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国在山河破──“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秘密

【明慧网2002年7月1日】 （[注]本网站所转载的参考资料皆为非修炼界人士所撰写，不一定和法轮功学员的认识相同。）

“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经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从八十年代初启动的经济改革，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93年5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这是在一个总标题下的十四篇文章。《时代》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十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面前，许多对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中国官方经济学界当然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发表预测报告称：2020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到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水平；二十一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即“赶上西方”。报告的作者们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二十一世纪果真是“中国的世纪”吗？

　　我们现在只讨论一个常识：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可否支撑得起一个“中国的世纪”？

　　根据中国科学院上述预测，20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9万亿，是1990年的50倍。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已有权威人士证实：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四十多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10余倍，而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了40余倍。在这种举世无双的高消耗、低产出经济模式下，假设国民生产总值（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资源200倍──这个账还有必要继续往下算吗？

“强国梦”之破灭

　　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们当然不会不了解“高消耗低产出”这一中国经济之癌，他们的全部预测建立在“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一个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命令，问题在于：是谁，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执行这个命令？如果这个命令不被执行，发动机里灌不进那么多油，中国就只好遥望着那个据说必定属于它的新世纪而扼腕兴叹。资源是持续发展之前提。灌满了油，也许你可以命令中国驶往辉煌的新世纪，但要是没有油呢？

　　再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中国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资源能否支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最深刻的悲剧可能在于：当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制度“试验”之后，才惊骇地发现本国资源已接近枯竭。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总规模的扩大，世界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公布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之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中国的例子显示，这个世界无法依照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来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有中国学者证实：“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多年中，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注1）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如果再增长50倍，污染就要增长300倍。就算是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那个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就算污染再增加10倍，──据中国经济学家估算，“按照目前每亿美圆产值平均污染破坏环境的比率计算，全世界总产值再增长不到1倍或者再延续不到五十年，就会使地球环境不再适宜人类生存。即使采取目前各国提出的一些措施，也不能按老轨道再持续增长2倍的产值了。”（注2）

　　关于二十一世纪的预测，应当主要是关于资源总量与生态容量的预测。尤其是对于中国。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这个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噩梦。

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如何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球籍”。

　　请读者耐心跟我一起研究一下几组经济数字。

　　中国官方经济学界经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NP名列世界第七，GN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可以做几点评论：
第一、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1、国土面积第3、矿产资源第3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
第二、如果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
第三、这种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而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
第四、中国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的夸大；
第五、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以换取政权合法性之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

　　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生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在经历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国民生产总值尚占世界总数4.7%；至“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之后的1997年，中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量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注3）这一组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同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中国自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中国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中国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即使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到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比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后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注4）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位和113位。（注5）按照世界银行1995年推出的一种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即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并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注6）前两组数字说明，中国人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是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所有数字综合起来，大致可归结为如下三句话：

　　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至于洋溢于中国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且为中国人民描绘了这样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注7）

超载的极限

　　二十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谈到，他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于“时间”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在很多经济学着作中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但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事情将在何时发生？在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的时间？──却完全被忽略了。

　　这同样是我们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

　　我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可能出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等等。但是忽视了时间：事情将在何时发生？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当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并决议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

　　挽救中国生态崩溃之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角度来看，中国国土承载力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上限。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人口是2～3亿，按目前人口增长趋势，时间大约是十五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中国政府当局已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中国从1996年开始投注巨资，在2004年前必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圆，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注8）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中共建政之后前四十年财政收入之总和的7～8倍。如果分十年投入，每年需投入3千亿美圆，约等于20世纪末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2倍以上。中国专家似未进行这种全国性估算，但对局部地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上述估算大致相当。──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我们甚至无须去讨论二十一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二十一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

　　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这不是一句玩笑话。

　　中国人均淡水仅有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的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中国严重的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国腹部地区的持续三年的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如果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地区──大北京地区，则后果难以设想。包括京、津、唐、保四市在内的大北京地区，是贫水国中的特贫水区。外来的观光者只看见林立的高楼大厦，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简单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十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先生就发出了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能获得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

　　目前，大北京地区已经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所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了使首都地区脱离险境，专家们正在紧张讨论从迁都到自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而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水资源危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

