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正月,我和三位功友去北京上访,想向政府说句公道话,刚到济南火车站就被车留镇派出所抓回。到派出所后,恶警将我们吊铐在铁环上,先用胶皮棍抽打一顿,等他们吃过晚饭,又用电棍电我和另一位功友,三四个恶警一边骂一边对我们没头没脸的打,然后又把我们关到镇政府办公楼的平房内,两人铐在一起。有一次恶警逼迫我们排成一排坐在地上,伸直腿,两只胳膊平伸与腿平行然后开始毒打,打时不准改变姿势,谁变就狠打,并用穿皮鞋的脚猛跺我们的腿脚,直到把脚跺成青紫色,把本来竖着的脚跺成和腿成一直线。
五、六天后,政府四、五名不法人员骂骂咧咧的叫道:“本想给你们过过堂,每想到你们这些东西真有福气,电棍充了一天电也没充上!你们不是要圆满吗?我先让你们圆满!”说完就对我们拳打脚踢,把旁边的茶几打歪了,茶几腿掉下来,其中一人顺手抄起茶几腿猛击我们的手和胳膊,当时手就肿起来,打完后又强迫我们伸直手、伸直腿叫嚣说进行所谓的“炼功”。
这样一直折磨了我们二十多天,最后又逼我们缴纳3000元的所谓“押金”,不交押金不放人。
2000年国庆节前三、四天,我先被扣押在村委办公室十天,随后又被镇政府和派出所非法抓到镇公路站,我到不一会儿,歹徒又抓来约十七、八个大法弟子,过了一会,邪恶之徒五个人打我一人,这个人一拳那个人一脚把我摔倒在沙发上,沙发都被撞散了架,一边打一边叫:“你不是还炼吗?我让你炼!非打的你不炼了不可!”他们打累了,就强迫我以站桩的姿势站在烧旺的火炉旁,脸冲火炉,并要用手环扣滚烫的烟囱管(两侧),邪恶的打手将水浇到烧红的炉堂里,炉子腾起的烟顿时呛得我的口鼻喘不过气来,他们还不过瘾,又从背后冷不防推我一把,我的手一下贴在滚烫的烟囱上,手心立刻烫起了白泡。
有一天镇政府花一千多元雇打手,准备好好“收拾”我们。晚上当时的镇政法书记王乐成(音)酒足饭饱后,跑到关押我们的公路站叫嚣:“现在是全国性的整治法轮功,中央下命令让我们去治法轮功,打死算自杀,打残算自残,你们上哪告都没用,我看你们有多大本事!”然后他们就向打手们使眼色准备对我们大打出手,因一功友遭体罚突然昏倒在地,我们才免遭此难。
一次邪恶之徒问我还炼不炼,我坚定的说:“炼!”他们就将衣着单薄的我推到院子里冻了整整一夜,当天晚上看守我的人在室内穿两件棉大衣都冻的打哆嗦。在公路站的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变着花样对我们用刑,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凶残之徒用火钩子抽打我们,直到我们失去知觉,一边打还一边嚷:“你们别没有数,咱们镇对法轮功算客气的,到别的地方你们就惨了,不信带你们到别处转转!”
在公路站我们被非人折磨了一个月零三天后,又将我们押送到区看守所,强行灌输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主犯叫姚一为(音)的在课上破口大骂我们的师父,我们和他讲清真相,就马上招来看管人员的一顿毒打。
2002年6月5日晚约9点多,我在家刚洗完澡,躺下准备休息,突然听到一阵砸门声,没等我丈夫穿衣出去,两个恶警已爬到了我家墙头上,我丈夫喝斥:“你们这是干什么?凭什么爬墙?”开门后,区公安局的王全峰带着车留镇派出所的警察和镇政府人员共十五、六人拥进院子,没等我穿上衣服,这一帮匪徒又一窝蜂似的闯进了卧室,我厉声:“你们要干什么?我还没穿衣服呢,怎么连土匪都不如,快出去!”没有一个人离开,其中一人厚颜无耻的说:“你快穿吧,害什么羞,谁还没个老婆,你的毛病还真不少,你想挨揍是吧?不穿衣服就把你拖出去!”我坚持不出去,他们几人上来把我硬拖到院子里,然后翻箱倒柜开始抄家,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搜出什么,四个彪形大汉又要强行将我抬上警车,我拒不上车并大声喊:“派出所又来抓好人了──救人啊─”他们恶狠狠的说:“你吆喝什么,公安局抓人谁敢管!”并下狠劲抽打我的嘴。把我抓到派出所后,倒背手将我铐在连椅上,铐了一天一夜。在派出所我不断给他们讲真相,希望能唤起他们的良知,可不久他们就又将我送往区看守所,因为我坚持发正念,不承认他们强加给我的迫害,我已逃离了他们的魔爪,现在已被迫流离失所。
三年来,我们几乎没过一天安宁日子,不是抄家、就是抓捕、拷打,被迫害的例子举不胜举,真如师父所说,这些邪恶“使用了集人类历史中最下流的行为,动用了古今中外一切最恶毒的方式迫害大法与修炼者。其目的是想以强制的手段改变大法修炼者的心、放弃修炼。这是徒劳的。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想用我的遭遇告诉善良的世人:我们是好人,是被迫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