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前我身体很不好,因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在单位常与同事为一点小事争得不可开交,搞得自己苦恼、别人难受。慢慢地身体越加不好,有近十种疾病,如:神经衰弱、头痛、大脑供血不足、美尼尔综合症、心脏间歇性停顿以及多种妇科病。为此我急躁、烦闷,每天靠吃中西药维持着,使得自己备受煎熬。修炼前我是一个争强好胜、自尊心很强的人,并且一贯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是个讲道理的人,所以凡事只要自认为没有错,就得理不饶人,但人生经历不遂人愿,在生活中遇到许多理解不了的事,总感到自己太善良被欺负。在家里夫妻感情虽可以,也令一般人羡慕,但与婆婆的关系很紧张,严重时婆婆曾拿着菜刀要和我拼命。加上一身的病,我觉得活得很累很苦,干什么事都感到力不从心,真是生不如死,而死又不甘心──人们都说要认命,可命是怎么来的、命的好坏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切我问了许多人,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自从96年4月12日得阅了《转法轮》──这部万年不遇的宇宙大法──使我的心灵深处受到了人生第一次震撼,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大法解开了我平生以来许许多多的人生之谜,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思想境界在法中得到了升华,心性得到了提高,身体也得到了净化,多种疾病奇迹地康复了。实践与理性的升华使我更加坚定了以法为师、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的信心,按照大法的法理注重心性修炼、以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此我的家庭更加和睦,与婆婆的关系和谐了,同事之间的矛盾化解了,在工作、生活上的烦恼和不愉快全部解决了,工作单位、同事、亲人、朋友、邻居。尽管他们对修炼有不理解的地方,但他们看到了我自修炼后的巨变,体验到大法的威德威力,不由自主地在不同程度上认可了。通过修炼,我认识到人只有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生命原始的最美好的先天本性上去,才是人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法轮佛法是宇宙大法,主佛慈悲宇宙中的众生,法正乾坤,万古以来第一次把佛法传于天上人间,救度各界众生。大法弘传,有越来越多的有缘人闻到佛法,并且以法为师、严守心性,从好人做起,从大法中受益无穷,大法使一个又一个被病魔缠身痛苦不堪的人恢复了健康,许多生命的心灵得到了净化。
1999年7月大法与师父却被邪恶之徒、人间败类诬陷,这真是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实质上邪恶是想欺骗善良世人,使众多世人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敌视大法,来达到它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毁灭众生。为了坚持真理、正义,做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大法,澄清事实。根据宪法信仰自由、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几次合法上访,想用自己在修炼中对法的真正认识与切身体会反映真实情况。只为说一句真话,带来的却是人权的被践踏、人身的被迫害、家庭的被破坏(责任人:工厂厂长王广气、书记张守德、党群部部长黄立军、公安处处长李增尧、派出所所长李建业、本单位书记牛秋生。)──
1.1999年4月25日的和平上访,却被邪恶者诬陷为围攻,工厂扣罚我工资200元。我本着“真、善、忍”原则,真心劝善,讲事实、摆道理,告诉他们上访没有错,应该看到每个修炼者自修炼后的身心巨大变化,给国家、社会、工厂、家庭带来的一切好处;大法是正法,我们是修炼,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正的,大法的传出对任何国家、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希望工厂根据事实如实向上反映真实情况,这才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但是,我们换来的却是干扰与迫害,工厂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事实不分善恶,使我们的炼功学法受到限制破坏──派出所公安处对每个辅导员秘密跟踪、监视、调查,其结果什么也没得到,因为我们心正,行得正,一切都是公开的,我们不怕人家了解真相。