　　水仅仅是中国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

　　大难临头之际，中国统治者很可能会高举起他们现在所讨厌的”人权“的旗帜，要求实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再分配。其逻辑的顶点，就是转嫁内部危机的对外战争。那时的执政者会有全新的思维：从巩固政权角度来衡量，战争，特别是某种能大幅度削减人口的战争，解决问题较彻底，且成本较低。这对于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陷入民族主义狂热的国家，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一个走投无路的国家，一个人命不值钱的国家，应该不算是难以逾越的道德障碍。当年马尔萨斯所言战争是减少人口的一种手段，指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如果换成了“看得见的手”，情况又会怎样？退一步讲，即便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崩溃，也将把世界拖入一场灾难，我实在想像不出有几个国家可以幸免。

　　──难以设想吗？有时候，需要设想一下难以设想的事情。

在劫难逃的大崩溃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的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西方）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

　　也许还有一点时间。

　　也许一切都太晚了。

　　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

　　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达成了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会保持其巨大惯性。如俄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之恢复也需要漫长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权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漠视人权、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动乱、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中国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已经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而任何一环的断裂，都会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

　　形势已危如累卵。

　　其实中国人已有预感。

　　看看“二十一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抓起牙刷便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竟把血汗钱往那早已资不抵债的国家银行里存，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末日气息弥漫，人们疯吃海饮，狂赌滥嫖，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

　　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这是灾难的直觉，绝望的集体无意识。

　　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古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今是，山河残破而党国犹在。

　　古诗云：“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今是，尔曹身与名未裂，已废江河万古流。

　　一个曾历经数千年风霜的辉煌文明似已在劫难逃。

“高速增长”背后的政治秘密

　　我在其它文章中曾着力分析：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有血有肉的主人），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但在毛式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这正如一辆“公用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平所创造的史所未见的“所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公有私营制”，这辆自行车仍然公有，所不同者，是使用者现在可以合法地驮带私货。这样一来，破坏性使用之烈可以想见！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并将传之万世，无人敢于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有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所称的“公有财产的悲剧”，但劳动者也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邓式“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可以说，在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

　　那么，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

　　中国政府和官方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他们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但私下里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他们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中国经济的不治之症，是灾难。因此，他们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而速度不高，则“优越性”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政治秘密是：高速增长是中国现政权合法性之唯一来源。

　　众所周知，政权必须具有合法性。

　　一般而言，这种合法性大致有如下四种来源：

　　第一、符合法统的传承，如皇权社会的王位继承制；

　　第二、人民的直接授予，如民主社会的普选制；

　　第三、人民对武力夺取政权的事后追认；如民主革命虽然以武力否定了旧法统，但无不在革命之后以普选制直接与人民订立契约，建立新法统，确认新政权的合法性；相反的事实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在武力夺权之后进行这一合法性的确认程序；因此，从法理上讲，它们的合法性始终存在问题；

　　第四、在权力来源上既非依法传承，亦非人民直接授予，但在施政过程中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也可视为获得了人民的默认，具有了某种虽然虚假但还现实的“合法性”。

　　由于中共武装颠覆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权，割断了辛亥革命和亚洲第一民主共和的法统，又没有以真正的民主选举建立新法统，于是，现政权的合法性只能从上述最后一条中去寻求。在中共政权初创和上升时期，权力来源是否合法之“确认”被回避，而巧妙地转换为一个制度是否优越之“论证”。除了空洞的“人民当家作主”，其优越性的重要社会—经济指针主要是“普遍就业”和“高速增长”。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率和增长速度，尚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经过长期社会主义实践后，中国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高速增长本身及高速增长所维持的普遍就业），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在后来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注9）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弊病的不断暴露，随着对民主国家真实情况的不断了解，优越性“论证”遭到普遍怀疑，而合法性“确认”渐渐浮上台面。特别是1989年对席卷全国数百城市的民主运动实行武力镇压之后，现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诘问。在这种政权不稳的危机下，除了加强控制，把一切对合法性的挑战遏止于萌芽阶段之外，执政者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惜代价地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在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维持默契。于是，8%增长率又成了必须“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们是深谙个中奥妙的。杨帆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是一个预测数字，到了我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被强化到国内外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已成为我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源泉。”（注10）

　　经济学家程晓农在接受BBC采访时指出：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以至于掏空了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这是由于“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不是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花钱买稳定’的方针之上，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

　　因此，说到底，“高速增长”并非一个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政权问题，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令中华民族山河变色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究竟为何而支付？

　　为了维持一个政权的统治，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

　　谁能告诉我，这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生产虚假合法性这种极少数统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圆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摘自（黄花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