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实践深知大法好 恐怖迫害下不改初衷

【明慧网2003年12月29日】我今年37岁，是河南省南阳市某单位职工。我是1999年4月20日有幸得知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得法前，身体非常不好，由于工作的压力和添孩子后身体没有恢复过来，落了一身的毛病，腰痛、失眠、乳腺增生、植物神经紊乱、头痛……特别是失眠引发的头痛 ，头整天象罩了个壳似的，晚上瞌睡的直想哭也睡不着，吃安定片也只是迷糊一会儿，根本就没睡着觉。整天昏昏沉沉的。后来脸上长了一层绿豆大小的毒脓包，布满整个脸，甚至连脖子上都是，又痒又痛，苦不堪言，吃药打针中西医偏方一一用遍，根本就是无效。在单位里同事之间勾心斗角的事整天弄的心烦意乱，回到家又拿丈夫发火，吵吵闹闹互不相让，痛苦的心情每天都在煎熬中一般。只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真是太苦、太累了！正如师父说的：“悠悠万事过眼烟云　迷住常人心，茫茫天地为何而生　难倒众生智。”（《大法破迷》）

为了寻找人生的真谛，我阅读了很多古今中外、宗教、哲学、文艺、历史方面的书籍，几乎是什么书都看，可是除了给我增加了一点知识外，仍是找不到答案。就在这时，99年4月份的一天，我看到了师父的经文（合订的小本），当看到那一篇《悟》时，心中猛地一震：“这不是真佛下世传法度人吗？！”我就又找来了《转法轮》，用了三天时间看完一遍，说不上什么感觉，只觉得这本书非常特别，知道他是一本叫人做好人的书，接着那天晚上我就去了炼功点，开始学炼功动作。过了几天，也就是4月25日吧，在电视上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们去了北京上访，后来，在电视上知道也把问题解决了。当时电视上说从没有说过不让炼功，一切都是谣传。我是相信政府的，这么大的国家政府，能骗老百姓吗？

以后的日子是我在学法炼功中度过的。修炼的巨大变化只有亲自去实践了才能真正知道。我由以前的争争斗斗渐渐变得先他后我、宽容大度；不再象以前那样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生活得从容而愉快，没有了争斗，工作中处处好事让给别人，我自己多干点没关系，再不认为是吃亏。同事间、家庭中处处事事以一个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愿多沾别人一点便宜。买鸡蛋时，少收了我3元钱，十多天后我发现了，跑去还给他；我们商店进货时，开发票问我咋开，我说就照实数开，一分不多要。99年给灾区捐款，我在单位捐了30元，又到邮局捐300元。有一次一位顾客到我们那儿买完东西后把钱包忘在柜台上走了，面对包里厚厚的一打钱，我丝毫不动心，根据钱包里的名片给他打电话，让他来拿，他非常感动，对我连声称谢。

我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而庆幸，也非常希望更多的人来修大法，因大法而受益。并从此下定决心，要跟随师父走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炼功后，身体经过了几次消业状态，每次不管多难受，都是两三天就好了，突然间难受，又突然间好了，每次都是这样，就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把病业从根上去掉。从开始炼功后，我的医疗卡就再也没机会使用了。而我以前的种种疾病，顿时烟消云散。并且我炼功不长时间，就觉得自己就象一个栓了一根线的轻气球似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总要离地似的。

然而，我只在炼功点上炼了三个月的功，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江泽民，这个弄权小人，因自己的妒嫉而置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硬是要把这群最善良、最真诚、最宽容的好人推到政府的对立面而打压。一时间阴云突起，形势骤变。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造谣假话层出不穷，这么大的政府，把假话说的象真话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看了它们的播报，它们说的不是真的，在冤枉法轮功，它们在冤枉我师父。我要去澄清事实，去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是什么。