2.1999年7月20日,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许多又无故被抓,我再次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证实大法。但到省政府、信访办都不受理不接待,他们说这次抓人是上面的事,只有北京能解决。无奈还得去北京上访。我们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在铁路、公路受阻拦的情况下骑自行车进京。路上看到警车不断,警察看见大法弟子就抓,我心里非常痛苦,想不通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么多要做好人的修炼者只为信仰自由,只为说句真话,为什么就被抓呢?大法受到攻击诽谤时只有真正修炼人的切身体会才有说服力,为什么就不准我们说话呢?大法是正法,我坚定正念,以事实来说话,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到达高碑店听说在北京的上访弟子都被抓到丰台体育馆,我暂时返回工厂,却被公安处强制扣押,逼写“保证”。我记住师父的话:“有些心不去连佛都敢出卖的,这是小问题吗?”(《大曝光》)上访没有错,我们是修炼人,当大法与大法弟子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应该有我们讲真话的权利,我拒绝写任何“保证”。后它们把我人身自由剥夺了,我被强制关进洗脑班,被逼看那些无中生有的电视、录像、报纸,写所谓的“认识”、“保证”,还逼迫“揭批”。我拒绝写,厂书记张守德、党群部黄立军及其它工作人员每天威逼和恐吓,当时我根据自己的想法写了一篇,法轮功没有组织,是个人修炼,师父与大法没有错,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是修炼受益者,人所共知。办班期间10天就收交300元,工资只发140元,虽然他们这样强制,但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我还是坚持修炼,可是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了,连出入厂区都被受到限制。
3.1999年12月27日,第三次上访,为大法与师父讨还公道,到达北京西客站就被工厂与矿区公安截回,并带上了手铐。因为我没有犯法,也不害怕,只是劝善,向他们洪法讲真相说:手铐是铐犯人的,你们把要做好人的人铐起来是违法的;你们已经看到了做为修炼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以法为师,真正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叫世人从正面了解我们,电视报纸都是诽谤造谣,与大法与师父根本没有关系,师父只是讲给了法理,大法修炼没有强迫任何人,没有真正按照大法要求做的,师父是不管的,这些大法中讲得很明白;我相信国家政府才去上访,信访办就是接待上访人的,国家不允许我们讲真话是不对的,是违背宪法的,你们这样做也是在执法犯法。但他们在邪恶压力下,知道我没有错,还是把我铐在暖气管道上,24小时专人看管,非法扣押了我三天,我们去上访共3人,而这次没有去上访的5名学员也被强制关押在厂招待所,我们连洗澡的权利也被剥夺。我们三人被厂电视、广播在厂里通报3天,每人行政工资扣2级,年底补发工资被剥夺,一切待遇取消,工资发140元,非法关押30多天,逼写“保证”,还要扣罚800元。被我们坚决抵制。工厂恶人趁机造谣,挑起工人对大法的敌视,因工厂效益不好,装甲兵总部不给任务,责任都推在了我们身上。实际明白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工厂还在所谓的“敏感日”,本厂所有修炼人的自由被限制,出厂班车都有人监视,就连女学员出厂赶集买口锅也被剥夺,自家儿子陪同也不允许……
4.2000年4月8日工厂干部紧跟邪恶,强制工人去市里参观诽谤展览。展览中工厂录像准备造假欺骗工人,当时我告诉他们这是侵犯人权,不经我们同意不准录像。他们却说只要镜头不停留在你的身上就不算侵权,他们太卑鄙了。为了抵制邪恶、还师父大法清白,我再次摆脱他们的控制,进京依法上访。到了信访办,接待人问明情况,告诉我们法轮功问题有专门接待处,等我们到达街口就被等在那里的本厂公安、厂总书记及我爱人带回,非法关在公安处,要给带手铐,被我坚决抵制并告诉他们我没有犯任何法,上次带手铐其实是配合你们作恶,当时只想让你们从正面了解大法与修炼人的大善大忍,而你们不分善恶正邪,为了个人利益助纣为虐,这次坚决不带。工厂书记张守德气极败坏地喊到:“带、带,找几个人来必须带上。”我坚定地说:“看你们谁敢给带!”他们一下被震住了,邪恶没有达到目的。矿区公安局来人,我以大法修炼者的心性标准,慈悲真诚地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向他洪法,讲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上访的决心与目的。他听完我说的一切事实后,肯定地说:“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你们师父教人做好人,你们炼功人都是好人,现在我们那里没有处理一个炼功人。只是看上面的精神,不过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是被劳教还是被判刑,你都是个好人。”听完他的话我心里为他高兴,他的本性善念没有被埋没,只要今后坚持正义不抵触大法,一定会有好的未来。因为善恶必报是天理。
