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如晴天霹雳,打破了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一时间电视上疯狂地诽谤大法与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恶警对大法弟子又抓、又打、又押、又判……,大有天塌之势。乡派出所不断到我家骚扰,让交书,不许炼功,逼写“不炼”的保证。当时真被搅得晕头转向,后来才慢慢明白过来,我们按“真善忍”做事,有什么错?一点儿也不理解所谓“上边”的决策。于99年10月20日左右,我们几个同修抱着对政府的信任,抱着政府能倾听民声,为民作主的美好愿望,依然进京上访,去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去如实反映一下我们每个人学炼法轮功后的受益情况,不料在心中向往的天安门被恶警不由分说带到天安门分局,到那一看,屋里关满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大家在一起背《论语》等经文,那坦坦荡荡的庄严场面,令人感动,恶警捂着耳朵说:“别背了,我听不了。”其实是正的压倒一切邪的。后来我们被分留到各个驻京办事处,邪恶怕我们走脱,用手铐将我们铐住。回到当地才发现拘留所已非法关押了100多同修,恶警非法拘留30天后,还逼着写什么“保证书”,遭拒绝后竟向家人勒索3000元押金,说是怕再进京上访。
2000年4月23日,我和老伴、两个女儿与另外两个同修,一行6人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纯善之心,再次进京上访反映民情,不承想被举报,在北京刚出检票口没几步,就被等候在那儿的恶人劫持回来了,并没收了我们随身带的钱,又被非法关入当地拘留所。拘留期间,恶警看我们一家四口,影响比较大,就唆使在马三家被它们骗得邪悟的人来给我们一家四口洗脑,失败后,邪悟者气得直骂。关押我们一个月后,它们又无耻地向家人勒索每人1000元,不交不放人。回家没呆几天,恶警又上门将我和老伴胁迫到乡派出所,非法关押40多天,我们时时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周围的人都知道学大法的是好人,只是弄不明白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被镇压,敢怒不敢言。乡政法委书记不断来喝斥、吓唬我俩,还将我们关进一个空屋,屋里虽有一张床,但不许睡觉,逼我们坐板凳,每人每天交9元伙食费,又逼我们写保证书,遭拒绝后,它们又耍新花招,将我儿子从上海搬回来,又是威胁、恐吓,又是引诱、哄骗,当时怕儿子失去工作,违心写了“保证书”,还被勒索了2000元罚金,一直到过2000年7月20日以后才放我们回家,其实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的。[注]
由于恶人经常上门骚扰,使我们家无宁日,完全没有了正常生活。无奈,2001年10月,我和老伴搬迁,乡派出所想方设法打探到我们住所,从此不得安宁,经常上门“关心”,怕我们进京上访。
2002年4月左右,乡派出所与政法委书记又来让我们写保证,不写就办班,后来又来了两辆车,十几个人,它们在公共汽车站刚好看到我80多岁的老父亲(当时父亲串门回来刚想坐车回家),政法委书记伙同其他人竟将年迈的父亲围住,连哄带骗地将我父亲带来要挟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十几个人两辆车强行将我老伴送入邪恶的洗脑班。
2002年5月23日晚上,政法委书记与乡派出所所长又与外乡邪恶一块开两辆车来,企图绑架我与二女儿(当时女儿不在家),并围攻我住的楼,又疯狂地敲门,惊动了四邻五舍,我不想让它们抓进去迫害,最后被逼无奈,从四楼跳了下去,昏迷不醒,邪恶见势不妙,怕担责任,灰溜溜地开车跑了。我被送入医院,昏迷5天5夜,情况危险,手术后我才苏醒,经诊断:盆骨、左肩都有裂纹,左脚后跟粉碎性骨折,右大腿骨折,左眼歪斜,浑身疼痛,住院19天,花去25000多元,被邪恶迫害得一贫如洗,无法正常生活。这一切使我怀念99年7月20日之前自由学法炼功的美好时光,更使我坚信大法,看清了邪恶的恶霸嘴脸。
身体上的承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精神上的折磨和压抑,生活上的颠沛流离,并没有使我们全家屈服,反而更坚定了这颗修炼大法的心,我们依然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也不记恨那些因不明真相而参与迫害我们的每个人,只希望他们能赶紧悬崖勒马,尽快觉悟,给自己留条改过的后路。
大法在我们全家人心里已深深扎下了根,溶进了我们的血液里,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信仰“真善忍”这颗坚如磐石的心,谁也阻止不了我们去向被恶毒谎言蒙蔽的广大民众讲大法真相,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修炼的步伐,我们大法弟子的明天是绝对光明的!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