2000年11月18日，我只身踏上了进京的列车。当时到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很多，后来听说去信访办的只要是为法轮功上访的都被抓到看守所，根本就不听你说什么。信访办去不成了，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鸣冤之处。11月23日，当我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法轮常转”的横幅，喊出我发自心底的呼声“法轮大法好！”时，眼泪也止不住滚落下来。广场的恶警拿着很粗的棒子，没头没脑的打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一个恶警一边恶狠狠的谩骂着一脚将我踹倒在地，摔出去很远。他们又两个人架着把我拖上车，车上已经有很多被打被抓的同修了，后来多的装不下了，就把我们拉到了前门派出所。一个一个的问姓名、住址，不说姓名的都被关在了一个地下室的大铁笼子里。一个恶警边问边骂，并走过来对我拳打脚踢，打耳光，把我的左耳打的嗡嗡直响，疼地钻心，当时左耳就听不清说话声了，直到三年后的现在，左耳的听力还是不如右耳。我们被关在地下室的铁笼子里的大法弟子，大家在一起背《洪吟》、《论语》，一天没吃没喝，到了晚上被分散到不同的车里，拉到了其它派出所，非法审问，我们一起的五人为了抵制他们企图让当地对我们的继续迫害，不报姓名，又被送往通州区看守所。

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就更多了。我所在的牢房里同修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才20岁，一起关进来的还有一位怀孕4个月的同修。监室里还有其他犯人，那些犯人中有两三个对我们非常凶狠，骂骂咧咧，恶言恶语，拿鞋底子打脸，在我们炼功时拿脸盆子往头上摔。我们仍坚持炼功，她们就连吵带骂地把我们撵到另一间露天的房子里，这时天上正飘着小雪，我们二十多人仍在雪中炼功，那个号长一看我们还在炼，拿着盆子接凉水就往我们身上泼，一边泼着一边大骂着：“我叫你们炼！冻死你们！”这样接连泼了几盆水，没有一个人停止，也没有一个人出声，大家还在静静地做着第三套功法。

我们在一进去就开始绝食抗议了。绝食到第三天，恶警们开始灌食。几个男恶警和监狱里的犯人连拉带拽的把人拖出去，一人踩一条腿、一只胳膊，一人踩着头，按在地上插上管子灌一些凉水和的劣质奶粉，有的灌完后回到号里当场就呕吐出来了。很多人被插鼻管插的吐血，那个50多岁的同修接连吐了几天血，那个怀孕的同修也被同样拉出去灌，全然不顾那未出生的小生命的安危……。就这样绝食五天以后，我们才被无条件释放。

当时在北京的旅社都是和派出所有联系的，我们住的旅社里的服务员可能看到了我们拿的大法书籍，就举报了我们。所以我们刚刚从看守所回来正在洗澡，有几个警察就破门而入，又把我们抓走了，交给当地的驻京办。在驻京办有一个姓何的把我身上剩余的600多元钱都拿走了，说是给我们暂管，但是到我走也没有还给我。我的丈夫和父母把我接回家，亲人都指责我不该去北京，特别是我的丈夫，在迫害以前并没有反对我炼功，虽然他不炼，可还是告诉别人自从我开始炼法轮功，他有多么享福。经常向别人夸奖我，向别人说炼功人多么好。可自从镇压后，他在压力下开始处处刁难我，抢走我的书、讲法录音，特别是他去北京找我时，在天安门广场也被恶警殴打，盘查，受了很多苦，他把这一切怨恨都发泄到师父和大法身上，发泄到我修炼大法身上。

