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劳教所遭受的折磨和苦役

【明慧网2003年4月18日】2001年1月我去天安门证实大法，被抓后送往北京海淀看守所，被恶警张×同时用二根电棍击打全身。后来被送到上海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后，于2001年3月被送到上海第一劳教所（大丰农场）二大队一中队（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中队，以下简称“专管中队”）。

刚到劳教所期间，每天被强迫洗脑，强迫军训，每天在房间内长跑达10小时，其中变相体罚包括，高抬腿跑步；踢正步；拳打脚踢，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左手背曾被犯人赵庆良用拳头打得全黑，二个多礼拜后才消下去；头顶墙，头吊马桶，休息时把小板凳翻过来坐在4个脚上，或者在小板凳上放二个甚至一个热水瓶塞子，晚上只让睡5、6个小时，除了军训之外的任何时间，有4名劳教犯人轮流对我洗脑（后有一名犯人良心发现，不再做此事），或看一些攻击大法的录像和书籍，主管恶警夏迎雪（音）经常找我所谓“谈心”，我便给他讲清真相，揭露邪恶，表示坚信大法，夏恶警气急败坏，所以每次“谈完心”之后，劳教犯人对我的军训强度突然加大、加强，对我猛打，后来才知是恶警夏迎雪对他们没完成洗脑任务非常生气，拳打脚踢和扣奖分，所以反过来，这些犯人就把气发泄在我身上。犯人组长赵庆良猖狂地讲：“在我手上转化了几十个（实际上是几个，后来得知），没有转化不了！”我义正辞严地回答：“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真正的法轮功弟子！”夏恶警在有次公开谈话时，赵庆良对自己近二年在劳教所获得的奖分表示疑问，说应该是一个半月到二个月，而不应该是一个月，夏恶警阴险地笑道：“你是一个半月还是一个月的奖励，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关键是看他了（指指我）。”我对大法的坚定，导致没有人性的恶警和良心丧尽的犯人赵庆良疯狂地折磨我，在无法改变我时，后来又求我随便写点什么，好让他拿“奖分”。

5月初，中队长恶警洪××，找我“谈心”，亲自做工作，又未得逞。之后又来请了一位上海市的心理学“专家”（某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他们讲授“如何用心理战”，最后该“专家”讲有一种法轮功是转化不得的，即当他（她）真正可以为法轮功付出生命的，你们不用浪费时间了，最后这位“专家”对我得出结论：我认为你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4月底，我父母、妻子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到上海大丰农场来看我，恶警们不许我亲人接见。第二天下午，我亲人不甘心，强烈要求见人，我母亲边哭边说，不见我儿子，死也要死在这儿。恶警害怕出事，答应我亲人第二天接见。后来，我正在军训时，被人喊出接见，恶警企图利用我亲人用亲情来逼我妥协，连摄像机都准备好了。在接见时，我父母由于害怕，违心地劝我说不要炼了，我母亲说到动情处，跪下地求我不要炼了，我马上跪着把老母亲扶起，严肃地说：“妈，您不要这样，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您不能这样勉强我！”由于我坚修大法的心不动，又一次挫败了恶警们的企图。

5月中旬，我被调离新收组，每天从事一些体力活，如种地，做信封，做狗套子，但禁止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每天有三、四名犯人看管着我。专管中队是非常邪恶的地方，所有被非法判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都在此，尤其在新收期间，恶警们利用某些邪恶的犯人对大法学员进行残酷的迫害、洗脑，3─4个犯人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天天关着门地狠整，恐吓、欺骗、拳脚相加、强迫洗脑。新收队的恶警有：中队长洪××；王队长，夏队长，施队长。

