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俄罗斯移民中弘法的经历（译文）

【明慧网2001年4月13日】 我得法已经三年多了，家住新泽西。想谈一谈弘法心得。我一家是从前苏联的乌克兰移民来美国的。如何在俄语系统居民中弘法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移民前，我做过记者、编辑，做过广告和电台工作。我有和别人交流的经验，并能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应对我有帮助。

在我住地的俄语圈内弘法并不简单。人们不仅住地分散，而且为数不多。这里只有一个俄国小商店和一个小餐厅。我经常把翻译好的大法宣传材料放在小商店里。有人来拿资料，但是没人打电话。在我们居住的七层大楼里，我和丈夫一起，几乎走访了每一家俄罗斯住户（当然，美国人家庭也去），介绍大法，留下资料。但这显然不够。几乎谁也不感兴趣。我想，这有几个原因。

其一，俄罗斯移民过去没有可能和各种心灵潮流及宗教接触。80多年来前苏联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无神论教育，这是国家政策。此外，大部分俄裔移民是犹太人，只有犹太人有权得到“流亡身份”，合法地进入美国。然后他们可以移民他们的直系亲属，然后，他们的亲属又可以移民他们的直系亲属等等。前苏联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可以按宗教或其他名目入境，但不具规模。所以，在俄语系统弘法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但其传统是信犹太教。只有在美国，前苏联的犹太人才能接触正宗犹太教或宗教传统、礼仪等宗教的一切。由此，宗教吸引了大批犹太人。他们尽量遵循这个传统，到犹太教堂做礼拜。他们认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上帝。

这是在俄语人口中弘法的客观困难。另一个更重要、更隐蔽的原因在于，我以什么情绪、什么心、什么思想向别人弘法。弘法人的场应该覆盖所有听众，此时修好的一面应全部展现并宣讲。过去我不懂这一点。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总搞不好。在单位里我努力弘法，即使有人一时感兴趣，也很快就过去。很明显，我太希望说服别人了，为此充满执著。我几乎是劝说别人相信自己。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但始终不能克服。宇宙大法的存在不取决于人们知道与否，和人们信不信无关。宇宙大法是伟大的和包容一切的。我的任务是从慈悲出发，让人们知道大法，而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证明自己知道的多（大法的真理性是客观存在。）是要非常真诚地，对谈话对象全神贯注，关心其要了解的问题，通过自己传达大法的声音，使得大法的光芒、大法的热量、他的强大的正的威力全面展现，使人充满非凡美妙的感觉。谁有这个缘份谁响应，没有缘分呢，我也不能改变其命运。

内心这样准备着，常想时机总会到来。因忙着大法另一项工作，一直觉得自己在拖拉。

一天新泽西一学员来电话，说可以和一位俄语无线电广播编辑联系。过几天另一学员也来电话说电台广播的主意，她提供的电台涵盖三个大州，比前一个电台的听众更多。我马上明白了：时间到了。电话预约时，电台给了我45分钟直播时间。

我做了细致的准备，和有弘法经验的老学员商量，看我们的弘法录像，准备好发言提纲。我知道，如果我信心不足，没有感到我背后是强大的法轮大法，那么什么草稿也救不了我。大法可以回答所有问题，而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粒子，沧海之一粟。

我得乘两小时汽车才能赶到电台。于是我在汽车里预习，自问自答。我尽量抑制自己的激动，消除执著，但是还是紧张。从地铁出来，街上非常冷，风吹雨斜，我得走20分钟。小伞没用，全身湿透，但内心暖烘烘地。我上到五楼，进屋等候。广播已进行了3个小时，我正好安排在第四小时，是最后一个。屋里的人们有的开玩笑，有的干杂活。我不由自主地想道：天哪！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来干什么！转念又一想：其实，自己根本不应该那么想。

很快就轮到我了。我非常自信地坐到麦克风前。主持人谢瓦告诉我：把草稿丢开，这里的对话要在随和即兴气氛中进行。

开始给我5分钟时间介绍法轮大法，然后主持人把话题接过去。我有一种感觉，一方面我觉得我在这个屋里，同时我觉得我在另一个另外的独立空间，那里他影响不了我。主持人希望引起争论和反驳，甚至使我惊慌失措。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我或对我们师父不尊重，而是职业习惯，他希望节目“热烈”生动一些。“您的师父靠什么生活？”“难道自我检查和向内找不是自我表现毁灭过程吗？”“法轮大法学员的一天是怎么过的？”“难道这么生活不枯燥吗？”“法轮大法学员还有没有幽默感——这种人类最美妙的感情？”问题接二连三涌来，可是我没有丝毫惊慌失措或不自信，因为此时在另一空间里我的声音是那样的沉稳、安祥和自信。我觉得，此时在我身上集中涌现出这些年我修炼出的最精华的东西。主持人说：“比如说，全世界就剩下一本《法轮大法》了。这本书正好在你女儿手中。您爱您的女儿。是吗？”“是的，”我诚实地轻声地回答。“您的女儿受到致命的威胁。现在您来选择：是救您的女儿，还是救这本书？如果您救您的女儿，那么将来世界上永远没有人能读到‘法轮大法’了，也没法变好了。如果您救书，那将失去女儿。您如何选择？”

