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局副局长的上诉状：上诉理由（补充）

【明慧网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修炼人对名利看得太淡了，从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天，我就从没看重过副局长这个职位，1999年5月18日下午我曾去县委找到组织部长赵大明、副书记王立加，简要说明了一下信访局那帮人的邪恶行为，赵部长说：“不想当官了？”我说：“不想当了，我也不当了，哪怕叫我去教小学二年级都行，只要不再当这个副局长。”因此，有人想拿这个副局长的职务要挟我是无济于事的。

二、“历史上当皇帝当王子的都放下权力而修炼的也不少”。1999年8月12日，我向县委组织部交那份《辞职报告》本身，就是对邪恶势力打压“法轮功”一种特殊的抵制方式。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感情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非常理智的选择。是我们全家一致同意的。不是已有明文规定：“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公务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吗？我这个党籍算是被动丢掉的，是组织上把我拒之门外的，而这个公务员我完全可以自己主动辞职。人类不是有句话叫“人各有志”吗？我只不过在“当公务员”与“修炼法轮大法”间选择了后者，国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公民、老百姓也不允许修炼法轮大法呀！

有的人为我丢了那个所谓的“铁饭碗”而惋惜，也有人说我炼法轮功炼的都“走火入魔”了，什么都不干了。其实，不是我不干了，是政府做出的这个错误决定后，不叫我干了。按修炼的人说，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在世间洪传，敢不敢堂堂正正的去证实。也有那些表面上看上去“通情达理”的亲朋好友劝我：“你就在家偷着炼呗！何必这样傻！说个瞎话什么都不会失去”。几经皮肉折磨之后，公安局长、纪检委书记也都给来过这一套。我清清楚楚的记得谭局长劝我：“你说咱们都是同龄人，我比你也大不了两岁，你今年才35岁，就按70岁的寿命计算，你还有35年呢！你怎么会不怕死呢？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看街上那些捡西瓜皮吃的，都不愿意死，我的一个妹妹，回去写份《悔过书》，爱炼回家插上门偷着炼去吧！”这是1999年10月6日上午他在公安局政保股跟我说的话。因为1999年10月4日曾在看守所办公室，他带着一个叫王炳武的副局长坐在沙发上问我：“要枪毙了你，你还炼不炼哪？”我说：“枪毙就枪毙，有自由我就炼。”一个叫梁战海的警察说：“你永远有不了自由！”谭局长又问：“那就给你报枪毙了？”我没说话。那时，我是在看守所的七院小号被隔离，只有三个刑事罪犯看着我，也真不知外面是什么环境，没人给我透露一点消息。

不是人人都为了那个“铁饭碗”而不惜一切的，大法弟子连生死都放得下，更不会为了那几个钱儿去胡说八道，去做缺德事，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因此，那些劝我的，软硬兼施转化我的，都是大错特错了。历史上许多修炼的人不是一无所有而要饭吗？现在看守所每天的两个窝头，还有热乎乎的汤，足矣！历史上也有许多王公大臣，看不惯逆天叛道的行径而告老还乡，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林则徐》，忠臣们摘掉了顶带花翎，辞别昏君告老还乡了。人啊！为了伸张正义都能舍弃名利而不随波逐流，而我这么一个大法弟子，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哪？因此，当我放弃这些的时候，非常的坦然，放下之后也真是非常的轻松。现在我只做一个家庭妇女，已不拿政府的一分钱俸禄，还到家里抓我，也够变本加厉，为所欲为的了，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邪恶！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我是好人，容易抓，容易打，施展起来才那么心安理得，无所顾及，没有后顾之忧。只可惜他们却感觉不到这个邪恶的程度。因为人类的道德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滑着，世风日下，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但是对修炼人来讲无所谓。不是有许多人都知道岳飞的故事吗？南宋时那个秦桧不是也曾掌握着生杀大权给皇帝奏本，把岳飞害死了。可烟云过后，他却永远的给岳飞跪在那里，成了骂名千载。而岳飞浩气忠魂留世间，丹心永远照后人。其实死又算个什么呢？对修炼人来说，不就换个空间吗？而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意义更深远，未来的神都会永远记着你！是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和神斗永远不配！