因我去上访打乱了不法之徒们破坏大法的邪恶计划,被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强制拘留半个月。我不服,要求上诉,在上诉栏里写到:上访是宪法给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我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与“扰乱社会治安”没有任何关系。但公安李增尧毫不掩饰地说:“没用,现在你去哪里上诉也没人给你受理,这事你同意不同意都得执行。”我的工资又被降2级,扣罚3000元。自此后我每月只能拿到100多元工资,其余全部扣发。
5.2000年12月22日大法学员共10人再次进京护法,工厂严密监视、封锁出厂大门与公路,以此达到阻拦目的,但大法弟子护法的心是坚定的,任何方式阻拦也难不住我们。在没有公路走时我们翻了几座山后又转乘了3次汽车,于保定上火车才到北京。进京后由于情况有变,有7人在天坛、地坛证实大法后回厂,我与一男一女两名学员留在北京。男学员因坚持修炼被工厂解除合同。我和女学员的两家爱人受到株连,也被迫害不准上班,强迫进京找人。后我爱人被免去中层干部、本单位书记职务,另一女学员爱人被免去厂技校老师职位。现我们三人全被工厂非法开除工职,强制解除合同。2001年1月11日因一学员心性没有守住,带着公安找到我们在北京的住处。公安强制把我们带回,非法关押在矿区看守所。因我没做任何违法犯法的事,拒绝配合签字。我绝食抵制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放人,并向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昧着良心不顾国家法律,在没有办理任何正规手续下强制执行拘留。绝食第12天的上午也就是腊月二十九(小年),他们为了逼迫我吃饭,把单位书记找来不准他回家过年,还威胁要把工厂工人找来3班轮流看守,我什么时候吃饭他们什么时候回家。其实大法的威力在我身上已经展现,一个生命12天不食水米,还一切正常,这不是奇迹吗?但他们还执迷不悟。单位书记牛秋生不明是非善恶,把一切不满说是大法与师父造成的等等。看到他们的言行我的心就象刀割一样疼痛。师父慈悲众生,传大法救度世人,他们还在害人害己地谤佛、谤法,天理不容啊!只因我人心出来了,心性没有守住,不愿再让更多的人说师父与大法不好而给他们自己带来更不好的结果,初一凌晨我吃饭了。当时难受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自修炼以来,知道师父对弟子只重心性不重形式,从来没有给师父磕过头上过香,这次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为了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敬意,第一次用仅有的东西供在了炕上,眼里流着泪给师父磕了3个头,这一举动触动了所有人,他们看到了一个大法弟子对师父与大法的真诚坚定的心。在非法关押近30天时我们要求放人,可他们太卑鄙了,开了假“释放证”欺骗了我们,又把我转到了获鹿看守所。只为说句真话,坚持真理,正月十七婆婆病故,家人要求放人送葬,可我连最起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获鹿看守所对待大法弟子更是邪恶,所长及其它手下恶人已在明慧网上多次曝光。一次副所长杜滨(女)找我谈话,让我喊报告,我不喊,说:“我没犯任何法,不是犯人,我们是修炼人,是有尊严的。”她听后叫我站着,喊来手下一个邪恶打手。他打大法弟子心狠手毒,我对他说:“打人犯法,善恶必报。”他人性全无,上来左右开弓,专往脸上打,我只觉得两眼冒金花,两脸火辣,直到肿了起来,几乎要倒下,口腔内两边已被打烂,又过来一恶人对我就是猛踢猛踹。但是我是修大法的,他们只能迫害我的身体,却动不了我坚持真理的坚定的心。在每天晚上点评时犯人见到值班管教要喊“政府好”,杜滨(音)见我不喊,问我:“政府不好吗?”我很肯定地告诉她:“政府不准好人说话,还要把这么多好人抓起来,对吗?”她听后看我很久,见我非常平静,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正念使我战胜了邪恶,自此以后他们不再逼我。其实他们都是被邪恶所控制,他们也明白大法弟子都是好样的。
