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丹佛的两位中国女士,由于她们缓慢的气功炼习,她们热情的信仰和她们作为这个被禁止的教派的成员,已使得中国当局不断地逮捕她们,并把她们关进监狱。
两位中国女士,一个是50岁的退休会计,一个是32岁的实验室助手,她们根本不象那种会威胁强大的政府的人。
他们是人数正在增长的,因中国禁止而在美国寻求安全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一部份。由于这场宗教迫害,美国正在考虑为追随者们提供政治避难,而中国对此提出了抗议。
文章提到,移民律师玛格丽特 S.蔡(Margaret S. Choi)在1999年7月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后开始看到法轮功的案件。去年,蔡处理了3-4件法轮功政治避难的案件,但是今年至一月份底为止,她有10个委托人。
“法轮功类的案件一直在增加,”缪勒说,“但每个案件都按个案分别处理。”文章说,两位女士都要求不要提到她们的名字,以免中国政府知道后会迫害她们的家属。
“政府镇压是不对的,”这个中国会计说,她的朋友在旁翻译。“我不反对政府。我不涉及政治。我只是要炼使我身体健康的东西。”
美国正在提出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提案,其中引证了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处理。这就是那个会计正在考虑申请政治避难的原因。
“我感到非常矛盾,”这位女士说,她是一位祖母,现在丹佛与女儿同住,而她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女儿仍在中国。“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这样,我不想回去。但是我非常担心我的家属。”
文章引述了这位女士住在中国时承受的虐待。
这位50岁的女士来自北京郊外的农村,三年前学法轮功。因为她有个十几岁的女儿患昏厥症,她就去找一个乡村医生。这位祖母说:“他说他治不好这个病,但他建议我们应该炼法轮功,因为这会有帮助。”她和她的家庭找到了本村的修炼者,并学了这个功法。“我非常高兴,”她说。“我早该这样做了,那样我就可以节省医药费了。”
但是在过去的二年中,这位女士被逮捕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99年12月,她和她的女儿去北京旁听对四名法轮功负责人的审判。她说:“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拘留我。”
她们被关了10小时,于审判结束后被释放。这次被捕后,她和其他修炼者对集会更加谨慎,经常限制他们的人数并频繁地改变场合。
2000年3月,她和一小群法轮功追随者在她村里的一条僻静的小路上炼功。“我刚举手开始炼功,三个警察抓住了我,”她说,“他们对我吼到,‘你在干什么?走,走,走!政府禁止你炼功,你为什么不听政府的?’”他们被带到一个警察局,在那里他们被迫在寒冷的气候里站了2个小时。“我们被控阻碍交通,”她说。“我们被拘留15天。”
这位女士说她和另外十几个人被关在同一间屋里,大多数是老人,她们没有床,地上有一个洞作为便池。她说:“警察不让我炼法轮功,他们也不让我读(李老师的)书。”女修炼者的待遇比男修炼者好些。
她说男(修炼)人经常被同屋的犯人打。她叙述了一个受伤的法轮功成员的情况。她说:“他的脸被打坏,全身瘀伤。”并补充说那人后来被送劳改一年半。
自从那次被抓以后,她说她不再在外面炼功了,改在家里炼了。
2000年7月她第三次被抓,当时她和数千法轮功修炼者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当你觉得你被错误对待时,你可以去北京信访办,”她说,“但信访办关掉了,所以我们去了天安门。”但她和她的女儿刚到那儿就被捕了。
“他们让我们都走,”她笑着说,“我们人太多了,所以他们让每个人都走。”她说,从那以后,中国的便衣警察开始跟踪她。节假日,她一直被迫呆在家里。
文章也描述了另一位女士的遭遇。
那位实验室助手在丹佛和她的丈夫(丹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及3岁的女儿在一起。她是在1996年她的丈夫对法轮功感兴趣以后接受法轮功的。“我决定读法轮功的书并发现它非常好,”她用中文说。“她使我感到舒服并指导我生活。我感到这本书帮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我愿意做的人。”
她第一次被捕是一月中旬在天安门广场,那时她正设法与其他追随者联系。她说她被审问了几个小时。她最终绝食,说如果不让她炼法轮功她就不吃饭。
那时,她被带到另一间屋里,在那里,她被打,并被同牢房的几个人灌食,灌的是一些咸酱油之类的混合物。“我(吐出)所有的东西,”她面带笑容回忆说,“每个人身上都溅上那种混合物,我的衣服上也都是。”
这些同牢房的人把我带到另一间牢房里,那里还有三个修炼者。其中一人帮她清理衣服并告诉她在这屋里她们可以谈论和炼习法轮功。这些囚徒也有一本《转法轮》,他们被允许学习和讨论这本书。
这位实验室助手说她停止了绝食,但继续被关了21天。她说她计划申请在美国政治避难。她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害怕法轮功。”同时,两位女士继续在美国修炼法轮功。
文章最后引用那位50岁祖母的话说,“我们不伤害别人,我们不杀生。人们炼法轮功没有错。”