三、这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扣上一个“利用X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大帽子，再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们就以为是“名正言顺” 了，美其名曰有法律的武器。还甭说这法律制定的合不合理，就看这份漏洞百出的《判决书》及开庭的前前后后，就足以让他们执法犯法的本质原形毕露。

2000年12月27日，公判大会在涞水县文化广场召开，几千人的会场，众目睽睽呀！涞水县人民法院一个姓徐的副院长宣布了我和陈成兰都是“有期徒刑5年”，我还记得有什么“诬蔑县委领导”，“以人民为敌”的字眼儿。可2001年2月23日，涞水县法院苏金生等三人又到看守所，把我和陈成兰提出去给我们宣判。我当然抗议这种拿法律当儿戏的行为，勉勉强强的接过了《判决书》，那上面打印的是2001年2月21日，从头至尾我也没找到公判大会上宣读的那些罪状的字眼儿，只有有期徒刑5年不变。这是偷梁换柱的做法儿。他们想把这个时间差开，却把内容换掉了。因为我被带了手铐，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还加了一根勒脖子用的麻绳。不可能搬个录音机，把宣判的内容录下来。但是，他们万万也想不到在给我发这份《判决书》之前半个月，我就写好了“上诉状”。罪恶抹不去呀！如果不是我交到法院这份“超前”的上诉状，他们那判决书肯定还会往后拖！按一般法律程序，应该是接到判决书之后再上诉，因此2000年2月23日那天苏金生把我2001年2月8日的上诉状递给我让我重写，我当然拒绝了，我对他说：“上不上诉是我的权利，上诉状上写什么还是我的权利，我这个不变，还是交这三份”。实在是出乎他们的预料，他又说：“你看了判决书后好知道上诉什么呀！”我说：“不变就是不变，法庭上明明白白都说清的事情，你们还非要这么干，你们真的充当了迫害法轮功弟子的帮凶！”我的上诉书只是在揭露邪恶，在证实法，完全不是为了维护个人什么。因此，也完全没必要让人指挥我什么时间写、怎么写。上诉书比判决书超前半个月，这本身就是揭露邪恶的一个最好见证，这在涞水建看守所以来也是又一个创举（2000年8月10日我被刑拘后直到8月20日，我绝食10天，而且行动自如，已创过纪录），我是在宣判后40多天才写的上诉书，并曾于2001年1月8日书面写材料给法院催要判决书，涞水县人民法院为什么置若罔闻呢？如果是光明正大的，为什么不提2000年12月27日的公判大会宣判呢？我当着苏金生的面曾指责他们：“几千人的会场上你们干的事你们不敢承认吗？那个宣判的徐院长不比你这个庭长官大吗？”他们个个哑口无言。

2000年11月30日下午开庭前，我拒绝穿囚服，看守所的所长就让人给我带上了脚镣。这是哪家的王法？什么法律上规定着上法庭要穿囚服？我当面质问刘所长及法院来提人的，他们都答不出来。只是支支吾吾的说这是规定，我问：“哪写着那？你给我拿出来看看我就穿。”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我又对法院那个提我的人（苏金生）说：“即然是开庭，原告被告应该是平等的，如果法庭上判我无罪，应该无条件释放。你这庭还没开呢，就先让我穿上囚服！是不是说明我已经有罪？如果是这样，那还开什么庭，我也不去了，你们就看着判吧！爱怎么判怎么判！”苏金生答复不上来，只是说：“你不去怎么行？”这时法庭那边打来电话催促，苏打电话告诉他们说：“她们不穿囚服！”为了不再让这办案的人难堪、尴尬，我伸出腿让他们给带上了脚镣。心想：只要不穿那囚服，只要不给大法抹黑！赶快到法庭上正法。这真的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才做到了这一点。

