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患了直肠炎,每日便脓、便血。为了治病,我拖着病身强挺着上班,求治中医、西医都没有治愈。身体虚弱、病痛折磨、经济的负担一时使我走投无路。1999年初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后不久我的病全好了。从此我就时刻用炼功人标准要求自己,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工作之余帮助打扫候车室卫生,让旅客有一个舒适的候车环境。我是售票员,在与旅客接触中耐心解答旅客问讯,对旅客热情帮助。同事都说我变了一个人。紧接着,单位有十几个人也都学炼法轮功了。
我每天晚上8点下班,有时班车停发,可以早下班。可我从不早走,坚持到点下班。有几次我结售票款时,票款钱多出来了,我主动将多出来的票款上交。售票当中经常收到假钱,没修炼之前,我就将假钱找出去。修炼后我就不这样做了。一次我收到十元假钱,马上将假钱撕毁了,自己补上十元钱。看到我的变化,单位一位副站长说,“如果都炼法轮功,都象XXX一样干工作,我这站长也好当了。”没修炼法轮功之前我在车站广场捡到过一个金项链缀,炼功后我明白了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不能留,主动交给了站长。因为我明白,要想炼好功,就得真正按照法轮功的法理要求自己。就这样我时刻按照炼功人标准要求自己,每天生活的愉快、踏实。从我炼功后直到99年7月20日之前这段日子是我生活当中活得最充实、幸福的时候。我不再为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自私、虚伪、奉承、利益上的争夺而烦心,而是活得轻松愉快。
可是,在99年7月20日后江氏一伙政治流氓集团的邪恶魔爪伸向了每个修炼人。从7月20日开始我单位、局、公司、站上一些领导根据江氏的指令,助纣为虐,对我单位几个修炼人进行迫害,停止工作、反省、停发工资,每天召开一次全体职工大会,强迫每人必须参加,大会批,小会讲,拿出文化大革命搞政治运动整人的那套把戏,每天学习人民日报诬蔑法轮功的评论员文章,令单位职工监视我们几个炼功人的一举一动和言论,工人抱怨地说,这是干啥呀!在这些不公的对待下,我曾善意对一位领导讲明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影响工作。可他不但不收敛,还强迫我写保证书。
99年10月底在邪恶迫害下,我悟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法轮功在教我们做好人,我们应该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向政府反映。就这样我进京上访,去了中央信访办。到了信访办,“接待”我们的是公安人员。当我们刚说出要反映一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这些公安人员二话不说,就让我们“去坐院子中间地下等着”。到下午开始登记姓名、所在地后,将上访法轮功学员分流上车,然后直接拉回所在地。我被非法送进拘留所,拘留了15天,还说我是扰乱了社会治安。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上访不过是履行这一权利。一句话都没有让我们说,又怎么会扰乱了社会治安呢?从拘留所出来后,他们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不让上班,知道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从经济上卡我。
99年底,我单位一位同修的爱人因病去世。我晚上去看她,同时遇到本单位的另外一位同修及配偶。我回到家不一会儿,公安局二处来了两个人,说是要我到二处去一趟。到了那里以后,他们竟然以非法串联的罪名,强迫我写保证书。面对这些无视国法的公安人员,我不配合他们。这样他们第二次将我非法送入拘留所,拘留一个月。我单位的另外两个同修也同样被非法拘留。看望家中有丧事的同事,是中国人的人之常情,是每个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对此竟然扣上非法串联的罪名,而予以关押,我们的合法生存权利就这样被践踏着。
2000年2月份,我与同单位的同修去找单位领导要求上班工作。单位以局、公司有指示,必须写保证书才能上班为借口,继续不让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单位,想念那些朝夕相处的张张熟悉的面容,然而他们就是这样肆无忌惮的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
在单位领导的百般逼迫下,为了生存,我与单位另一同修无奈违心地写了保证书。事后,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法轮功教我做好人,而我却违心地说假话,想起这些我内心深感对不起慈悲苦度我的师父。现在严正声明所谓的保证书作废。