在家住了几天，我丈夫为了不让我再一次去北京上访，处处监视我，不让我给同修说话，我到哪去他都跟着我。后来，在我正常上班的一天上午，他竟然将我诱骗到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没有任何检查，没有任何鉴定，到那里就强行给我办了住院。当时我在精神病院的铁栅栏内，他在铁栅栏外，他象一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可怜他近一米八的大个子，迫于江氏的淫威，又不愿失去自己的亲人，（他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那些恶警是怎样对待手无寸铁的炼功人的）被迫如此，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精神病院的环境非常恶劣，面对的是精神病人，有哭的有笑的，又唱又跳的，痴痴傻傻胡言乱语的，最严重的是那些大夫都把我当精神病人，任凭我怎么说，他们一概不听。每天逼着吃药，过电，不吃药就过强电，在那如果不是依靠大法的威力，只怕不是精神病人也被它们逼成精神病人了。第一天晚上因为不吃药，他们找来人把我捆在椅子上过电，把我的胳膊扭伤了，第二天就抬不起来了。我还是坚持炼功，用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背师父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背《洪吟》、背师父的经文，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十五天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离开了精神病院，回到了家。

回家后，处处仍受到丈夫的监视，根本不允许我自己走出门。我心里决定我一定要再到北京去上访，不能让江氏这颠倒黑白的迫害无限期的延续下去。星期天的下午，我走脱了，并连夜离开了本市。这次走了以后，后来听丈夫说星期一精神病院就接到了通知，凡因为炼法轮功被送进来的一律不准出院。我当时离开精神病院并未办出院手续，如果不是及时走脱，至少在精神病院要再被折磨三个月。

2000年12月24日，我又一次走上了天安门，当时“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次又被连撕带打的拉到前门派出所，被关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由武警和警察看着：男女老少、城市乡村、怀抱婴儿的、拖儿带女的、眼睛、脸被打青、打肿的，鼻子、嘴被打流血的、衣服被撕烂的……很多人都在看着流泪，甚至是看管的武警都在用卫生纸擦着眼泪。这时“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大法弟子们同声高呼：“做好人苦、做好人难、再难我们也要做好人！”

下午把我们分散拉到了北京密云县看守所。到晚上由派出所的人把我们两个三个的带走审问，只要报姓名地址的就可以回家。我们一个号里的去时多少回来时还是多少，一个也没报姓名。第二天还是这样。把我叫出去审问时，我就向他们讲真相，讲善恶有报，讲我炼功后的身心变化和亲身感受。有个警察好象是所长，说：“我知道你们好。你知道好在家炼，别再跑出来就行了。”我说：“我也不想抛家舍业的，这么冷的天，我不知道在家里美呀？我在这个功法里得到了好处，就想让别人也受益，佛家不是讲善、讲慈悲吗？这么好的功法，如果被这样诬蔑，以后的人不但没机会炼，还被蒙蔽着犯迫害大法的罪。何况我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师父是被冤枉的，我做为他的弟子，出来说句公道话、说句良心话就有罪了吗？说真话有罪吗？”他说：“说真话没罪，但是你们跑到天安门广场去闹什么，这就是你们的不对。”我说：“我就是证实法来了。信访办去了就被抓，没地方说理了，只好到天安门广场去，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就危害了公共安全了？这是谁家的理呀？”我接着向他们讲真相，一个警察笑着说：“真象你说的这么好，我回去也让我媳妇炼去。”我说“真有这么好，你们不是有没收的书吗？您可以看看呀？”那个所长说：“这个书我看过，真象她们说的，看一遍一个样，看一遍一个样，我都看了三遍了。”我说：“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赶忙说：“您可别夸奖我！您可别夸奖我！”我就没再说什么。

下午提审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我就又向他讲真相，在只剩我俩的时候，他说：“我也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可我是警察，是国家机器，没办法，上边怎么说我得怎么执行。这个事是江泽民一手搞起来的，恐怕得等到江泽民死了以后才能给你们平反吧。”当时从看守所里被提出来都不给我们鞋子，我和另一个同修都是赤脚站在地上，他看到了，到自己的屋里给我拿了一双塑料拖鞋，并让我坐在靠近暖气片的地方。这样问了两天，我们号里有一个东北的同修被其它派出所的恶警诈出了地址、姓名，被送走了。剩余的人仍然在绝食抗议，号里只有一个木板铺的平台，其它什么都没有。十多平方的房子挤着二十多个人，很多大法弟子的衣服一进去就被脱走了，冻得直哆嗦，大家相互依偎着取暖，每天切磋交流，背师父的法。绝食抗议了五天后，堂堂正正走出了看守所。