2001年1 月10日，张明达张口就骂，伸手就打陈成兰，我只是喊口号，抵制他变本加厉的迫害大法弟子，却又被带上脚镣，还有夏洪蕊，晚上孟庆莲、李帛兰被同时把手铐、脚镣带上，直到腊月二十七，而这打人骂人的张明达却没听说受任何制裁。

我爱人送来的钱，还有春节前后大法弟子送来的钱，上到了看守所的账上，共计550元，可我一个多月支不到钱票，手里没有一分钱。缺了卫生纸可别扭了，因为我们是女人啊！无奈，2001年2月14日，我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个白色高领秋衣扯成碎块，我们就只好把这个代替了卫生纸，脏了，用水洗洗凉干了接着用。好不容易发给了我钱票，看守所张明达开始卖东西了，这卷没有任何包装的卫生纸，价值不足一元钱，看守所标价5元钱两卷，我买了20卷，他却要355元。这真是利滚利之上的变本加厉！

因为我们是在证实法，来到这里以后一直不背监规、不穿囚服、张明达打了陈成兰后我们四人被带了脚镣，其中有两个是手铐、脚镣同时带的，孟庆莲和十九岁的李帛兰我们从此不值班，不干活儿，不遵守看守所对犯人的一切规定，集体学法、炼功，现在我已经背完了我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的讲法。

有一天，看守所刘所长让我们写心得体会，2001年3月5日，我们就把这些内容贴到了监室的“心得体会专栏”上：

冲苍穹

三进七院到小号，
拳脚棍棒伴镣铐。
难忍能忍无可忍，
柳暗光明胜寺庙。
身陷囹圄苦为乐，
人在迷中把我笑。
待到真相大显时，
十恶之徒无处逃！

注：本人曾于1999年9月30 日、2000年8月17日、 2001年1月10日 三次被押到此

大法弟子：刘金英

狱中吟

庆莲本是农家女，
半路途中不由已。
身陷逆境自惭愧，
披荆斩棘为真理。
镣铐相伴夜难眠，
群星孤月也无语。
此时无声胜有声，
坚如磐石盼归去。

大法弟子：孟庆莲

无所求

淑女不求世间物，
只因得法在高处。
今生只为助师行，
历尽艰辛一条路。

大法弟子：夏洪蕊

悟中行

圣洁法缘一线牵，
生命辗转过云烟。
人间闹市天胆闯，
为得今朝兑誓言。
风云突变恶浪掀，
恩师扬帆带我还。
现今学法方恨少，
忍苦不再误航船。

大法弟子：李帛兰

遇难呈祥

人心凡重遭苦难，
寂寞偶遇有缘人。
如梦方醒逢大道，
渴望君师带我还。

大法弟子：韩雅娟

其中，韩雅娟是因重伤害而被刑事拘留的，被看守所任命为号长，负责管我们四人的，她家里没给送过钱，两个月来我们没拿她当过外人。吃的、用的没少帮她，她发现我们太好了，也开始修大法，只是不敢公开。

两天后，刘所长看了心得专栏说：“刘金英还会写诗啊？”我写的贴在了最醒目处，他接下来往后翻，看到都是同样的形式。就责怪韩雅娟：“你怎么也跟着她们学，还来个“遇难呈祥” ？今天中午12点以前把这些都揭下来，哪怕有与法轮功决裂的一句话就行”。那些诗被揭下来了，但墙上至今是空白。

