们打碎了，而且还把精进的大法学员房间的水泥地上泼上水。不让学法、不让炼功。我在里面炼功他们就又是砸门，又是嚎叫、谩骂等。每顿饭只给一小片馒头和一小片咸菜、一点点凉水。有的不法官员把子女结婚时吃剩的馒头也拿来卖钱，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分给我们，馒头放在冰箱里也不知有多长时间了，在寒冬腊月带着冰碴给我们吃。就这样的生活标准连看管费每人每月先交一千元人民币。有的学员因炼功，被恶人把仅有的毛衣也脱了，拉到外面站在雪地里一冻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我在高压下被逼迫违心写了保证，交了12000元钱才放回家过年（在二零零零年底已写了严正声明违心写的所谓“保证”作废）。

后来我一直在做着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事，后来被一个叛徒犹大告密，从那以后直至现在我为躲避迫害，被迫一直流离失所。恶人经常到处找我、张贴照片通缉我，巡警大队副大队长亲自在我家蹲坑，恶警经常上我家去骚扰我家人。他们用歪理欺骗我妻子，还挑拨她到处找我和我打离婚。它们还无耻地说宁可把我送进去关个三年两年的也不叫我流离失所，美其名曰：是为了“教育”我。真是什么卑鄙邪恶的手段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