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氓、流氓与流氓江泽民

【明慧网2002年4月1日】小时候住在北京，见过一些被称为“流氓”的人。他们多是一些衣冠不整，贼眉鼠眼之辈。整天不务正业，在自己的地盘上(如一个居民院，一条胡同等)称王称霸。他们的特点是欺软怕硬，满嘴脏话，不择手段，百般无赖。他们当中有些人会些功夫拳脚，老百姓对他们是惹不起，躲得起。他们的靠山，是社会上的旧势力。他们欺负人，从来不需要原因，看谁不顺，或感到谁不服他，就拳脚交加。如果你敢于申辩，或不屈服，他们就会变本加厉，愈加残暴。

文革初期，在破四旧的潮流中，这些小流氓首当其冲，遭到红卫兵的打击。许多人被打死打残。

红卫兵，实际上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一群特权分子。许多红卫兵成员，在学校里曾经是好学生，在社会上是好孩子。其中不少人被流氓欺负过的。但是就是这样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几个月之内，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开始对“反动派抄家”，打、砸、抢。私设公堂，草菅人命。做尽了伤天害理的暴行。红卫兵对人的迫害，先是从所谓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开始，到了后来，只要是对他们行为不满者，一律定为阶级敌人，罪加一等。红卫兵的行为，比起他们打击的小流氓来，是整整上了一个档次。实际上，他们是一群大流氓，靠山是谁，就不用多说了。红卫兵运动持续了大约一年，其靠山感到目的已达到，再无使用价值，便一巴掌把他们打下去。其中的许多成员，在父辈成了“走资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颓废堕落，变成了他们自己从前唾弃的小流氓。实际上，从1967年到1969年，北京市的流氓械斗，多数发生在前红卫兵成员中。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的政府机构，一度处于半瘫痪状态。公、检、法等执法立法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打、砸、抢行为。

在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运动，很多人感觉是文革重演。从一定意义上看，的确如此，无需赘述。但是，如果再仔细分析，会发现，这场镇压，与文革有所不同。

首先，文革的打击对象是最高领袖在党内的“一小撮”政敌；而迫害法轮功，打击的是信奉“真善忍”宇宙特性的一大批百姓。

再有，文革中惯用的手段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领袖的“一张大字报”就掀起惊涛巨浪；而当前的运动，在1999年7月动用了全国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还是难以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局面。百般无奈，只好直接动用政府机构，制造伤天害理的自焚伪案。为了把法轮功压下去，从国家总理，党政要员，社会名流，宗教人士，驻外使节，都被逼着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耍流氓，强词夺理，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官位，金钱，甚至在押罪犯的减刑，都成了迫害法轮功的条件。江罗集团镇压法轮功，挟持政府耍流氓，实属首创。

下面笔者的亲身经历，给这场江泽民犯罪集团主持的流氓运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注脚。2002年3月26日晚(北京时间3月27日中午)，笔者给长春市公安局锦程分局副局长余作英家打电话，讲真相，劝善。当表示自己是海外华人，希望“余局长”(笔者用的称呼)善待法轮功时，对方没有表态就挂了。再打去，想继续说几句，谁知道电话里传出一句很难听的脏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紧接着更难听的脏话象机关枪一样传到了大洋彼岸，由于它骂得太快，还夹杂着一些地方土话，许多话我没听懂。大致是它形容要如何折磨虐待法轮功学员，如何用它自己身体的某些器官来侮辱祖宗八辈等等。它骂了足足三分钟，其间笔者几次问它“骂够了没有？”它却毫无止意，在骂到高潮之处，竟然夹杂着狂笑。笔者儿时听过的流氓骂脏话，比起这位“余局长”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它骂够了后，挂了电话。再打过去，我没等它开口，就正色道，“我现在要录音，你还骂吗？”对方一句话没说，赶紧挂了。都知道公安人员素质差，但是一个国家干部，成年人，能骂出如此下流的话来，还是让人难以想象。

纵观历史，流氓都没有好下场。小流氓被红卫兵收拾，红卫兵又被其靠山打倒。人们可能会问，流氓江泽民和它的政治流氓集团结局会如何呢？不久的将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