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我心里挺难受。但是我马上觉察到，我不必按照他的思路走。我说：“咱们不必去设想。法轮大法不是游戏，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法轮大法对我非常珍贵的，可能是我最珍贵的了。我非常希望我的女儿选择和我一样的道路。”让我惊奇的是，主持人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不再就原来的提问抠下去。随着直播节目进行，我回答提问越来越简洁明了。大法照亮了我的思路，各种念头非常有序排列，叙述非常简便。

主持人突然说：“请您看看屏幕。这些红色条带标出所有打来的电话的听众。他们希望提问。接通他们？”“那当然了。”“请告诉我，如果我成了法轮大法学员，我还能买高级西服吗？还是我非得买劣质品？因为我成了大法学员，我应简朴过日子？”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想可能是我的错，使他误解了“向内找”。于是我说：“如果您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您不买您喜欢的质量好的西服呢？问题不在于您买了一件什么西服，而是您怎么对待这件事，买西服的念头对您有多重要。比如说，有多么强烈的愿望想比别人穿得好、穿得贵，以便展示自己？问题在这里。”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念：“为什么这个人选了这么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提个更有意义的问题？”但我马上的到答案：人们起步就是从身边、从表面问题入手，之后只要学大法，他就会成熟起来。通过这类问题他可以明白很重要的理。他打了电话，提了问题，这本身就非常重要。他动了心了。这就很好！

主持人说：“据您所谈，你们有某种思想可以使世界变好。这可能吗？”我回答说：“我看，首先得从自我做起。改造自己，我们也改造世界。外在的法律条令终究抵不上善良人的心的力量：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如果他们都不违心地去做坏事，那么世界就会变样。”主持人反驳说：“改变自己，自我剖析，向内找 - 这是自我毁灭！”这是我脑海中闪过一念：“别搞辩论会，别争辩，别让人类的情占上风。”“我觉得，这是造就，真正的自我塑造，一项最困难、最美好的事！剔除自身的，以及思想行为中的恶习，进行剖析。难道这不是人的行为吗？”其实不确切，我现在想说的不是这个……但是当时我无可选择。

当时我决定自己掌握主动，特别是我对面坐着的那位说道：“这里所谈的对俄罗斯人来说并不是没有吸引力。要知道，中国和俄罗斯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俄罗斯都在收拾那些不顺从的人。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共产党制度给前苏联各共和国带来很多灾难。要知道，那个制度就是现在在中国实行的制度。”然后他提到“自焚”，好象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还表示抗议，然后又说“盲目迷信”。我几乎是打断了他的发言。我说道：我们确信，这些投入烈火的不幸的人不是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证据说他们是我们的人。相反，在我们的“法轮大法”书中明确指出：“禁止杀生，其中包括自杀。”我说：“媒体登载了大量文章，其中很多文章指出伴随这一事件的各种奇怪的现象，使人看到，制造这一事件是多么可疑和可怜。至于说到“盲目迷信”，我说：“不是盲目迷信，而是深刻的忠诚和正信。”

接着一个非常不怀好意的声音说道：“早晨散步时我经常看到一群盘坐的学员。……我想告诉你们，迟早会变成商务，会来钱的，迟早会变成会道门的…会把人们引入歧途…”他还说了些什么，不过我没有产生任何愤慨和激动，或者苦涩，我只觉得痛心和遗憾，因为又有一个生灵和宇宙大法擦肩而过，甚至没想稍做了解一下。我非常平静地说：“法轮大法不是会道门。我们没有任何朝拜、典礼、会员制和硬性仪式。最主要的是法轮大法与钱无关。在我们这一法门内，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在志愿的基础上。不可能有任何商务活动。我们的师父让我们集中精力去修炼，而不让学员沾染任何官僚习气或卷入商务活动。”