2001年3月14日我被非法强制劳教三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在体检中身体不合格,但厂派出所所长李增业与劳教所达成了让我暂时留住的协议,真正露出他们的邪恶,我被分在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二中队二班。第一天白天队长让写保证遵守所规队纪,我说不炼功不学法办不到,她说只是集体生活整点起床参加劳动,我想那行,我们炼功人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用我们的言行来证明法轮大法是正法。进班得知,这是所部1、3、5大队,五大队分3个中队,每一个中队非法关押大法弟子近百人,分1、2、3个班。通过和同修交流认为:所规队纪是给犯人规定的,我们是修大法的,是最正的,不是犯人,咱们被关押在这里是违法的。我明白了不应该写什么遵守所规队纪的保证,并决定以行动取消保证,挽回损失。第二天,监控的吸毒犯让我参加劳动,我对她平静地说:“我不应该干,要找队长谈,写的保证作废,要收回。”她一听气急败坏带我去见队长,队长他们说我闹事,不由分说给我上绳(一种刑罚),四五个男女队长按住我,怕我叫出声来,指使监控田少英用胶带把我嘴封上三圈,只让穿一件秋衣,把手脚反绑让绳子象蛇一样缠在胳膊上、脖子上,就象电影里绑犯人上刑场一样,绳子很细,上得又很紧,绳子很快吃到肉里,有一根绳头说什么也绑不住,三次绑上三次掉下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放开说是重新找绳再绑,当时由于血液不通,两个胳膊已不能动了,感到心慌出气很困难。我要水喝,他们见我这样后说:“这就受不了了?”我说:“我已经被非法关押折磨60多天了,现在身体又有病了(被迫害所致),有体检证明。”他们没有再上绳,又把我双手铐住,吊在暖气管道的立管钳子上,只能脚尖着地。我真后悔,只因没有守住心性做了不该做的事,这样我反复在心里背法,坚定正念,我走出来就是证实大法的,绝不能够走向反面背叛大法,在心里对师父说自己错了。到了晚上,师父慈悲,同修见我三天没有放回,要求放人,如不放人,同修就不睡觉──就这样我被放回,还有几个同修写的“保证”队长一块退了回来,我们当场撕毁。这是大法的威力体现,只要大法弟子坚定正信正念没有办不到的。但是对于邪恶的生命来说,由于有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支持,在劳教所里对待大法弟子比对真正的犯人狠毒,他们执法犯法、威逼利诱,为了达到逼迫我们放弃信仰的目的不择手段,因“转化”一个他们有奖励,打死又算自杀,所以大法弟子在劳教所这人间地狱里真是生不如死,每天身心都在极度的邪恶迫害中度过。暴徒们把所能使用的刑具刑罚都用在了大法弟子身上(电棍、狼牙棒、上绳、吊铐、反铐、蹲铐、罚站、关禁闭),更可恶的是精神上的摧残,每天看诬蔑造谣的电视录像,逼写认识,不许弟子睡觉。一个生命最难承受的是长时间不让睡觉。据悉现在全国已有近千名大法弟子在迫害中被夺去了生命,所谓的“转化率”就是这么来的。
在邪恶的环境里,每天真是感到度日如年,可心里就有一念: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是清白的,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誓死不背叛大法,不当叛徒。面对邪恶的迫害,不能炼功学法,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劳教所要工厂接回,工厂不接,劳教所里怕出非正常死亡事故,于2001年6月8日晚送回(有证明)。但工厂的邪恶之徒们还是不放过我,要我配合他们。我正念抵制,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大法弟子修大法的心是坚定的,一切都不配合。2001年8月6日上午厂公安处派出所在我买菜回家的路上绑架了我,为了揭露邪恶,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恶行,我一边抵制一边大声喊:“绑架犯法,我没有犯任何法,你们这样不得人心!”四五个年轻人架住我推进了车里,当场有很多人目睹了这一切。一路上我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决不允许邪恶对我进行迫害,阻止他们再继续作恶。到了矿区公安局,我向公安人员提出质问,揭露他们的恶行,使他们没话可说,给我办“监外执行”:一年3000元,三年9000元。我对他们说:“我没犯任何法,是你们在利用国家人民给的权力在犯法,不要再做恶了,善恶一定有报。工厂已经开除了我的工职,爱人也受到株连,逼迫无奈提出离婚。我身体你们也看到了,以前我炼功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我已被你们迫害得快家破人亡了,要命有一条,你们看着办吧!”可笑的是,他们在执行书上保人栏里写上了我的名字,当天中午暂时把我放回。为了抵制他们对我的迫害,我于2001年8月7日被逼离家出走,家中有近70岁的老母亲不能照管,是谁剥夺了我们做父母、儿女的权利?是谁践踏公民的合法权益、强制人放弃善念、剥夺做人的基本权利?正邪好坏对错,还是让事实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