出来后，我仍留下来继续证实法，讲清真相。在一次发真相资料的时候，被恶人发现，被抓到西城区派出所。在西城区派出所他们为了让我说出姓名，地址，把我的外套脱掉只穿了秋衣，一晚上不让睡觉站在窗子口冻，第二天下午，我因一念之差报了姓名、地址，他们又把我送到西城区看守所。过了一天，把我交给南阳地区派出所的警察接走了。我丈夫到北京去接我，在北京的一个旅馆里，交了三千元的所谓罚款，将我放出。罚款收据却是旅馆的“住宿发票”。

回到家，到单位上班，保卫科长整天找我谈话，逼我说不炼了。党委书记也找我谈话，我向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反而嘲笑大法，嘲笑我，我当月的工资不发了，整天逼我写保证，我不写，当时的党委书记拍着桌子说：“你不写，我们就把你送去强制转化！”因为当时听说很多邪恶的转化班里打人、酷刑折磨，很恶毒，就害怕了。这时丈夫又给我写好了保证，对我说：“求求你，抄一张，你看这里没写一点对你师父不恭、对大法不好的话，只是说你保证不炼法轮功了，不去北京上访了，你就抄一张吧。”我在复杂的情绪中违心地抄了一份保证，但在保证的最后写到：“以上如有违反，后果自负。”因为是真的不愿写的，也压根就没想照着保证做。可是保证毕竟是写了。“关键时是不是连佛都能出卖？”一想到这句话，我就心如刀搅。只觉得自己无地自容：我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可是因路上的一点艰险就背弃前盟，出卖师父以自保，我哪还配做师父的弟子呀？！心里难受的真是欲哭无泪。一天一天不知道怎么过的，路上遇到的同修以为我“转化”了，也不敢跟我说话。我这儿没有师父的任何书和经文。一个修炼的人离开了法，如同是无根之木，无舵之舟，那种痛苦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堪回首。

终于我鼓足勇气打电话给一个同修，问她有没有师父的书或者新经文，正好是有一篇《正大穹》，接着就看到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才知道可以写“严正声明”的，心中一瞬间仿佛一道黎明的曙光划过暗夜，无限的感激，感谢师父又给我第二次修炼的机会；无限的感激，无以言表……。在严正声明写后的一天晚上，梦到一个骑白马的人，从远方急驰而来，一伸手就把我拉上马背，朝远方又飞驰而去。我悟到：师父又在管我了。

我在心中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真是后悔莫及呀，哪怕算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一修到底！决不会再有“转化”的事了！决不会再有什么违心的“保证”了！那是对大法的侮辱，也是我自己修炼过程中的污点，是耻辱。

慈悲伟大的师尊再次给我机会，在后来的时间里，让我重新向单位的党委书记讲真相，我告诉她，我仍在修炼，告诉她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她法轮功对炼功人的要求和炼功与修心的关系。虽然她说：“你还在炼功，我出差回来要对你采取措施，那时你可就不舒服了。”我说：“你愿做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是一定要炼的，你随便吧。”结果，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找过我谈话。

我的遭遇在我们当地还算是被迫害得轻的，可家里也在请那些警察吃饭、请精神病院的大夫吃饭、被罚款、被扣发的工资、送礼、以及往返的车费等各种名目中损失了近两万元。还有亲朋好友所受到的牵连、在社会中的压力，这些无形的精神痛苦，是难以记述的。如果没有这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在家中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在家是好母亲、好妻子、好女儿、在社会上是好工人、好邻居、好百姓，哪会有这样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这都是江泽民邪恶政治流氓集团迫害造成的，江依仗手中的权势，无端打压秉承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的百姓，使那么多人背屈含冤，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我要起诉江泽民，早日将这罪魁祸首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让正义的审判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