上班后单位领导对我们的迫害并没有完。让另一个同修打扫卫生,让我每天守着马路边卖过路车票。不管风吹雨淋,一个班7个小时都在外面站着,下班后累的两腿发软。不仅这样,每月还得随车售票十几天。可是我从不叫苦,严守心性,时刻牢记师父的话,“而我们这里叫大家修心,向善,做事情要考虑别人,在任何一个工作环境当中都要做好你的工作,你都得要叫人说你是好人。”“你做不好工作,你怎么是个好人哪?”(《法轮佛法(在加拿大法会上讲法)》)。我没有怨,没有恨,不漏售一张客票,月底结帐时票额超额完成。当时我没有悟到应该抵制邪恶的迫害。
就在我刚刚上班一个月后,一天我出车,当车行驶到市郊时,单位副站长随后追赶上了我的车。截住车后,叫我下车回站上说是有事。回到站上后,站长对我说,“怎么对你说呢,知道你刚上班,工作干得挺好,可上边非要把你送学习班去,我也没有办法。一会儿你有话跟局领导说。”就这样他们寸步不离开我,将我押送回家强行收拾行李,说是送开发区宾馆,最后竟是开发区一家没有人住的私人大车店。而且学习班期间强迫交纳1千6百元钱。在开发区一个月的封闭学习班上,每天强逼我们走正步训练。这哪里是学习班,分明是私设监狱迫害无辜公民。
面对着一次次的迫害升级,我决定再次去北京反映情况。面对上告无门,上访被抓的邪恶迫害,我只好去天安门,反映我一个修炼人从心底里发出的心声。到了天安门后,我看到警察对法轮功修炼者拳打脚踢,一幅幅“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打开之后,警察就疯狂抢走。我为了护住横幅不让警察抢走,而被警察们强行拧着胳膊押上了警车,送到了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在我不报姓名的情况下,被随后追我来的副站长、派出所所长强行拖上汽车,拉回本市。直接将我又一次非法拘留。拘留8天后,在没有我任何签字的情况下,于2000年7月强行将我送到劳教所。在劳教所的日日夜夜我受尽了人间最残酷的折磨。
在劳教所里,强迫我们干没有安全保障的活。我的双手被滚烫的蜡浆烫伤,在烫伤没好的情况下,又被恶警绑在操场上冻了一上午,烫伤的双手流着脓水,从此以后双手留下了伤疤。劳教所利用吸毒犯人迫害我们,而对吸毒犯人的诱惑是减刑。这些人张口骂人,动手打人。劳教所自从派恶警去沈阳马三家子劳教所学习犯罪经验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封闭式迫害。每天强行出操,走正步。劳教所的每一棵树上都绑吊着过法轮功学员。
2001年年初的一天早晨出操,我看到一个法轮功学员被飞吊在树上时,只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就被二十几个男恶警拧胳膊、按脑袋地捆在了操场的铁柱子上。领头的恶警(供应处处长)大嚎着“拿电棍去,她替别人说话,我看谁替她说话。”手持电棍,凶神恶煞般残酷用电棍电我,长时间电棍不离开我的脸、嘴,连续电击。烧伤的肉味一股一股的,恶警嘴里还在大骂着。又将反绑我双手的手铐拽下来,狠命地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电击。这样折磨我一阵子后,又让两个恶警从铁柱子上把我解开,拖进会议室,手持电棍,逼我下跪。我不跪,几个打手男恶警硬按着我跪,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露出恶魔一样的面孔,嘴里不停地大喊着,手握着电棍,对准我的脑袋,长时间用电棍电击我脑袋。而且电棍不离开地电击后脑勺、脖颈子。就这样残害了我很长时间,直到另一位同修被拖进屋来,他们才将我拖出去,强迫我在墙根下罚站。那天早晨同时受电棍折磨的还有其他几个同修。其中一位被恶警同时用三根电棍电击得满地打滚。从早6点多钟一直折磨我们到8点。
被恶警用电棍惨无人道地折磨后,从此我苦不堪言。头和脸肿得很大,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嘴肿得撅起很高。张不开嘴,没法进食。满脸水泡,头和后脖颈子上也都是泡。晚上睡觉不能躺下,一躺满脸水泡就压破了。
紧接着就更痛苦了。我的脚趾头开始针扎一样地疼痛,每天晚上不能入睡,因为神经痛,每分每秒都针扎一样疼。困急了,我就用冰冷的水将双脚冰麻木了,这样赶紧在双脚麻木的时候睡一会儿,紧接着又疼醒了。受残酷折磨后,我开始小便失禁,肚子憋得疼痛,解一次小便,费很大劲,满头是汗。生活上的一切都靠同监室的同修照顾。
对于我被残害后的情况,劳教所的恶警们非常清楚。每天晚上我疼得不能入睡,他们都有值班记录,可是他们置之不理。我一次次要求去医院检查,为证实恶警电击我头部后,造成双脚神经痛。劳教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恶警周XX百般刁难,以致造成我由双脚疼痛发展到双腿也疼,不能行走。而且疼痛加剧,每走一步,就象无数根针扎一样地钻心疼。
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中,当时同屋的同修鼓励着我,照顾着我。我一定不能倒下,用顽强的意志战胜着邪恶的迫害。在每天仅有的早晚两次上厕所的时间,让同屋的人搀扶着我走,其余时间不能进屋。
在劳教所我们人身的一切权利被剥夺着,不允许我们接见亲人,通信全部被检查。家里人多次来看望我,他们根本不让见,在多次要求给家里写信后,因信中提到一句我身体的情况,恶警们硬逼着我把这句划掉,我拒绝,一个男恶警在旁边蛮横地瞪着眼睛非要我划掉。就因为这句话,信没有给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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