在这之前，我曾于2000年12月3日写过一首《诗归》贴在了四院八号的心得专栏上：

迷中争斗女强人，
九问苍天为哪旬。
恩师含笑佛光照，
儿才弃业要归根。
吃尽棍棒和镣铐，
苦得开心让人惊。
历尽艰辛头不回，
一心只为把家归。

四、有人说我“不顾孩子，不管老人，把父亲气得够呛！”这话正好讲给那些邪恶的镇压者。

我是1996年开始修法轮大法的。1997年底我们搬进了新居，那儿条件好得多，夏天有太阳能淋浴，冬天暖气不用生火，而且每天供开水。我的公婆都是年逾古稀的人，而且我的婆婆是半身不遂很重，衣食起居都不能自理，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1998年1月2日，我和爱人去栗村把他们接到了我家，来之前我公公说：“等我们把家里收拾收拾再去吧，你们刚搬过去，去了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呢！再说也没个思想准备。”我说：“也甭准备了，热土难离的，你一有了准备说不定该几天睡不好觉。先去吧！找个看家的，等明年春天暖和了再回来慢慢收拾，省得往屋里背煤、背土再往外背炉灰了，你们年纪大了，我俩工作忙回来及不及时的，没床好说，去了你们先睡床上，我们在地下，已经去订做了。我一再诚恳地劝他们，就同意和我们一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和爱人就真的开始睡在地上了。孩子睡在沙发上，直到腊月二十三，我们才把新床买回家。”

公婆和我们住一起，无疑我这家庭负担是加重了，做饭、洗衣服都比以前多了，还要应筹一些来看望他们的老亲戚。但他俩来我们这儿，每天跟我们一起学法、炼功，我婆婆炼不了就天天听我们念法。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到1998年春天，她就能扶着楼梯下楼了；1999年春天，她开始一个人下楼上街溜弯了，有时连个拐杖都不用。而且她以前有的血压高、心脏病等从来没犯过。口齿也伶俐了许多，如果她坐在椅子上跟人讲话，你看不出她是个病人。

1999年8月5日，是第一次我被行政拘留释放的日子。公安为了让我写保证书，让我娘家的父母去了拘留所。纪检书记刘耀华对我说：“你再不写，就让你妈给你跪下！”我心想：“我真是个混蛋！”只是没说出口。我爸爸哭着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上了小学上大学的，现在我们老了，你不管我们了……”我知道爸爸有心脏病，情绪激动时容易犯病，心想：他们这不是要他的命吗？我娘家的婶子也哭着打我的肩膀。这时，刘耀华又说：“再给十分钟时间。”这怎么倒像小时候看电影里的镜头呢？那土匪为了让革命党人交待什么，不就经常绑架他们的父母来这个苦肉计吗？我的眼泪扑溯溯流下来了，但我的头脑非常清醒，为了尽早结束这悲惨的恶作剧。我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去吧！就当女儿死了，就当女儿出家了。”爸爸听到我说这些，也想伸手打我，他颤抖着身躯力不从心。拉扯中我的钮扣被揪掉了，我左手把两边的衣襟揪住，免得露出肉来，右手指着他们：“从今以后，谁再劝我写保证书，不让我修大法，我就没爸没妈了，从今以后我谁都不认识！”

从那以后，就传出“刘金英疯了，都不认她的爸爸了，把她爸爸都快气死了。”大家想一想，怨谁呢？这不是把我逼成了这样吗？不是我不要父母，不要孩子，是公安硬把我抓到那里，弄得我们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要我写这个保证书，还不如要我的命！

2000年7月19日，公安又到家去抓我，正好让我父亲碰上了，那天我本来准备陪他去看病，我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其实要不是牵挂你，我的病早好了，你什么时候能让我放心哪？我现在退休了，儿子大学毕业在北京，也真没别的愁可以发，就是提起女儿去过看守所，我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咱家的人祖祖辈辈都没进过公安局呀！‘真、善、忍’也不错，我这大半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既然是‘忍’，人家说个不好就值得去围攻中南海吗？”我说：“爸爸！那不叫‘围攻’，常人是善恶同存的，所以他们会有斗争、有政治，而大法弟子完全是用善的一面，是抱着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去上访，讲清真象，4．25那天，我在府右街上看到秩序井然，14路公共汽车照样通行。上访的人连盲人道都没侵犯，人们都在红墙外围静静地等候那五人代表出来。再说，这些修炼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而且手无寸铁，世界上有这么老实的示威者吗？大家在不公正的待遇下，只不过向政府反映一下真实情况。关于我去拘留所，看守所的事，你也不应该这样看待。因为你的孩子没有错，没做见不得人的事，也不存在给你丢脸的问题。打个比方说，过去有人被小偷偷了东西，大家都会说小偷不好‘这小偷真坏，不劳而获，真可耻’。而现在谁家的孩子丢了东西，他不去怨小偷，而去责怪他的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啊！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不看好自己的东西，给小偷预备了！家家都是这样。’爸爸！您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观念的变异！爸爸！您的孩子真的没错，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您的女儿还敢讲真话，您应该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高兴啊！您不是也曾炼法轮功才把几十年的烟瘾戒掉吗？怎么别人说不好你也一帮哄呢？”