“至于说会把人们引入歧途 –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学员们都工作，是社会当之无愧的成员和各国诚实的公民。工作之余他们进行修炼。难道正教犹太人没有把自己一生大部分时间奉献在自己追求的信仰上吗？还有基督教天主教徒。您不能把他们称做会道门吧？！”我当时还想说：通过修炼，大法弟子变得更好的人，身体更健康，这对全社会都是有利的。可是下面的提问象潮水一样涌来。

主持人说：“如果高层人士决定修炼了，他该做什么？辞职吗？”“不需要。任何阶层都可以修炼法轮大法，不论他是百万富翁，还是政要，只要他们能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要知道我们修的是‘真善忍’”。“是的。但是我不相信高层政要永远能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事业。这是职务的要求。”“这取决与他的心。我不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比如说，一位高层人士要去妥协，就是说去和自己的良心做交易。此前他认为，这种行为对自己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别无选择。成为法轮大法弟子以后，他可能不按旧规矩行事了，这种妥协不再是可以接受的了。如果无法遵从自己的信仰，换个工作岗位也是可能的。这里存在着‘选择’问题。有时人们为了自己的信仰牺牲了比职务更珍贵的东西，甚至于自己的生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例子，如马丁.路得.金、迈哈祖.甘地和其他人。”

然后我请主持人给我几分钟时间，说一些很重要的事。我叙述了江泽民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列举邪恶实例，叙述了他那一伙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出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违法的、违反人权的行为。此后一个电话说：“你说这些是为了俄罗斯人正式表示自己的抗议？”“我说这些，是为了俄罗斯人能了解法轮功真相，以及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的是当您阅读来自中国的那些诽谤法轮大法的宣传品时别上当受骗。虽然在美国大部分报刊都能客观介绍事态发展，世界进步人士以越来越强的声音保护法轮大法，但是人们仍能遇到污蔑性文章，其中包括我们俄罗斯人。”

“请问一声，怎么才能得到‘法轮大法’这本书呢？——我听见从太空中传来一个纤细的女声，——我对您介绍的学说非常感兴趣。”“那当然啦。我家的电话号码是……”主持人说：“我们还有这么多电话要求提问，能否再接几个电话，然后结束广播？”如能再提几个问题那当然好啦。

“老年人可以学法轮大法吗？”“那儿可以得到书？”“这和太极有什么区别？”——问题接连不断。

广播接近尾声，谢瓦一直催我。最后我说：2000年我们师父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主持人感谢了我，直播结束。我问主持人“怎么样？”他伸出大拇指说：“这么多电话，就说明非常棒！”我向谢瓦致谢，感谢他为这么多听众提供机会了解法轮大法。他笑着和我握手，他可能没想到，他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多么大的善事。我们大慈大悲的师父不会没注意这个人。

离开电台我仍然感觉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我给电台的记者们留下一本“法轮大法”和其他大法材料。街上的大雨还在下，它们现在洗涤的是另外一个我。当时有点多愁善感的味道，我想排除它。我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女儿大呼：“妈妈，他们不停地打电话。广播还没有结束，他们就开始打电话。已经有18个人打来电话！”这个19岁的女儿认真地记下所有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不久前她已经开始比较认真地对待法轮大法了。她的嗓音里透出兴奋和惊奇。

这些有缘人醒过来了！不由得我泪流满面。我知道，今天我向前迈了一小步。头脑中非常清晰、和谐。

电台广播已经过去三个星期。约有47个人给我打了电话。按其请求，我给其中大多数寄去“法轮大法”和材料。人们接通电话，长谈不止，好象我们是老相识。一位女性说：“听您的声音我就信了。您炼的（功法）一定是好的！请寄给我一本书。”另一位说：“我们觉出，这是一个非常清澈、非常深奥的法门。”一位主妇说：“我家的肉饼都炸糊了。完全听忘了。看着收音机，心想，老天保佑，让它多广播一会儿。我从不听广播。今天不知什么力量把我吸引过来了。”有一位：“您所说的非常贴我的心。我一生在寻找真理之路。请您寄一本书给我吧！”

北新泽西一对夫妇担心书被寄丢了，便亲自到我家来访取书。很多人请我去作客，希望做点有益的事。这是很好的体验。也可能他们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严肃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响应了，他们动心了。师父说过：一些人与法结了缘，认为法好，但是尚未认真修炼，可能属于未来得法人。我还记得师父说过：哪怕读了一遍书也会使人变好，因为他知道了做坏事、撒谎和恶习对他意味着什么。那些有缘人俩俩相继而来，加入修炼的行列（大意）。我们助师世间行。只有溶于法、成为其中一粒子，我们才能真正协助师父救度世人。

（2001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