7月份，我被调入西边（属于法轮功学员离开新收组后被合并在一起的中队），那时被强制洗脑的人比例较高，每个房间住十几人，一二个犯人，恶警想通过被洗脑的人做我的工作，“自信”地说：“这里你们可以讲，谈谈，多听听别的思想！”被强制洗脑的人被恶警安排来轮流做我的工作，我发现有不少人是因为承受不住恶警的残酷迫害，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加上自己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看待这场魔难，导致走入迷惑或邪悟，用人的观念去看待这一切。我站在法上，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不卑不亢，从法理上，从法律上，从人间的正理上，和他们交流，并利用可能的机会，和其他坚定信仰的学员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3个月，各个房间的不少人纷纷向恶警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在高压下和强迫洗脑时所写的东西作废。恶警们着急地寻找原因，不断频繁地调换人，10月29日将东边（新收组）和西边（非新收组）合并，我被恶警们认为严重影响其他学员而被调入二中队（常规中队，主要关押犯人）。

10月29日之后，我和劳教犯人一起被迫一起从事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早上4：30起床，干到晚上7点~9点（一天7点，第二天9点），每天12~15小时，干的活是拉皮球即足球和排球，据说都是出口的，在中国“二劳”场所所干的活大都是手工活，出口的。做足球是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双手经常被针和锥子扎得鲜血淋漓，手指被线勒得开裂，一段时间下来，双手指头变形，老茧很厚。每天睡觉在9点半~10点，累的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时，腰背痛的翻不动身，队长对拉不出球的犯人拳打脚踢，用木板打得屁股发裂，队长公开讲：这里就是地狱。对曾犯了错的犯人不做什么思想转化工作，也是法西斯般地以暴制暴，很多犯人对人生的期望就是只要能活着出去就满足了。在那里，每天有三、四个犯人看着我，有一名恶人每天记录我的一言一行，并定期向恶警汇报邀功。我凭着对大法的坚定，正念正行，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给队长和周围的犯人讲真相，教人向善。很多队长和犯人都逐渐认识到了法轮大法的大善大忍，看清了邪恶的迫害。

2002年3月上海劳教所将所有的法轮功（男性）学员从大丰全部调到四所（青东农场，上海市郊），我和不少坚定弟子又被从其他法轮功学员处分开，安插到其它各犯人中队，我被安在二中队，干的活是洗管子（产品是出口的节能灯管），每天要无偿工作在10小时左右，有3名犯人监管我。

2002年5月因临近解教时间，我又被调回四中队（也是专管中队），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才发现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迷途的学员已经重新回到了大法中。由于真正背叛信仰的人少了，恶警害怕我们，就把坚定信仰和背叛信仰的分开关押，即坚定学员单独关在一起，背叛信仰的人关在一起，并严禁相互之间讲话交流。很多大法弟子会背不少经文，就互相教，几乎每个大法弟子都会背《洪吟》及后期经文，每天背诵几遍，以此方式学法，并通过上工厂车间干活，上厕所短暂的机会，做那些背叛信仰了的人的工作，陆陆续续又有不少人写严正声明：强化洗脑作废。在最后几个月里，大法弟子都在自觉自愿地学法，洪法，讲真相，使许多犯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同时在各方面，不配合邪恶管制，据理力争，到后期，恶警们也认识到大部分大法弟子是不可能背叛信仰的，而且迫于我们大法弟子的联合抗议，恶警不得不放宽政策，环境也得到有效地改善。

2002年12月底，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魔窟──上海劳教四所（青东农场），出来后，上海浦东三桥分局以种种理由不给我恢复户口，只给了我一张三个月的临时身份证，现在已经过期，我无法乘飞机、去银行取款及所有与身份证有关的事，给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参与迫害的有：

上海劳教四所四大队：顾大队长，洪中队长，陈（程）指导员，孙建国副中队长（手机：[phone]）

黄浩，上海浦东新区洋泾警署
地址：上海浦东录山路800号录山大楼10楼，新区610成员，
电话：58990990-47157（办），传呼：63238238-90383；

程思奇，上海浦东高桥警署署长，地址：上海浦东高桥通园路21弄18号，
电话：58674953（直拨），总机5867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