“孩子！说真话不是错。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因此而命丧黄泉吗？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这样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是平反了，死去的也有人追认了烈士，但追认个什么你也活不了了呀？那首《常回家看看》的歌唱得好：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只图个平平安安！”

我说：“爸爸，你放心吧！大法很快就正过来，天清体透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你是把我看成孩子，多大我也是你的孩子，但我毕竟成熟了，有自己的思想，对大法的坚定谁也改变不了。”

我的母亲就非常理解我。开庭那天，虽然没机会跟她说一句话，但目光中我知道她在鼓励我。在此，我发自内心的说一声：“母亲！你真了不起！你的女儿真的不白承受！虽然我身陷囹圄，虽然，我被扣上了政治的大帽子，但这一切都不会长久！将来女儿报效母亲的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换不来的！”

母爱最伟大。高尔基曾说过：“爱孩子，这是母鸡也会的事。”谁都是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儿才八岁，至今整整离开她七个月没见过面。但是为了千千万万、更多幼小的孩子有美好的未来，也就要有我这样的孩子来承受。临去北京前，我对女儿说：“人不能只为钱活着，正义和善良重要……。”这难道不是为孩子负责吗？这难道不是给孩子最大的好东西吗？她将来也一定会有我这样的母亲而骄傲、自豪！承受只是一瞬间啊！将来回过头来看一看，也许那什么也不是！

因此，那些说我不顾家庭、不顾这个、不顾那个的也真够得上是“贼喊捉贼”了。是谁制造了这些丑剧、恶剧？谁正谁邪？讲清真象后就真的不难分辨！

五、任何一个有形的组织形式都不配大法的弘传。大法弘传近九年，都是人传人、心传心。我就是得法后，传给了我的父母、公婆、爱人和孩子。谁会自己上当受骗再去害自己的亲人呢？有的人为了钱甚至是不择手段，前几年的“传销”中还真有这样的。而大法弘传不收一分钱哪！没有自己的一点私利。

有人说：“一个小县城一天就有五、六十个法轮功分子去天安门，是在‘4.25’以后全国罕见的。”如果这个命题成立，不该问个为什么吗？涞水的邪恶程度在全国罕见：1999年7月25日，就专题召开镇压法轮功群众的公捕大会，当天就有七人被押入看守所、六人被开除党籍，这是迫不及待地把法轮功群众推向敌对。那时，河北省共计刑事拘留了121人。平均还不到一个县就刑拘一个。“法轮功研究会”被取缔后，在涞水“组织”这些“法轮功”群众的，除了政府就是公安。党校、靶场一次次地变成为“集中营”，皮鞭中，棍棒下，勒索钱财……，这样的“煽动”、“诱惑”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怎么近两年的时间都没把这些人转化了，也没解决了根本问题呢？学员在生死存亡面前，在最大限度失去一切中还在走出来证实大法。而我只写了一封上访信和他们连面都没见过，仅半天时间就有100多人签名，而造成一天就有那么多人去天安门？他们就那样容易被“煽动”？这就叫“组织”吗？谁正谁邪不一目了然。八千里风暴挡不住人心向善；九万钧雷霆击不碎真修弟子的心。1999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那篇文章的题目不错：“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